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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正非:基层员工学不学习哲学都不重要,但是中高层以上要学一点

 2017/7/30 1:40:36    程序员俱乐部  我要评论(0)
  • 摘要:编者按: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心声社区”(ID:HWxinsheng),内容为2017年7月12日任总在新员工入职培训座谈会上的讲话。大家要我讲一讲,我不知对新员工讲什么好。我一讲道理,大家就会说我说教,那我除了会说教,我还会什么呢?想来想去,讲个故事吧!就讲讲中国文字改革的故事。有些故事是我多年前听说的,如有不对的地方请大家谅解,说得对的就给你们年青人做个引子,你们自己再去认识。不对的地方就算八卦了,因为我没有时间去核实。一、“汉语拼音之父&rdqu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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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者按: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心声社区”(ID:HWxinsheng),内容为 2017 年 7 月 12 日任总在新员工入职培训座谈会上的讲话。

  大家要我讲一讲,我不知对新员工讲什么好。我一讲道理,大家就会说我说教,那我除了会说教,我还会什么呢?想来想去,讲个故事吧!就讲讲中国文字改革的故事。有些故事是我多年前听说的,如有不对的地方请大家谅解,说得对的就给你们年青人做个引子,你们自己再去认识。不对的地方就算八卦了,因为我没有时间去核实。

  一、“汉语拼音之父”周有光

  今年年初,复旦大学教授周有光[1]先生去世,他过 112 岁生日的第二天,就发病,第三天就去世了。我看了一些关于他的书籍,深有感触,就从周有光的汉字改革说起。周有光是我国著名语言学家,他早年专攻经济,近 50 岁时才转修为语言学家。抗战时他没钱,带领全家逃难途中写新闻稿来赚取稿费,稿子写多了,对语言产生了兴趣。抗战胜利后,周有光被新华银行派往欧洲工作,他发现欧洲人对字母学很重视,于是买了许多字母学的书籍,利用业余时间自学。新中国成立后,周有光受邀担任汉语拼音方案委员会委员,参与汉语拼音改革方案,为国家做出了重要贡献,被誉为“汉语拼音之父”。有些人不服气,认为做出贡献的不止他一人,几千年来,数千文人都在立志改革中国文字和语音的统一,并给汉字注音。现代人发明注音字,还用国际音标注音等,但到现在为止,汉语拼音是最简明、最方便的。大家不要嫉妒,不要把“之父”看成唯一,还可以有“汉语拼音之爷爷、叔叔、姐姐……”,很多人都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但周有光完成了如足球的“临门一脚”。

  同样,也有人对袁隆平的“世界杂交水稻之父”有意见,认为最早提出杂交水稻的是美国人 Henry Beachell,而且中国研究杂交水稻不只是一支科研小组,有人还在他的前面。高产杂交水稻的关键是发现了雄性不育株,这也是他的学生发现的,为什么要称他是“杂交水稻之父”呢?因为袁隆平在研究中,攻克了“制种关”,摸索总结制种技术成功,给中国产生了大量粮食。从产粮食这个角度来看,他应该是“杂交水稻之父”。人类社会就是这样在混沌中摸索出来的,历史上还有很多科学家,即使没有做出太多成绩,也是伟大的。不要追求什么原创发明、自主创新,站在前人的肩膀上,作出成绩才是伟大的。今天你们很聪明,因为前人的智慧结晶传授给了你们。

  屠呦呦[2]从植物中提取了青蒿素,是抗疟新药青蒿素的第一发明人,获得了诺贝尔奖[3]。这也不是她的原创发明,屠呦呦说是从古书上看来的。她领导科研组系统整理历代医籍、本草,收集二千多种方药,归纳编篡成《抗疟方药集》,又从中选出 200 多方药,以现代科学组织筛选,用乙醇从青蒿中提取青蒿素,不断改进提取方法,终于在 1971 年发现了青蒿素。因此“原创发明”、“自主创新”这些名词在哲学上有局限性,希望新员工有开放的心态,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前进,哪怕只前进一毫米,也是功勋。如果总说从头做起,那是耗费公司投资,应该降级。

  二、汉字的两次危机

  第一次危机是清末民初社会现代转型时期。晚清半封建半殖民时期,人们思想落后,如果有人去给农民照相,他还会拿棍子打你,认为把他的灵魂拿走了。洋务运动失败后,知识分子开始反思,文言文的表述复杂,无法普及民众。当时欧洲的莎士比亚文学、音乐、绘画……兴起,其实对欧洲是一场哲学的洗礼,通过哲学统一人们对事物的认识,所以欧洲文化素质较高,促进了工业革命取得成功。俄罗斯叶卡捷琳娜二世执政期间,大量引进西方的绘画、音乐、舞蹈、哲学……,对旧文化是一种冲击,也是一种解放,所以俄罗斯率先工业化,比当时慈禧太后执政的清朝发展快。俄罗斯修了东西向的铁路,我们就有了瑷珲条约的耻辱。

  清末维新运动,开始有意识地提倡白话,兴起称为“新文体”的“通俗文言文”。上世纪初期,提出“文学革命”的口号,新文学的特点是采用白话文体,为现代工业发展起到一定作用。当然,我们采用白话文,并没有否定文言文。直接、写实是白话文的第一优点,也比较快的能反映科学、技术、社会进步名词的表述。文言文如何表述“蓝瘦香菇”、“喜大普奔”呢?否则,今天无法用文言文描述日新月异的进步。小国、少数民族进步慢,源则语言、文字跟不上社会进步。

  当时中国的经济、军事和技术都非常落后,知识分子反思为什么落后,其结论是:经济落后,是因为教育落后,教育落后是因为汉字“繁难”,难认、难记、难写,当时知识分子想当然认为英语好学,一学就会,学语言根本就不花什么时间和精力,而汉字太难学了,所以中国的文盲很多。解决的办法就是改革汉字,当时设计了几十种方案,有些就是后来电报(汉字编码)和速写的前身,但更多的是拼音化方案,也就是废除汉字。鲁迅私下里给朋友的信中甚至说“汉字不灭,中国必亡”这样的话。一直到 50 年代初,汉语走拼音化文字道路还是主流观点。不光文字改革,语音的改革也是成功的,普通话已遍及中国。

  第二次危机是电脑时代。八十年代,我刚到深圳,电脑刚刚兴起,我感到巨大焦虑,感觉中华民族要被时代抛弃了,因为电脑是英文输入,汉字怎么办?后来,王永民发明了“王码五笔”,非常伟大,让我们看到了中国的希望。当然,今天汉字输入法更先进了,是另外的佳话。汉字本是与电脑不相关的畸形文字,用这个方法解决了,一直演变到今天,汉字输入法已经非常简便和科学。今天,汉字在信息存储、传输、编辑、排序、检索等方面都超过英文,将来计算机扫描,汉字可能还优于英文,因为汉字是图形文字,错误率低。

  回想这些事情,看看中国汉字的道路是如何走过来的。今天汉字碰巧适合信息时代,这与前人做了很多贡献有关。中国将市场统一、法律统一、文字统一,才能形成全国性的贸易体系;加入 WTO,国际贸易让中国经济快速发展。所以,几百年来,文字改革对国家、民族很重要。

  三、汉字改革及推广

  我小时候所处的年代,人们普遍不识字,扫盲困难性极其艰巨。那时,我们对穷人宣传的是,你不识字,认不到钞票,受人骗,促使他学文化,扫文盲。当然,不识字也不会把 100 元当 1 角用的。我们那时十一、十二岁,每天晚上要去农村教人识字。几百年来,多少志士、仁人倾注了心血,改革语言、文字,就是为了扫除文盲。用拉丁文取代汉字,曾经是一个时代的呼声,多少领袖都迫切地使用拉丁化,就是希望一般人能说、写合一,扫除文盲,才能走向现代化。1949 年 10 月 1 日新中国成立,十天后就成立了文字改革委员会,吴玉章担任主任,文字改革过程中,同样很复杂。为了国际化,毛主席也提出用拉丁文来统一文字。革命领袖李大钊、瞿秋白也曾经是这个观点的积极推销者。至于后来如何从拉丁文转为拼音方案,目前没有公开的详细记载。我听过一个故事:吴玉章[4]对毛主席讲,如果改成拉丁文,年青人不认识汉字,就读不懂历史;1955 年文字改革会议,据说反对票多了三票,毛主席很民主,就放弃了拉丁文。(从国外网上道听途说的,没有根据。)

  第二阶段,如何让大家识字?研究简化汉字,实施汉语拼音法。当时军队的一名普通文化教员发明了一种新的汉字注音,为扫盲打下了基础,毛主席接见了他三次。接下来 1955 年文字改革会议讨论用拉丁字母给文字注音,最早以北京话为标准,但北京话多了一个音,需要用 29 个字母。吴玉章陪同毛主席去会场的路上,在汽车上给毛主席讲,如果采用 29 个字母,将来有五千万华侨会看不懂。毛主席就同意用 26 个罗马字母来注音,这就是普通话的基础。

  第三阶段,汉语拼音方案要成为国际标准。如果文字改革仅仅是在中国土地上,不进入国际标准,中国文字是存在问题的。文革期间,国家基本没有参加过国际会议。1979 年,国际标准委员会发函邀请周有光到巴黎参加 ISO,他先拒绝了,说衣服都是破的,国家给他新做了大衣、鞋子、袜子,回国后再交公。他没带一分人民币,也没有一分美金,就去参加了国际会议。因为是外国邀请,不是公派出国,30 美元不发;人民币是外汇管制,不允许带出国,因此,两手空空上了飞机。在这个会上,他介绍中国对汉语拼音方案的意见,让国际上看到了我们的文字改革,做了一次广泛性宣传的基础工作。但当时很多国家抵制,因为他们更改自己国家图书馆的书籍,需要花费数千万美金。第二次华沙国际会议,接受把《汉语拼音方案》定位拼写汉语的国际标准,但是会议提出中国要有正词法,这点非常难做到,中国至今也没有连词。第三次国际会议提议在中国开会,周有光向国家报告,1981 年刚刚开放改革,邓小平同意了,在南京的一个空军招待所召开了会议。这次会议很成功,周有光说服了大家接受中国用 26 个字母的汉语拼音,《汉语拼音方案》成为国际标准。

  经历了这么多苦难和痛苦,汉字终于走向了这条贴切中国发展的道路。我们的文字改革,一切都是为了国际化。比如,以前的汉字是竖排(方向是从右到左),后来改为横排(方向是从左至右),顺应人的视力,书写方便,为汉字国际化起到很大作用。大家不要嘲笑前人,都是摸着石头过河。五千年后的人们可能也会笑我们华为的这群“傻瓜”,但是五千年后的事物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我们一步步的努力垫高了他们的发展。

  四、博观而约取,厚积而薄发

  周有光年轻时曾在美国纽约工作,他同学在普林斯顿教书,介绍他去陪爱因斯坦聊天,因为爱因斯坦太孤独了,爱因斯坦讲物理引力波之类的“天书”,周有光讲国际经济形势之类的“地书”,他们只有一句话是共同的——“人生的伟大在业余”[5]。 

  新员工进入公司,应该积极加强沟通,做好充分准备,把自己最优秀的一面充分发挥。希望年青人将精力聚焦在多产粮食和增强土壤肥力上,不局限在各自专业,跨部门、跨专业地沟通。华为以前的传统就是“喜群居、吃杂食”,一群人互相交流,互相提高,少一点埋怨。如果我们把埋怨的能量用来“刨地”,相信收获成果时就不会有埋怨,工资涨了,机会也来了。心声社区是开放的,所有批评我们的帖子都不会删减,而且保护发帖人的隐私。如果你们骂完以后,心里舒服了,不得忧郁症,我们也算是做了贡献。但是,简单的点赞没有必要;没理由的攻击,不可取;特别是人身攻击,更不可取。我们也能够区分心声社区上的建设性意见,从中吸取合理的营养。

  我看到心声社区上有帖子说,反感学习哲学。作为基层员工,学不学习哲学都不重要,只要踏踏实实努力工作,多产粮食,多拿奖金,也就安居乐业了。但是中高层以上的干部要学习一点哲学,因为哲学是人生的罗盘。你们看,戈壁滩上不可能种出郁金香,说明戈壁滩上没有东北黑土地的哲学。清华王国维也曾针对洋务运动说过,开矿山、办工厂都不重要,中国必须普及哲学。只有全民族提高了素质,提高了对事物的逻辑之间的构想,头脑开放以后,才能构建创新。往高走一步,要改变僵化教条,那就是哲学。我们不要求新员工学习哲学,将来要升职后就多学一些,用到战略战术里,对解剖世界、解剖组织有一把科学的“解剖刀”。公司正在结构性调整中,很多文件都对全员开放,主张你们多读公司文件,对公司的理解就会更深刻一些。

  书籍是最好的老师,所有的智慧都可以从书里面找到,有的是直接答案,更多的是读的人去悟。一般员工把一件事情做好就行,但领导干部的工作是多方面的,尤其是和人打交道,需要对人,对事有深刻的理解才行,而哲学就是研究人的学问。

  历史的幸运,我们既保留了中华的传统文字,又成功的全国推广了普通话,这是多么伟大的贡献呵!为伟大祖国的崛起,为实现现代化,作出了多么伟大的奠基呀!我们向数百年来为文字改革进行奋斗的改革者致敬!我们也要为历史添加一砖一瓦。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

  (事前得到过浙江师范大学高玉教授指导,申胜利也做了大量的支持工作。)

  [1]周有光(1906-2017),生于江苏常州,建国初任复旦大学经济研究所教授和上海财经学院教授,并在银行兼职。1955 年调任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即今天的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简称“国家语委”)。1971 年于北京退休。夫人张允和是著名的“合肥四姐妹”老二,“连襟”沈从文是大文豪。

  [2]“呦呦”出自《诗经·小雅·鹿鸣》:“呦呦鹿鸣,食野之蒿。我有嘉宾,德音孔昭。” 中国文化真的很神秘,两千多年前,“呦呦”就和“蒿”联系在一起了。

  [3]关于屠呦呦获奖,有一个传闻,也可能是笑话,但很有意味。据说诺贝尔奖委员会有意要给这个奖给“青蒿素”发现者,但参与者多人申称拥有最终发明权,委员会就分别给这些人去了一封信,要求写出 2 个对“青蒿素”发现做出最重要贡献的人,这些人写的都是自己和屠呦呦,于是诺贝尔奖委员会最后把奖授给了屠呦呦。

  [4]吴玉章(1878-1966),四川荣县人。延安著名的“五老”之一。毛主席讲,一个人做一件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几十年如一日,讲的就是他。最早的一批同盟会会员。参加广州黄花岗起义。中华民国成立时任参议院议员和大总统府秘书,协助孙中山建政。参加二次革命,失败后到法国组建华法教育会,选送张申府、周恩来、邓小平、王若飞、陈毅、聂荣臻、赵世炎、蔡和森等到法国留法。参加八一南昌起义,任革命委员会秘书长。1949 年出席开国大典。

  [5]周有光说:“据计算,一个人到 60 岁,除吃饭睡觉,实际工作时间不很多,而业余时间倒是更长。通过业余学习,你可以成为某方面的专门人才。”(见周有光《百岁忆往》,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 年版,第 54 页)周有光 65 岁退休,其大部分著述都是在退休之后完成的,很好地实现了爱因斯坦的话。

  本文来自华为公司内部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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