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博改变网络人际交流模式 提升公众话语权_职业发展_非技术区_程序员俱乐部

　　微博的“颠覆性创新”

　　“‘不超过140个字符’，‘关注(follow)一下’，‘通过手机随时发布信息’，‘公民记者’等，这些看似简单的关键词正在推动着一场前所未有的互联网信息传播革命。”新浪网总编辑陈彤的这段话，代表了业界对微博影响力的典型看法。

　　微博与博客一样，都属于美国专栏作家丹•吉摩尔(Dan Gillmor)定义的“草根媒体”。在他看来，“草根媒体”不仅可以生产民有、民享的“草根新闻”，而且将带来“新闻业的转变”，即“从20世纪的大众媒体结构，转变成某种更有草根意味和深化民主的东西”。从新闻出版与传播的角度审视微博带来的这种“转变”，可以视为创新大师克莱顿•克里斯坦森(Clayton Christensen) 提出的“颠覆性创新”，即基于Web2.0的特点和最新的网络技术，开发出脱胎于博客但门槛更低、功能更强但操作简单，以人为维度，致力于生产海量原创“微内容”的创新性媒介。微博的“颠覆性创新”是通过一系列的“改变”来实现的。

　　“纳米出版”模式颠覆了传统的出版观念

　　2011年2月，由国务院法制办公布的《国务院关于修改〈出版管理条例〉的决定(送审稿)》，将“出版物”的概念重新定义为：“本条例所称出版物，是指报纸、期刊、图书、音像制品、电子出版物、网络出版物等。”这一定义首次将“网络出版物”纳入了“出版物”的概念。微博以其每条140字左右的文字或表情符号、一幅图片或一段视频的容量，成为这种“网络出版物”的新秀，比其上代产品博客更符合丹•吉摩尔提出的“纳米出版”(nanopublishing)的概念。

　　传统的出版物一般依附于大的出版机构并拥有庞大的发行量(收视率、收听率、点击量);作为“纳米出版物”的微博，则采取以小取胜的策略，同样获得了可观的“发行量”。以新浪微博上的“名人排行榜”为例，目前第一名姚晨的粉丝数量是6790568，比国内发行量最大的报纸的读者还要多一倍。这个榜单上粉丝超过300万的有23个，而包括港澳台在内的整个中国，发行量在300万以上的报纸，也只有《参考消息》一家。这一“纳米出版”模式对传统出版的启示，一是品牌决定效益，二是重视议题设置，三是做好媒介融合，加速完成创新媒体业务的转变。

　　“信息之毂”效应改变了网络人际交流模式

　　微博具有两个明显异于其他媒介的传播特性。一是“所有人面向所有人”，既满足了网络时代“看客”们的多元信息需求，同时又将信息巨系统的入场券赋予每个微博用户。这种网状、集群、整合式的传播，极大地改变了“点对点”和简单互动的人际传播方式。二是微博以开放应用编程接口(API)的形式，允许第三方软件的嵌入。喻国明教授据此认为，“嵌套性”构成了微博产品发展的根本逻辑，并体现在以每个微博用户为中心的人际关系网络(圈子)的嵌套性扩展上。

　　实际上，每个微博用户都是广袤无垠的“信息之轮”上的一个“轮毂”(hub)，也可视为集线器上的一个节点。一方面，微博用户通过“信息之毂”(节点)，将自身的信息辐射到广阔无垠的“信息之轮”(“一对多”)，附着于其上的其他用户也可反向与其交换信息(“多对一”);同时，在连结所有用户的“信息之轮”上，不同的群组之间则又呈现出“多对多”的传播模式。另一方面，嵌套于“信息之轮”之中的每一个“毂”，自身又被植入各种第三方软件，可与手机、MSN等即时通讯工具绑定，并以短信、即时信息等形式实现内容更新，形成一个便捷、及时的信息交换中心。

　　《微博力》一书作者谢尔•以色列在评价最早的微博——推特(Twitter)时认为，依靠推送功能，一条不起眼儿的微博就可以风靡世界：“你或许仅仅关注了一小部分人，或者仅仅被一小部分人关注。但是，即便只有一个人关注你，仅仅通过若干分割空间，你便可以同全世界数百万正在使用Twitter的人产生联系。”

　　“草根媒体”属性改变了媒体的动力模式和话语方式

　　丹•吉摩尔认为，传统媒体拥有较大的经济规模和“巨大、傲慢的组织机构”，其新闻是与广告捆绑销售的。而微博这种“草根媒体”则没有任何“门槛”，任何享有公民权的人都可以加入。这种区别的真正意义在于：服从商业逻辑的传媒免不了陷入哈钦斯委员会1947年所描述的新闻业的两难选择——“迎合并扩大自己的受众群”和“对事件和人物的本来面貌进行反映”。服从公共性逻辑的微博属于免费浏览，对于博客所强调的点击率则不予记录，只统计发帖、回帖、转帖数目以及粉丝数目，即更加偏重微博的内容与影响。除一些营销性的企业或个人微博，一般的微博不与广告挂钩，因此在信源的选取、关注的话题和个人叙事框架的构建方面，都可以保持一定的独立性，从而改变了媒体发展的动力模式。

　　与此相联系的，是博客、微博新闻对传统媒体话语方式的颠覆。在媒介决定论的时代，“媒介即讯息”，强调的是“以媒介为本”;而在“自媒体”时代，“我们即媒介”，强调的是“以人为本”，因此无形中助推了公民新闻的发展，让媒介真正成为“人的延伸”。

　　丹•吉摩尔认为，传统的新闻媒体“把新闻视为演说”，“告诉你新闻是什么”，信息的流向是从上到下，话语方式是“告知”;而微博的信息流向是从边缘流向中心，话语方式是平民式、探讨式、情绪化的，在亲和力与贴近性方面都要胜出一筹。在评论方面，微博催生出一种触及时弊、微言大义的“微评论”文体。微博建构的话语方式，体现了美国新闻学者詹姆斯•凯瑞倡导的“李普曼式的‘告知新闻’到杜威式的‘对话新闻’的转向”。

　　“公民推客”理念改变了传统新闻的价值取向

　　2008年5月12日，当汶川地震发生时，Twitter抢先通讯社22秒发出了报道。此后，微博代替了传播方式相对落后的手机短信，成为普通公民手中的“麦克风”，使“人人成为记者”成为可能。当然，这个“记者”指的是以发布“公民新闻”为乐趣的非专业记者。谢尔•以色列将这些人称为“公民推客”(即推特博主)，将“由外行来报道新闻”称为“公民新闻”。

　　1988年肇始于美国的公民新闻(civil journalism)又称“公众新闻”(public journalism)，是基于鼓励公民参与新闻实践，采取公民视角报道新闻事件，主动反映社区生活的理念、实践与运动的“三合一”。在由主流媒体主导的公民新闻实践中，普通民众从新闻的消费者转变为生产者;而在微博世界，普通“推客”则从新闻事件的旁观者转变为报道者。在詹姆斯•凯瑞看来，“新闻应该被看做是表现公众和帮助公众塑造并找到自己身份的工具”。

　　“公民推客”正是在这样的理念下，共同构建了一个公众参与公共事务讨论与行动的“大社区”，形成了主流媒体之外的一个“舆论场”，从而实践与深化了公民新闻的理念。比如，2011年3月，微博通过对“两会问政”、“让流浪儿童回家”、“北京限购商品房”、“南京砍伐梧桐树”、“日本核污染”、“地震寻人”、“3•15维权”、“瘦肉精猪肉等食品安全”等公共话题的关注与讨论，提升了公众参与民主法制建设的积极性。

　　通过微博促进“公民新闻”的发展有其积极意义：一是可以弥补专业记者不足或“不在场”的缺憾，为实现“新闻全覆盖”提供了保障;二是借助“一对多、多对多”的传播模式，可以在突发性事件中迅速、及时地传播新闻;三是方便专业新闻工作者从微博中发现新闻与收集舆论;四是采取民生的视角，可以体现贴近精神，为主流媒体改进文风提供借鉴。

　　“自我把关”范式取代了传统媒体的“层层把关”模式

　　在“人人都有麦克风”、“人人都是记者”的时代，一大批没有受过专业训练的非专业“记者”，通过发布微博进入新闻生产的场域，其发布的新闻信息在真实性、准确性和客观性方面都有很大的推敲余地。在发表欲、猎奇心理和吸引粉丝等动机的驱使下，一些微博炒作假新闻、发布谣言和不实信息的现象也屡见不鲜。针对他人发表的谩骂、侮辱言论，则会引起虚拟世界的道德危机。因此，微博的把关问题要比一般媒体的把关问题复杂得多。

　　传统媒体和新闻网站对专业新闻工作者的把关模式，一般是“记者—N层编辑—审核—发布”的“层层把关”模式;而属于“自媒体”的微博，遵循Web2.0的设计理念，采取的是有利于保证微博用户表达权的“自我把关模式”。我国的微博则采取“自我把关优先”原则下的“后台关键词监控”与前台“管理员事后审查”相结合的“树状把关模式”。在这种模式下，除非用户发布了违法与不良信息，微博管理员对微博内容一般不予干涉。对于微博发布的原创“新鲜事”或无网址链接的转载新闻，因为管理员不可能一一核实，也只能采取“用户举报”和“不实信息曝光”相结合的办法，阻断不实信息的传播。这种把关模式的利弊有待业界与学界进一步探讨。

　　(本文作者为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王君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