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贺树龙
中关村和硅谷，两个分布在太平洋东西两岸、本来没有直接关系的地区，在电子产业和信息产业的牵线搭桥下，被人们拿来做对比的频率越来越高。
中关村是一个符号，被视为中国乃至东方高科技产业的创新中心，在其周围盘踞着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等学府，诞生了联想、百度、京东、360、小米等影响着全球高科技格局的公司;硅谷则是高科技产业的发展引擎，它绵延在美国加州圣塔克拉拉谷周围，汇聚了全美三分之一的风险投资，依托斯坦福大学、伯克利大学和加州理工大学，培育了惠普、因特尔、甲骨文、苹果、谷歌、Facebook、Twitter 等赫赫有名的科技大碗。
中关村和硅谷之间，并没有太多秘密。在过去的 30 多年时间里，在电子产业、软件产业、通讯产业到互联网产业的更新换代中，它们一直亦步亦趋。虽然相距 1 万公里，飞行需要 11 小时，但新技术让这两个地区几乎挣脱了时间空间的束缚，紧紧绑在了一起。
比较而言，硅谷更像是一个发动机，在这里你能嗅到前沿科技和未来趋势;中关村则是能把这种动力应用到各种商业领域、发扬光大的地方。过去乃至现在，每当硅谷有新的变化时，中关村的精英们总是最先观察到，模仿、拷贝，并且创造出新的机遇。
如今，在互联网吞噬一切的新时代，中关村与硅谷的距离不断缩小。在新应用和商业模式的创新上，中关村甚至已经超越了硅谷。人们不禁想问：中关村能否取代硅谷，成为新的世界科技中心？
硅谷的秘密
从旧金山驱车向南，几千家科技企业零零星星地分布在硅谷周围。
当被问起硅谷为何如此成功时，苹果公司联合创始人史蒂夫·沃兹说：“硅谷其实是一个模糊的定义……硅谷的故事是自然发生的，人们在这里生活、工作，有机地形成了这样一个地方。”
如沃兹所言，硅谷并不是政府意志的产物。虽然在早期的形成过程中，硅谷的原动力与美国军事研发脱不开关系，但从军用走向民用，从政府驱动到市场驱动，在硅谷壮大的过程中，人才、技术、资本等因素并非一蹴而就，而是经过漫长的市场调整和环境适应最终形成的。
杰里米·拜伦森是斯坦福大学研究虚拟现实的教授，他的实验室是科技巨头们最热衷去的地方之一。2014 年 4 月，Facebook 年轻的 CEO 马克·扎克伯格宣布 23 亿美元收购虚拟现实技术公司 Oculus Rift。“这一切发生在他访问了我的实验室之后，”作为扎克伯格的顾问，杰里米·拜伦森表示，斯坦福大学在虚拟现实技术方面的研究能为商业公司带来不少启发和帮助。
杰里米·拜伦森告诉记者，他也接待过来自 Google、Sony，以及中国的百度、华为、腾讯等企业的来客。在斯坦福大学的实验室里，记者看到，包括触觉感知、神经控制等数十个研究项目都在有条不紊地进行中。
这只是硅谷学术界和产业界联合的冰山一角。除了虚拟现实，在生物技术、大数据、3D 打印、人工智能、机器人的前沿领域，包括斯坦福大学在内的学术界都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在过去的是十几年了，有不少带来巨大商业成功的项目是从实验室真正萌芽的。硅谷知名的大学教授们，往往同时活跃在学术界和科技界，他们有的人为商业公司提供顾问和技术支持，有的甚至自己在外开办有公司。
硅谷成功的另一个原因来自于完备的风险投资机制。在被称为 VC 一条街的沙山路(Sand Hill Road)上，汇聚着上百家声名赫赫的风险投资机构。一位当地的华裔投资人告诉网易科技：“最近几年硅谷的钱比以前更热，拿投资很容易，这里的投资人每天醒来都感到焦急：因为手里的钱需要尽快投出去。事实上，只要你有一个不错的 idea，拿钱实在没有什么难度。”
风险投资家们的活跃，降低了创业者的试错成本。“在硅谷，创业并不需要你下多大的决心。如果你个人的资历和你的产品确实是有机会的，那么完全不必搭上自己的房子和资产去冒险，会有大把的投资人排着队给你送钱。”上述投资人表示。
硅谷的昌盛也受益于创业文化的盛行。史蒂夫·沃兹在百度百家硅谷论坛上表示：“在硅谷，创业是一件有趣的事，想法来源于你发自内心的热爱和激情，而不是以办一个公司为目的。”
硅谷汇聚着世界上最优秀的科学家和工程师，他们可能来自中国、印度。在这些精英的推动下，硅谷引领了 PC 时代、软件时代、通信时代和互联网时代，以扎克伯格为代表的年轻创业者的不断出现，则寓言着这里还将继续繁荣下去。
追赶者中关村
中关村起源于上世纪 80 年代的“电子一条街”。当时，从硅谷而来的、以 PC 为主的消费电子产品在此汇聚和分发，为电子和信息产业在中国的迅速普及做出了不少贡献。
当然，这也为中关村埋下了“山寨”的基因。
如今，电子一条街的生意已被时代抛弃，变身“创业一条街”追赶硅谷成为了中关村的新愿景。中关村的优势在于，中国拥有 13 多亿人口、大约 6.5 亿网民，这可以被看做是培育创业者的丰腴土壤。事实上，在联想、百度、京东、360、小米等企业的带领下，中关村离硅谷的距离正越来越小。
一位名叫史蒂夫·布兰科(Steve Blank)美国商学院教授表示：“在全世界范围内，我都看见过创业公司的聚集。但北京让我震惊。他们打造了一个生态系统，其规模令波士顿和西雅图黯然失色。北京将创业公司的 30 年积累压缩到 5 年内完成。”
不过，虽然在规模和发展速度上令人震惊，但中关村所代表的“中国式创新”却一直饱受诟病。大部分中国的互联网产品，都能在美国找到原型。中国的三大互联网公司里，百度对标谷歌，阿里巴巴最初模仿 eBay 起家，腾讯则一直背负着山寨 ICQ 的骂名。在创业领域更甚，每当美国有新的产品出现时，中国的创业者总能在第一时间推出山寨版本。
去年，美国的匿名社交软件 Secret 风靡 AppStore 后，中国出现了十几个模仿团队，他们速度最快的只用了半个月的时间，就完成了安卓版和 iOS 版的全部开发工作。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一位 Secret 的模仿者曾感叹“竞争对手太快了”，因为他的开发团队加班加点，但用时比竞争对手多一礼拜。而后来的情况也证明：山寨最快的团队最容易取得成功。
再以团购为例，Groupon 在美国出现后，中国模仿 Groupon 的公司曾经一度达到 6500 家，但到今天只有美团为代表的几家公司生存了下来。
中关村热衷山寨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的市场太大了，复制美国模式往往是成本最低、风险最小、最有效的创业方式。而美国市场很小，谷歌、Facebook、苹果一样的大企业也只能通过走向海外来获得更大的成长空间。比它们小、没有能力和必要国际化的公司，则只能通过自主更新和迭代技术来寻求新的发展机会。
因此，硅谷强于技术创新、中关村强于商业模式创新。
当硅谷人热衷于讨论人工智能、机器人、生物技术、虚拟现实等等可能改变人类未来命运和商业格局的问题时，中关村的创业者则聚在一起聊人脉、市场、资源，以及硅谷的最新产品。
这为中关村带来了创新难题，因为山寨不仅仅发生在中关村和硅谷之间，还存在于中关村的大公司和小公司之间。曾经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的互联网环境用“谁创新谁灭亡”来形容并不为过，大公司一度乐于利用自己的资源山寨并击败迅速成长的小公司。
这样不合理的竞争方式并没有相应的法律法规来规范。对于互联网这样一个成长太快的产业来说，监管和立法的步伐还是慢了一拍。好在，市场最终发挥了作用。我们看到，最近两年，相比于过去的山寨作风，大公司已经意识到了投资并购才是更经济、有效的竞合方式。
中国的互联网行业形成了 BAT 三大派系。如今，百度、阿里、腾讯的重合业务越来越多，它们之间的竞争也日益激烈。但这些公司必须明白的是，市场份额只是眼前利益。一个企业、一个产业要想长盛不衰，必须把自己变成世界的引擎，对创新创意、知识产权、前沿技术必须重视起来。
中关村是中国科技产业的一个缩影。在规模和速度上，它已经令人刮目相看，但要想取代硅谷成为创新中心，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如何加强产学研结合，如何鼓励前沿技术的研发和探索，如何让市场发挥资源配置作用，减少无效竞争和内耗，把目光放在全球，是不断奔跑的中关村人需要思考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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