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传志先生再一次将联想集团的担子全部交给杨元庆，这听上去似乎是新闻，但其实早已不新。媒体追捧这样的企业信息，原因在于，柳传志曾经把联想集团交给过杨元庆，2年前又老骥伏枥，披挂上阵。如今的联想集团，各项指标一路走好，柳先生再一次交棒，一来表明柳先生本人这2年的强人管理，硕果累累，所谓姜还是老的辣，至少在联想集团这一块，只有柳传志先生能够锁定乾坤，一统江湖；第二则是表明，经过2年多的再磨练，杨元庆这样的企业家人才，终于成熟了，成熟到再也不用柳传志先生手把手带路了。
企业主动释放出来的信息，再次显示了柳传志先生的人才观。几年前，我采访先生，他总结自己的企业家成就，其中的一条，就是带出了一支好队伍，培养了几个非常优秀的年轻企业家。这样的话当然所言不虚，除了杨元庆之外，柳先生这一次提到了另外几个年轻的名字：刘军、陈绍鹏，其实还有才华横溢的郭为，以及跌倒重来，自信得不能再自信的孙宏斌。刘军的经历，让柳先生情感难以抑制，说起这个年轻人，媒体形容说，柳先生双眼盈泪；陈绍鹏离开联想集团，去了联想控股的农业板块；孙宏斌虽然与联想有过纠缠，但他后来在天津崛起，也是靠的柳传志先生的再度提携与帮助；至于郭为，他说起柳传志，都说是一种父亲一样的情感，没有柳先生，不可能有郭为日后的事业与视野。
可以肯定地说，当这样一连串优秀的、年轻的名字，同时都成为柳传志先生的门徒，你必须承认，柳先生带领队伍，培养后生的本领，是值得不断赞美的。也就是说，人们或许再夸张一点，说柳先生海纳百川，有容乃大，试想，中国之大，有几个老一辈企业家能带出如此豪华的一支年轻企业家队伍，几个踌躇满志的年轻人，在柳传志先生的名下，每个人都有一块属于自己的大产业，每个人都在当下中国的市场经济体系里占有不可或缺的位置，每个人都志存高远，努力打造着一种具有独立品牌意义的企业梦想。
此情此景，人们还能说什么呢？我看见几乎所有的媒体都是众口一词的赞美，柳先生才是中国企业的教父，他的影响力是可持续的，他的经验具备优美的中国范式。带队伍，还是带队伍。这样的陈述我们太熟悉了。我想起另外一个企业家勃兴的时代，那就是晚清的官商结合企业发展时代。今天的人们依然会记得一个叫做盛宣怀的企业家，他上通朝纲，下引市场，他一辈子都在操办轮船招商局这个伟大的企业，即使在今天，我们也能随处可以见到招商局的身影。和许多年之后的柳传志先生有点类似，盛宣怀官至邮传部部长，同时也是轮船招商局持久的掌门人。而柳先生则是中国共产党十六大、十七大党代表。轮船招商局起于官办，第一次改制为官商合办，后来由盛宣怀主导，再一次改制，成为一家比较标准的商办企业，也就是说，昔日的轮船招商局也曾经经历过从纯粹国有到基本私有的改革过程。这再一次与联想的发展路径类似，联想起源于中国科学院，从投资到产业，都是标准的国有企业模式，但许多年之后，在柳传志先生的主导下，今日的联想，已经成为一家规范的、产权清晰的、国际性的、不以国有资本为主体的股份制公司，以至于在很多场合，柳传志先生更愿意说联想也是一家标准的私人企业。
联想的改制成功，是中国企业史上最符合现代企业制度的大事件之一。但有人在议论，联想改制的成功，是一次小概率事件，它不可挪移，不可复制。也就是说，这样具有本质意义的企业改革历史，只有在柳传志先生的主导下，才有可能取得成功。历史真的具有相似性，当年轮船招商局的改制，毋庸置疑地也只有一个主导性条件，那就是盛宣怀的地位，盛宣怀的影响力。
更大的相似性在于，盛宣怀也是一个求贤若渴，他对企业家和职业经理人的培养，可以说一点都不逊于柳传志先生。熟悉历史的人们，必然记得一个杰出的企业家团队。以轮船招商局为核心，盛宣怀先后将郑观应、唐景星、徐润等一批晚清最具有企业经验的人才招致他的麾下。郑观应，曾经写过《盛世危言》，对中国的商业思考烂熟于心，他的言论深深影响过一个时代的思想。可以这样说，中国近代百年之中，能够把商业经营和时代思考完美整合在一起，两方面都大有成就的，惟有郑观应一人。唐景星，也是出身于商业世家，从小就接受完整的英国式教育，是中国进入近代以来最具有国际贸易视野的杰出人才之一，对现代企业的经营管理，对国际秩序之下的生产与贸易，可以说是胸有成竹。还有徐润，这是晚清上海滩最富有的商人，他在商业方面的技术，一时间几乎无人匹敌，他的锁定主业，适度多元化经营的企业战略和投资战略，让他一时间富可敌国，万人仰慕。
就是这样一批难得的市场化人才，都甘愿服膺在盛宣怀的门下。原因无他，乃是盛不可多得的官场经验、商场经验，以及基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熟练的人际博弈能力。他可以和李鸿章推杯换盏，可以靠近慈禧太后，谨慎进言，他还可以拿到整个朝廷的漕运专运权。相比之下，郑观应、唐景星、徐润就显得太书生，太专业了，他们都搞不定复杂的官僚体系，也搞不定人和人之间的明争暗斗。其结果就是，无论他们有多大的才华，都只能在盛宣怀的手心里腾挪。一个醒目的历史现象是，三个人从进入轮船招商局开始，就失去了曾经的独立商人地位，从此成为盛宣怀的商业棋子。郑观应晚景平淡，在招商局赋闲，靠着研究道教文化度日。唐景星因为企业理念得不到施展，只能离开招商局，去了开平煤矿。而徐润被盛宣怀排挤出局，只能靠做一些生意，聊以度日。
我并不认为，今日柳传志先生的企业人才框架，完全类似于当年的轮船招商局。但以柳先生为核心的联想人才文化，的确和当年的盛宣怀，有某种同构性。这的确是一种中国传统文化在企业中的投射。一个有志于大发展的中国企业，必须有一个能在官场和市场两个方面同时非常老道的领袖人物存在。企业必须同时把官场文化和市场理念同时复制过来，建构起一种属于自己的企业文化，方能在中国这样的文化语境里施展身手。
毫无疑问，这样的核心人物，只能是柳传志。由此，当我们从历史出发，阅读当下，就能够发现这种“盛宣怀模式”的发展，到今天成为一种“柳传志模式”。的确，这样的模式，在相当长一个时期之内，效果是明显的，正如柳先生自己说，他有三大贡献，其一是用本土品牌，在一个完全竞争的产业里，直接与世界一流的企业竞争，且成绩卓越。其二是改制成功，联想从此拥有标准的现代企业制度。其三，当然就是他带出了一批年轻人，一批优秀的、年轻的企业家。
站在柳先生的第三点上，借着历史的透视能力，我们能够看见一些问题！
其一，联想有可能形成一种柳传志式的路径依赖。当杨元庆、郭为、刘军、陈绍鹏这样的年轻人在相当长的时间之内，唯马首是瞻，必然要丢失到属于自己的、看上去年轻的创新精神。如何评价这样的格局，的确无法判断，从当下的市场数据来看，柳传志模式是有果效的，但从更加长远的发展来看，今天年轻的企业家队伍创新精神的部分被遮蔽，会不会影响日后联想的发展，就是一个巨大的问题。至少人们看到，有些场合，人们会笑谈，杨元庆有些时候几乎就是一名营销总监。至少在创新的层面，联想到今天为止，依然是一个缺乏原创精神的企业，如果说并购 IBM 的 PC 产业，让联想拥有了一种拿来主义的个人电脑技术，这使得联想在过去几年，拥有了继续与惠普、戴尔这样的公司抗衡的能力，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之内，当苹果豪迈的创新成果纷至沓来，可以肯定的说，创新，只有创新，才是联想挥之不去的软肋。
第二，联想很有可能已经将幽深的官场文化复制到自己的企业体系里。我曾经将这样的疑问说出来，请教柳传志先生。记得当时柳先生微微一笑，说自己是第一次听到这样的评价。但了解联想的人，或者说从联想出来的人，都深深感受到联想的管理越来越像官场，比如下级逢迎上级，有些人的工作首先不是为了迎合市场，而是迎合企业高管。
第三则是抑制了外来人才的发挥空间。这些年联想与诸多外来高管不和的报道，经常见诸报端。众口一词的观点是，外国职业经理人并不了解中国市场，更不了解中国文化。冷静地想，这样的说法，事实上是与联想铺天盖地的国际化路径相悖的。今天的联想，已经是一个具有深度国际影响力的大企业，至少在管理理念，人才建设方面过度强调中国特色，是一种变相的封闭。
当然，种种越俎代庖式的企业分析，几乎有一些杞人忧天的架势，也不能遮蔽我对柳传志先生的尊敬。在中国做企业难上加难，这是百年以来中国经济发展最醒目的风景。社会的不确定性，市场的不确定性，企业制度的滞后，创新的艰难，以及永远也无法理清的中国人文化，导致中国企业家一直都是最艰难的一群人。柳传志先生的企业家生涯，几乎就是一个奇迹，因此，在这样的意义上，我当然愿意对联想这样的企业，保持着一种优美的期待。需要的是时间，是不断的累积，是这个国家在常识层面的艰难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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