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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亚勤:比尔·盖茨最器重的中国门生

 2010/9/18 23:04:42    程序员俱乐部  我要评论(0)
  • 摘要:张亚勤张亚勤人称“神童”,12岁考进中科大少年班。他是微软创始人比尔·盖茨最器重的学生之一,也是唯一受邀参加盖茨告别晚会的华人。在微软中国11年,他和唐骏、陈永正等前后6任微软中国CEO都成了好朋友。谈到导师比尔·盖茨:“他是个很完美的人,好奇心很强、特别聪明,同时又很单纯、很善良。”文/彭朋摄影/覃斯波“能把我拍得瘦一点吗?”说话间隙,他不自觉地用手托住了下巴,&ldqu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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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亚勤" alt="张亚勤" src="/Upload/Images/2010091823/0E177461F21213B4.jpg" /> 张亚勤

  张亚勤人称“神童”,12岁考进中科大少年班。他是微软创始人比尔·盖茨最器重的学生之一,也是唯一受邀参加盖茨告别晚会的华人。在微软中国11年,他和唐骏、陈永正等前后6任微软中国CEO都成了好朋友。谈到导师比尔·盖茨:“他是个很完美的人,好奇心很强、特别聪明,同时又很单纯、很善良。”

  文/彭朋 摄影/覃斯波

  “能把我拍得瘦一点吗?”说话间隙,他不自觉地用手托住了下巴,“这样就能挡住我的双下巴了。瘦一点看上去会比较睿智,大愚若智。”

  镜头前的这个人叫张亚勤,人称“神童”,12岁就考进了中科大少年班,38岁成为微软全球副总裁。他是微软创始人比尔·盖茨最器重的学生,也是唯一受邀参加盖茨告别晚会的华人。2006年,国家主席胡锦涛“家访”比尔·盖茨的湖边私人豪宅时,作为微软中国研发集团掌门人,张亚勤帮盖茨一起精心策划,并被盖茨安排向胡主席演示两项最新的技术。如今,44岁的他的身份是微软全资资深副总裁、微软亚太研发集团主席。

  一边拍照,他一边和记者聊起微软中国的那些明星CEO们。“我和唐骏是很好的朋友,每次我来上海,我们都会聚聚,一起吃饭。”至于陈永正,“每次,他都会送我NBA的VIP包厢票。” 说到这些,他禁不住爽朗地大笑。

  他还讲起了一个段子。有一次比尔·盖茨来中国,陈永正要向盖茨汇报工作,那是他第一次向盖茨汇报。“他非常紧张,因为之前他和比尔接触得不多,于是打电话问我:‘你和比尔比较熟,你告诉我要怎么准备?要注意些什么?’我就告诉他很多注意事项,比如不要先把一叠厚厚的Powerpoint文档给比尔看,如果先给他,他就会直接翻到后面几页,然后不停地提问。后来,汇报完毕,他打电话告诉我,‘挺好,谢谢。’”

  曾经的合作伙伴、后来的竞争对手李开复,“除了他和微软打官司那段时间不方便联系,他在谷歌中国的那几年,我们周一到周五是竞争对手,周末是朋友。在周末,我们经常一起聚聚,但不谈工作。”

  “他(李开复)和微软的官司结束后,我记得第一次见到他,发现他瘦了好多,就询问他减肥的良方。他开玩笑说道:‘要不你也打一场官司?’”

  来来往往中,从最早的杜家浜到如今的梁念坚,微软中国已经换了7任CEO,其中的一位还是他自己:2007年陈永正离开后,张亚勤曾兼任了一年多CEO的角色。

  “那么多人离开了,为什么你能坚持到现在?这与你和盖茨的私交很好有关系吗?”记者问。

  他喝了口水,想了想,和记者打起了太极。“微软中国CEO主要负责的是业务,销售和市场。每个人兴趣不一样,我自己还是希望做一些全球化的、创新型的工作,我并不想局限在一个区域性的销售上。”他说希望自己成为一个“有商业头脑的科学家和有科学头脑的企业家”。

  “我和微软有种奇怪的缘分”

  1998年的一天, 张亚勤在整理Email时,突然发现一封写有“Microsoft”的邮件。“我记得当时是八九月份,”那时,32岁的张亚勤已是桑纳福多媒体研究室的总监,这也是华人当时在美国多媒体研究领域做到的最高职位。

  此前,从中科大少年班毕业的张亚勤,23岁时以华盛顿大学历史上唯一一个满分的博士论文毕业;31岁时,他荣膺美国电气电子工程协会院士,成为百年来获得这项荣誉的最年轻的科学家。

  “当时其实很多人在找我,但很多Email都删掉的。很奇怪的是, 那封Email我没有删。我和微软好像有种奇怪的缘分。”

  从那时起,张亚勤就养成一个习惯,每天下午固定有3个小时,不开会,自己看一些东西。“Email平时也不看的,只有在那3个小时,我会处理、回复邮件。”

  “当时,我正准备删除的时候,忽然看到Microsoft,看到中国, 我对Microsoft一直特别的敬佩,所以就打开看了。”

  但张亚勤并不认识李开复。“我就上网去搜,当时的搜索没这么方便,但还是可以查到的。查了之后我才发现,啊,原来是这么牛的一个人(他大笑起来)。然后我就挺期待他给我打电话的,我当时想哪怕不去,认识个朋友也挺好的。”

  很快,他等到了李开复打来的电话,已经13年没回中国的张亚勤决定回国看看。在李开复的自传《世界因你不同》里,他如此写道:“1998年9月,一个年轻人出现在香江花园的大堂,他冲我微笑,满脸诚恳,像老朋友那样跟我打招呼,‘嗨,开复。’”

  接下来的故事众所周知,1999年初,张亚勤出任微软中国研究院首席科学家。此时,研究院的员工还不足10人。

  但一开始,张亚勤并未决定长时间留在中国。“我当时和开复说,先呆2年看看;但开复告诉我,他要呆5年。”后来的事实反过来了:第一次,张亚勤在中国呆了5年,李开复呆了2年就离开了。2000年,李开复调回微软美国总部;张亚勤顺利接班,出任院长,直到2004年调回微软总部。

  “盖茨是个完美的人”

  2000年6月底的一天,美国华盛顿州雷德蒙市,微软公司总部二楼的董事长办公室,张亚勤首次独立向老板盖茨汇报研究院一年来的成绩:50多人的研发团队贡献了80余篇论文、40项美国专利、60项新技术。这些数字让比尔·盖茨惊呆了,原定1个小时的汇报被延迟了40分钟。最后,这位微软创始人给出了少有的超高评价:“你们做了令人难以置信和惊异的工作。”

  从那之后,每隔两三个月,张亚勤就要率领中国同仁们向他汇报一次工作。每一次,他在数字影像和视频技术、通信和多媒体技术方面的研究成果,都令盖茨叹服。

  2003年11月, 微软CEO史蒂夫·鲍尔默造访中国。这一次,他的行程中重要的一项是会见温家宝总理。作为微软在中国的大将,张亚勤一路陪同鲍尔默。在前往会见温总理的路上,鲍尔默和张亚勤聊起了他的新想法——进入移动领域,并表示比尔·盖茨和他都觉得,张亚勤是领导这个团队的最佳人选。最后,鲍尔默问他:“你有兴趣吗?”

  此时的张亚勤,已经努力把微软中国研究院升级为微软亚洲研究院,微软亚洲工程院也已在筹备中。“我当时很矛盾,研究院发展势头正猛,而我也刚把家搬回国内。”他倾向于在国内再呆几年,但内心又想去尝试一下这个新的领域。

  早在3年前,张亚勤就在微软中国研究院设立了一个新的研究小组,研究无线网络,并尝试做这方面的产品转化工作。

张亚勤(右)和他的导师比尔·盖茨 张亚勤(右)和他的导师比尔·盖茨

  两个星期后,张亚勤回到雷德蒙市,与盖茨会面。会谈中,盖茨再次表达了他的想法:“手机会成为移动技术很重要的平台,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很多人第一次接触计算终端,不是个人电脑而是手机,所以,我需要你来做这件事情。”

  2004年1月,张亚勤答应了盖茨的邀请,调回总部出任微软全球副总裁,负责微软移动通信及嵌入式系统在全球的开发业务。按照微软的“导师制文化”,“回到总部,我就需要一个mentor(导师),我找到盖茨,说希望他能做我的导师。他答应了。”

  “那段时间,除了日常工作,我们每个月都会有单独的会面。”谈到导师盖茨,张亚勤很兴奋:“他是个很完美的人,好奇心很强、特别聪明,同时又很单纯、很善良。”

  财经作家凌志军如此描绘在微软的张亚勤:他的外表浑圆忠厚,憨态可掬,开口时轻声慢语,举大体不论细节,无论多么复杂的问题,总是能够一语中的。唐骏说 “张亚勤是微软的软实力”,张亚勤却说,这是他从导师盖茨身上学到的:“比尔看问题很深刻,他总能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和他聊完天,你会感觉整个人很清澈,思路很清晰。”

  “我不做CEO,我的兴趣仍然是研发”

  2005年7月4日,美国国庆日。这一天,张亚勤受邀去休假归来的李开复家中小叙。闲聊中,李开复告诉张亚勤,第二天他将去微软辞职,加盟Google。

  那时,张亚勤主管的移动嵌入式业务已经初有成效。通过与摩托罗拉HTC等手机生产厂商的合作,微软的手机操作系统杀入高端智能手机市场,市场份额也从最初的不足1%扩大到20% 多。

  那时,张亚勤习惯见到别人就问:“你用什么手机?”一次碰到巴菲特,张亚勤照样好奇地问:“你用的是什么手机?”结果,巴菲特从西装口袋里掏出一个老式的手机,上面连日程表都没有。张亚勤禁不住追问:“你的日程安排在哪里?”“他从口袋拿出一个小小的老式日程本,上面稀稀拉拉地记着会议/ 活动。原来想象他管理那么大的基金,旗下众多公司,日程一定满满的。看来成功并不一定很忙。”

  张亚勤没有想到,好友李开复的离职会影响到他正全力以赴开拓的新事业。在李开复递交辞职信不久,老板比尔·盖茨、史蒂夫·鲍尔默都找他谈话。“他们都希望我回来,当时比尔希望我同时兼做两件事:领导中国的研发和总部的移动业务,但在和比尔、史蒂夫深谈之后,我还是决定回来。”

  那是个特殊的时间段,李开复离开微软,到谷歌寻找另一个春天。“当时我觉得,(回中国)这件事不能找别人,只能我来做;而另外一件事——移动嵌入式业务,我可以找别人做。尤其当时在中国,要和开复一起竞争(大笑),还是需要(我非常尽力的)。虽然是健康的竞争,但还是有这种因素在。”

  而在张亚勤调回总部的两年,微软中国的研发汇报系统也出了些问题。李开复在自传《世界因你不同》中如此写道:“在张亚勤调回总部后,微软的研发汇报系统完全紊乱了,所有在中国的研发部门都要分别汇报给总部的18个部门。”

  回国前,张亚勤没有忘记先向总部要资源:“当时,我就定下战略目标:要在中国建微软亚太研发集团,并要在中国投资盖楼,所以回来前,我和比尔、史蒂夫、公司CFO、董事会都做了很充分的沟通。”

  “一开始,我们的战略需要得到公司高层、董事会的长期承诺,包括比尔、史蒂夫,这一点相当重要。第二,我们还是要找一些champains(冠军),在微软这么多的产品部门,总有一些是对中国不了解的,还有一些是反感中国的,但总有一些很支持中国,所以要先把这些(支持中国)的人找到,找到之后,和他们先拿到项目。比如工程院刚开始成立时,第一个项目是李开复给的,是做语音识别方面的;另外一个项目是张亚勤给的,是做移动的。另外,要和公司的CFO搞好关系,我们要在北京、上海建园区,就需要CFO支持。”

  2006年1月,张亚勤回国,他开始忙于将微软亚洲研究院、微软亚洲工程院这些机构以及一些产品研发部门整合成微软中国研发集团,张亚勤出任集团主席,这也是微软除美国之外最大的研发基地。

  不久,张亚勤还把公司的CFO请到了中国,“我把他带到上海、北京,看地块,告诉他未来我们将在这里建造微软中国的研发基地。看完后他表态说支持我。”

  2008年5月,微软中国研发集团总部在北京中关村破土动工,仅园区建设投资就超过20 亿元人民币。这也是微软第一次在中国置地盖楼。

  一个月后,在美国西雅图,作为唯一的华人,张亚勤参加了比尔·盖茨的告别晚会。“我代表微软中国的全体同仁和自己向比尔送了两件礼物:一本《比尔在中国》的影集,记录了从1991 年起比尔十多次中国之行的精彩瞬间。我自己则送给比尔中国古代乐器埙篪各一件,取意诗经“伯氏吹埙,仲氏吹篪”,埙篪相和,如兄弟之睦,如君子之交。”

  今年1月,鲍尔默在美国宣布,总部设在北京的微软中国研发集团更名为微软亚太研发集团,包括日本、澳州在内的地区研发机构都向北京汇报(印度除外)。鲍尔默还表示:未来三年,将在中国投入10亿美元的研发资金,主要用于人力资源和硬件配套设施。两个月后,微软中国上海科技园区一期工程竣工并正式启用,该园区总投资近7亿人民币,全部建设完毕可容纳7000多人。

  陈永正离开后,张亚勤曾担任过一年多时间的代理CEO,其间有数次直接接手的机会,但他都拒绝了。如今,身兼数职的张亚勤仍表示,研发还是他的兴趣所在, “现在中国研发集团占微软全球的研发比例大概是10%,我希望通过我和团队的共同努力,把这一比例进一步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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