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陈秋歌
敢想、敢干，经受得住各种挑战的技术管理者，才能称得上优秀；对于“跨行业”的管理者来说，获取员工的信任，是成功管理的关键。
神州数码信息服务集团副总裁、神州数码工程院院长谢耘，毕业于清华大学，并获得博士学位。他主持研发了国内第一套有线电视加密收费系统、国内第一台基于Windows CE的掌上电脑等，并著有《修炼——我的职场十年》和《成长》两部以职场感悟为主的畅销书籍。一次偶然的机会，他走向了管理道路，从此踏上了多次“跨行业”管理，甚至是“外行人”管内行人的管理之路。相信他的管理风格和管理经历，可以给其他管理者一些启示。为此《程序员》杂志专访了谢耘博士，让他为我们分享一下他不寻常的技术管理精英之路。
记者：您的中学时代是如何度过的？您最擅长哪些科目？
谢耘：回忆起中学时代，我觉得过得还是比较轻松的， “一点苦也没吃过”。我小时候身体不太好，所以父母在学习上没给我任何压力。也许正是这种宽松的家庭教育环境，让我对学习没有任何负担，可以做自己感兴趣的事。
我父母都是大学老师，从事机械教育工作。受他们的影响，我从小对科学很感兴趣，比较喜欢能感知到的事物，喜欢分析问题，解决真实世界中的问题。因此我的物理学得非常好。一般的题目只要扫一遍，我就能在脑海中把它解答出来，几乎不用笔算。对比较抽象的数学科目，除了应用部分外，我就不是非常喜欢学习了。
中学学习政治时，我从来不背政治，都靠分析。记得高考前，我母亲因为我不背政治，很着急，甚至找到了我的政治老师。我政治老师告诉她：“你儿子不用背，他会分析。” 因为学明白了政治，所以后来我的哲学学得也非常好。这对我影响还是很大的。所以我一直提倡学生时代还是要好好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学校，由于学习成绩好，从小老师就鼓励我去帮助那些学习上有困难的同学。所以我被“练就”了一副“伶俐口齿”，知道如何把一个问题阐述清楚，以便对方明白。后来，我以全校第一名顺利考入清华大学。记得高考刚结束后，同学们都说我考得最好，因为监考老师说考场中就我最镇静。有许多人一有压力就紧张。其实在压力大到一定程度前，我也紧张，但超过某一界限时，我反而不紧张了。这也许是天性吧！这种天性对我后来跨越一个个职业难坎也有很大的影响。
记者：请您谈谈在清华大学的求学经历。
谢耘：告别了轻松的中学时代，我进入了清华大学电子系。可以说当时清华大学是国内同类学校中最累的一所，而电子系又属学校中最累的几个系之一。
清华大学本科课程非常重，老师给的压力也很大，我不得不用功学习各个科目。记得一次期中物理考试结果出来后，由于我们考试分数特别高，因此物理老师对所考试题不太满意。期末考试，我们出现了一堆不及格。事后发现老师竟然直接拿了物理系的考卷来考我们。一次数学分析课考试，全系三百二十多个人中只有五个人答对了最后一道题。我算其中的一个。20年后，我去看这位数学老师，他对这件事仍记忆犹新，还说那是故意考验我们。终于熬过了清华大学繁重的课程压力，五年的课程，我学了四年半便提前毕业了。由于功课比较好等原因，我继续留在清华大学攻读硕士和博士。
读博期间，我在学校兼任政治辅导员，负责学生的日常管理工作。这段经历是我走向管理的第一步。读博士期间，我被公派到了悉尼大学。除了接触到当时还比较简单的互联网（像电子邮件等）外，我并没感觉到国外大学与国内有什么太大区别。在我看来，当时的悉尼大学和清华大学水平相当。既然拿着国家的钱出国学习，就要对国家讲信誉。正如我向导师承诺的那样，在悉尼呆了两年，做完课题后，我便选择了回国。
拿到清华大学的博士学位后，由于多方面原因，我没有接受学校的挽留去了一家也符合公派留学相关要求的国有企业。至此便开始了我人生中的职业打拼生涯。
记者：清华大学博士毕业后，您从事的第一份工作是什么？当时担任什么职位，主要从事哪方面的技术研发工作？
谢耘：博士毕业后，我去了一家北京无线电厂，在那从事研制雷达工作。限于当时国内条件，新研发项目审批迟迟下不来，在那呆了一年后，我离开了。
一个同学所在的公司要与美国一家大型国防企业TRW合作开发一套有线电视加密收费系统。鉴于我有几年的留学经历，又是技术出身，对方邀请我去负责技术管理。可以说正是这次偶然的机会，让我第一次踏上了管理者之路。
1993年底，我带领当时的项目团队去了洛杉矶，开始与这家美国公司协作开发此项目。TRW属于美国当时的顶尖企业之一，拥有美国一流的技术高手。该公司当时负责这个项目的带头人是一个台湾博士，姓周。他聪明敢干，是我见过的为数不多的几个天才之一。周博士之所以能在TRW脱颖而出，据说是因为他曾做成了一件别人都认为不可能的事情。事后回想，我非常庆幸自己刚刚走上社会不久，便能和周博士这样杰出的人才共同工作。周博士用自己的言语、行动和亲身经历让我意识到自信和勇于挑战对成功的重要意义。如果你认为自己优秀，就应该足够自信，要相信自己能完成他人做不到的事情。这一信念使得我在后来面对各种别人认为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的时候，从来没有退缩过。而且完成这些不可能的任务，成为我工作的主要内容。
一个人在年轻的时候，在还没有被自己的经验固化的时候，能够与一流的高手共事过招，我认为意义极为重大。这个系统在研发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个非常致命的问题—-电视屏幕中间出现了一道黑。当时核心芯片是TRW做的，但他们并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和我同往的一个同事看出了问题所在。虽然我不懂芯片，但是根据常识和逻辑分析，我认为这个同事说的没错。由于我英语比较好，所以由我来代表中方项目组向TRW公司的工程师解释。当时我们从晚上十点一直开会到第二天凌晨三点，最后除了一个美国工程师外，其他人都表示认同中方的想法。第二天，按我们的想法去做，问题解决了！这件事让我意识到美国技术高手解决不了的问题，我们照样可以解决。技术道路上没有什么可怕的，我们大可不必胆怯、自卑。
因为我是学电子工程出身，并不懂电视。这段经历也是我第一次作为外行人去管理一个团队。为了把这个项目做好，我首先做的就是“信任”，知人善用，并且敢于把自己的命运交给下属。在实际工作中，我对属下非常放权，该他们管的事放权让他们去做。他们处理不了，需要协调支持时，我才会出面。我认为这一点对于一个外行管理者很重要，否则你的管理将无法进行。当然在这个过程中，你也必须努力学习，让自己尽快成为一个内行人。
记者：您什么时候进入联想的？在联想，您曾组织开发了中国第一台基于Windows CE的掌上电脑。请您介绍一下当时的开发过程。
谢耘：几经周折，甚至“失业”一段时间后，1998年1月，我第二次进入联想，负责做掌上电脑。掌上电脑对于我来说，是一个新事物。对这行，我完全没有经验。这样我再一次投入到一个对我来讲完全陌生的领域，开始了又一次新的跨行业转变。
掌上电脑该如何做？当时这个产品在国外也处于开发阶段，尚未投放市场。我们除了网上一张照片可供参考产品大小之外，没有其他任何资料实物能够借鉴。当时的产品需要使用微软Windows CE操作系统的汉化版本，可当时该操作系统还没有中文版。于是我们几乎是与微软公司同步对Windows CE进行了汉化。
产品研发工作也曾因讨论选用哪款CPU一度陷入僵局，最后我在听取同事对当时三种CPU性能评估结果的基础上，决定采用飞利浦的嵌入式应用CPU。对于这个决定，我也没有十足的把握，只是按照同事给我的分析报告确定了一个相对好的方案而已。至此，产品的整体方案基本确定了下来，开始进入实质性的设计工作。
克服了技术上的种种困难，1998年7月2日，第一台基于WindowsCE的掌上电脑样机终于面世。这个产品引发了国内及国际媒体的极大关注。也因此，我们这十几个人的团队引起了公司最高层的注意。这件事让我意识到，利用阶段性结果，去推动影响工作的因素向积极的方面转化，是管理中的一个重要技巧。
1998年10月我们开始了该产品的试生产，并于1999年投入市场。虽然产品并不是非常完善，但仍供不应求。
记者：神州数码从联想集团分拆出来后，您便担任副总裁兼首席技术官，这时您的工作重点是什么？
谢耘：2000年，联想分拆之后，我留在了神州数码担任CTO，开始了技术管理生涯。
记得2002年我接手软件公司时，公司员工技能普遍老化，500名技术人员中竟没有一人懂Java。同时，公司也缺乏具备核心竞争力的优势产品。能否把这家企业救活，我的下属员工曾对我这个从没从事过行业软件及解决方案业务管理工作的“外行人”产生了质疑。在仔细分析了公司的核心问题之后，我从提高员工技能入手，专门请了一家新加坡公司来给员工培训。为打造公司核心竞争力，我们在当年立项了五个研发项目。当时这些项目都没有现成的客户需求，只是从市场分析的角度觉得可行。令人可喜的是，当年这五个项目就卖出了四个。其中一个项目卖出时还仅仅只是一个PPT方案：CTAIS2.0——国税征管系统。后来这个系统被国税总局采用，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推广应用。就这样靠研发救活了软件公司。公司运营一切正常后，2004年——我工作十周年之际，我利用闲暇时间写了《修炼－－我的职场十年》一书 ，主要回顾和总结了我从业十年来的人生经历及诸多感悟。
2007年，我应公司业务发展需求担任神州数码工程院院长，主抓研发管理工作，直到今天。
结语
从当初一个偶然的机会，谢耘从技术转向做管理，并在管理道路上越走越远，期间曾接手管理了多家不同行业的公司，在管理方面积累了不少经验。在他看来，做好技术管理工作，首先要心胸开阔、开放，尤其对于一个外行管理者；其次要从哲学的、辩证的角度来思考问题，不能把一个问题绝对化；其次就是要能够接受很多“不公平”和“委屈”，一切要从公司大局出发；最后，要有各方面的、综合的知识背景，这可以帮你快速理解所遇到的事情。所以建议大家不要盲目从事管理工作，首先衡量一下自己是不是适合、喜欢做这项工作。
本文选自《程序员》杂志2011年07期，更多精彩内容敬请关注07期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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