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 月 15 日，考拉征信联合多家企业共同发起“诚信中国企业行动联盟”，柳传志做开场致辞，说起 80 年代的小饭馆，虽然环境很脏，但是不会上地沟油，即使企业效率不好，也没有假冒伪劣。但是市场经济后，挣钱的手段越来越多，如果监管不力，就什么事都有可能发生了。
在柳传志看来，企业生产的产品和服务都联系着整个社会。他在现场呼吁企业家们要把“商业正气”喊出来，坚持以身作则，用行动做一个诚信的商人。并现场保证：“我的企业和我本人保证做到：一定重信誉、重承诺”。这些年来，有目共睹，联想也是一家诚信的企业。
以下是柳传志在“诚信中国企业行动联盟”上的演讲实录：
各位朋友：
很高兴参加今天的会。
最近我们在聊天的时候，在饭局上，在微信圈里，经常听到、看到开骂，骂的对象常常是我们自己，调侃、揶揄自己，但是用的是挺难听的话，经常还是和生殖器官有关的词，诸如屌丝、傻X之类，好像变成了一种时尚。跟着就是拿更难听、更肮脏的话去发泄对周围很多事情、对人的愤懑。由于价值观的严重对立，就造成了不但骂，而且还开始造谣，造出谣言然后再对对方进行批判，越说越难听，简直就失去了羞耻心的底线。
细想想，骂的内容到底跟什么有关呢？应该说 50% 以上是和诚信直接或间接相关的事，像假冒伪劣商品、有毒食品等等。
比如一个老头儿，坐在地上，别人扶他起来，他反咬人家一口，比如钓鱼执法，或者是瞪着眼睛公开造谣，等等等等。我们难免会去想，咱们中国不是把忠信、仁义作为文化传承中最基本、最重要的一点吗？什么时候就变成这样了呢？！
很多学者进行过研究，比如说有宗教的国家和没宗教的国家的区别，比如说中国的儒释道与西方宗教的区别，也有的研究到比如说少年儿童教育的区别等等，我倒是想得比较简单，我只是拿自己生活中的情况去做个对比。今天在座的朋友中型企业居多，年龄三十多岁、四十岁，我就讲自己所看见的事。
1984 年、1985 年以前，中国基本全是国有企业，大、小饭馆都是国家开的，效率非常之低，服务非常之不好，餐馆挺脏，但是它不会给你上地沟油。企业效率不好，但它不会做假冒伪劣，这个基本没有。随着市场经济以后，民营企业出现，老百姓挣的钱可以归自己了，于是开始有各种挣钱的手段，如果监管不力的话，那什么事情就都可能发生，劣币就会越来越多。
那监管怎么就会不力呢？这个我也有分析。我记得（上世纪）80 年代初，我们在中关村办企业，政府官员的效率真的也未必高，而且对民营企业可能还格外看不起，但是他要想找企业要东西，想要给自个儿捞点好处，也不是没有这样的人，但是心里是会紧张的，还是会脸红心跳。随着这么二三十年过去了，现在变成了一个当时想都想象不出的样子。那是什么样子呢？
我大学是在军队上的，算是当兵的出身。中国人民解放军有总政治部，那是军队精神灵魂所在，是军队精神的司令部。我当兵的时候，唱的歌都是“我为谁来打仗”，军队和老百姓“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总政治部还有一个重要的功能，就是军队里的组织部，凡是当官的官衔那是他们发出来的，需要上面批准，但他们是主办单位，权力极大。
就是这么重要的地方，怎么总政治部的主任就会变成了大贪污犯？钱怎么个贪污法？买官卖官，把师长、军长标价钱卖出去。关键的问题还不是在卖，他一边卖着官，可能一边还唱着那些神圣的歌。我想，下面花钱买官的那些人，听他在唱那些东西的时候，心想这些原来全是假的，我照样可以这样办。于是我还听到说，有的地方要交多少钱才能当上兵。
这样的兵能打仗吗？当花钱买来的官，他的目的能是为了人民去打仗？而且他们都有家属，这会把这样的事全传开。再有，公检法在我们国家那是神器，是用来打击坏人、保护好人，谁触犯了法律，那是很重要的手段，公检法的最高领导当然是政法委书记，竟然为了谋求私利也在贪污。
这时候还能谈得上对什么东西监管？我们国家的股市，谁都知道，如果改成注册制，那马上就会好，为什么不能改成注册制呢？因为注册制如果没有监管就会坏得一塌糊涂，但是如果其中有的人受监管，有的人不受监管，那还能监管吗？在我们国家，法律的解释也变得非常随意化，从哪来的呢？根儿还不就是从这儿来的吗？
1998 年前后，联想在广东的一个生产基地，被当地海关说是走私，海关关长一定要我过去。后来知道是我们下面的同事确实不对，说话顶撞，冒犯了人，走私确实是没有的。但是反复承认错误、解释，就是不行。最后怎么解决的呢？
后来，深圳海关的关长因为走私石油出了事，他是收拾我们的这位关长的顶头上司，想要处罚我们的这位关长也潜逃了，被抓后判了 18 年。法律到了人家嘴里可以随意改！一个老头儿假装被撞，谁扶他讹人家钱，这种碰瓷的要是跟这样的事比起来，听着就没那么惊心动魄了。
我以前看报纸，一个货车司机，进上海时碰到有人再三央求带一段，人一上去，他就被逮住了，非说他是黑车，结果是钓鱼执法。他怎么都说不清，为了说明心迹，动刀砍了自己的两根手指头。我就在想，他在动刀砍自己手指头的时候，那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
好在十八大以后，党和政府新的领导开始抓这些贪腐，把这事刹住。让我看，还不够过瘾，不是抓的人不够多，我是对审判不过瘾。审什么呢？审的都是贪了多少钱，拿这个量刑定罪，要这样审，就跟审非法集资差不多，跟审哪个银行的人携款潜逃差不多，都是一样的判刑。
但实际影响能一样吗？卖官能把中国带成这个风气，它是能拿经济衡量的吗？要是这些人弄下去，那就把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和对老百姓好的影响，会彻底给毁掉，把中国的前程彻底毁掉，把我们这些老百姓的希望彻底毁掉了。这到底应该由哪个法庭审？应该怎么个审法?
改变这个，真的是要靠国家政策大环境。皮之不存，毛将焉附？那就是皮。咱老百姓主要的还是希望这张“皮”好，我们不就是上面“毛”吗？
我们能做什么呢？有两件事我们是能够做，也应该做的：
一个是我们应大声疾呼弘扬商业正气，要把它喊出来，因为毕竟我们做企业的，后面有千千万万的员工，我们的产品、服务联系着整个社会。所以我们应该发出声来，今天这个诚信中国行动联盟，也是我们发声的一种表现。
第二要做的是什么呢？更重要、更更重要的是以身作则，做比说要重要得多，我们得做出来。我在这儿保证，我的企业和我本人保证做到：一定重信誉、重承诺！不只是说，我自己一直确实是这么做的，我把名声看得比金钱重要得多。对内对外，我承诺的话努力做到，基本都做到了，定的规则一定自己严格遵守。
在我所参加的组织里面，大家定好了说开会不迟到，那就真没有人迟到，说开会不准玩手机，有重要的事拿手机出去接听，那就真的能够做到。为什么呢？因为每个人都得做到，不管是谁。
另外，在交易中我们确实真心真意做到把信誉、把承诺看得比钱重。我个人是把朋友的情义看得比钱重。至于说我的朋友之中，还有好多企业家朋友，人都是好人，但诚信的名声并不太好，我细想过，有两点建议。
第一条，承诺之前要努力想清楚，诚信本身不光是一种态度，它还包括了能力，你做不到的事就别答应，答应了以后就要坚决做到。有些同志甚至领导请我来参加或者主持什么事，不管是我多尊敬的人，要是做不到，我也推了。
他说，老柳你出来，这事就做成了。我之所以能做成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不都做。你要是答应什么都做，就会变成什么都做不到，于是就变成了到各个会场上，这坐一会儿就走，那坐一会儿就走，忙得不得了，什么事也做不成。今天我答应参加陶然这个会，如果不是什么特殊的情况，旁边再有什么别的事，我都会说我已有安排。所以，承诺的事一定要认真，定了规则就要严格执行。
第二条，不要和没有诚信的、或者说那些不好的人打交道。
不讲信用的人也是分两类，一类人本来还是好的，但后来由于“劣币”越来越多，“劣币”只占便宜不受惩罚，于是“良币”自己没有定力，就被变成了“劣币”。这种人还是可以打交道的，但是要教育。
我这儿也举个例子，大概 1987 年或 1988 年的时候，我在深圳和一家进出口公司的总经理打交道，从国外进口元器件。这个人的毛病就是说话容易随便说，尤其是时间问题，他随便答应，答应完了随便就迟到一两个小时，完全不管你的事情，令我非常恼火。
当时还是我们求他的多，忍着了，后来熟了，我跟他说，你下回不能这样，否则我也给你来一次。他哈哈一笑，没当回事。后来有一次，他该找我要钱，而且这钱要得挺急，如果没要到他就会有麻烦。俩人约好了晚上 7 点见面，我在沈阳宾馆 19 楼，电梯对面有个茶餐厅，我坐在里头，可以看见他。他这回是提前几分钟就上来了，来了看我没在，非常奇怪、着急的样子，又下楼。
后来又上来，来来回回好几次，把他急得不行。折腾了他一个多钟头，我觉得差不多了，因为他也着急，事给他耽误了也不行。我就出来，告诉他我在这儿。从此以后，不知道他跟别人怎么样，跟我这儿再没有迟到或者食言过。所以我觉得，人和人之间，大家定的规矩，都要遵守。
还有一种人，天生就不是好种儿。我们千万不要为一些利益所诱惑。人们老容易说，谁谁谁不错，他不错，实际上是对你不错，他是有求于你，你要看看他对别人怎么样。因此，要辨别人错还是不错，是好人坏人，实际是要从后脑勺看他的做法和品行。我这里其实有很多例子，联想是由于不做这种事，不贪这种便宜，避开了多少次危险，这里面有很多很有名的、很大的公司，有的还是很有权力的人跟你说的事，好在我们抵制住了诱惑。跟公司打交道也要特别注意，弄不好最后也会变成了一身的官司，变成狗咬狗一嘴毛的时候，那真的就说不清楚，我们的声誉必然受到影响。
所以，有一个诚信联盟来区分谁是好人，谁是有瑕疵的人，谁本身就不是好种，还是很重要的。
最后，我想今天发起这件事的朋友，最最重要的是一件事，就是说到做到，要以身作则，这是我们这些普通老百姓，我们这些商人，以我们的身份和我们的力量，能为中国做的最重要的事情。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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