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世界杯上被淘汰的西班牙队是世界上身价最高的球队，那么西甲则是诸多富豪球队的游戏盛宴。
一支穷乡僻壤的小球队即便冲破西乙联赛的对手阻截，都有可能无法冲破西甲 200 多万欧元的资金门槛。不过，明年我们将在西甲联赛中看到一支来自巴斯克地区的乡村球队——埃瓦尔队。
虽然只有一个容纳 6000 多人的小镇球场和 40 多万欧元，但是埃瓦尔队准备依靠互联网股权众筹获取剩下 170 万欧元资金。而就在本文写作之时，他们众筹目标已经完成。据外媒报道，股东中也包括了大量的中国球迷。
虽然有这样的励志案例告诉我们股权众筹存在的意义，但是我们当前可以看到并理解的范围内，无论从需求出发还是从社会分工的角度来看，股权并非互联网众筹的重点，而捐赠、实物、虚拟商品等回馈形式更匹配众筹的无边界、民主化、互联网的基因，事实上正是这种供求关系“激活”了无处不在的创新。
Kickstarter 不参加股权众筹
曾有人统计包含“crowdfund”关键词的域名近年来暴增到上万个：“玉米虫”们显然也看好了这个领域的爆发式增长。但是目前成功的众筹平台依然只有几家。其中，具有代表性的 Kickstarter 已经明确表示即便规则改变也不会参与股权众筹。Kickstarter 也许并非担心监管机构的限制，而是股权投资本身对于投资人、标的和被投资者的高要求，而这种要求很难通过互联网来完成。一直以来，Kickstarter 的众筹聚焦在音乐、电影、舞蹈和时尚等领域。
“除非我可以和创业者面对面坐下交谈，否则我绝对不会投钱。”Google 创投的凯文·罗斯(KevinRose)年初对《财富》说：“这样的交流很难在线完成。”
从专业星探到股东之间的鸿沟
私募股权公司 MetamorphicVenture 的大卫·赫斯基(DavidHirsch)曾经有个很好的类比，他将众筹比喻成音乐行业的A&R(artistandrepertoire)，也就是从发掘、训练歌手或艺人到专辑制作之间的流程。他认为众筹就是将音乐行业中的“人和专辑”替换成几乎任何其他事物，包括创新产品。赫斯基的机构也果断领投了另一家知名众筹平台 Indiegogo。
如果按赫斯基的逻辑往下思考：无论是星探还是专辑的监制的确都是大众眼中最酷的职业，而众筹给了普通人过把瘾的资格。但是，如果星探和专辑监制成了“股东”，而且一个艺术家背后有很多集“股东和监制”于一身的人，他还能独立创作吗，还能有惊世骇俗的创造力吗?放到产品层面，这里面的问题也是一样的。
曾经私下与国内一位从事硬件的创业者聊过，他的一个产品在 Kickstarter 上成功融资。观察他的投资者反馈，发现其中有大量的、来自各国的需求，这也许是创新的本质决定的，要让所有人都满意是一个巨大的挑战。这位创业者表示下一次融资要将产品拆分得更细。个人猜测其中有一种考虑是缩小需求范围，增加可管理性。设想一下，如果这些目前不要求“股权”和“债权”的出资人某天突然变成了股东和债主，那么这样的初创公司将更加难以应付。
不爱穿鞋的岛屿
欧美的众筹平台一直不敢涉足亚洲市场。他们无法把握这里究竟是一个“没鞋穿的岛屿，还是一个不爱穿鞋的岛屿”。其中还有一个微妙的原因来自文化差异。我们母刊的一篇文章中指出了亚洲国家包括中国在内对于失败有着不同的认知。一位新加坡的众筹平台创业者指出通过互联网为一些创业者募资，将会让这些创业者面对公开的批评，他们也必须面对一种面向公众失败的可能。这在欧美也许不算什么，但是在以批评文化为特征的中国互联网，在我们这个视面子为一切的文化中，对于创业者来说则是一种“积毁销骨”的风险。
让众筹成为创新的发源
反观现在 Kickstarter 等平台坚持的去股权和债权化的方式，众筹则发挥了一种非常不一样的作用：它们成为了创新的发源。无论是一个允许带猫入店的咖啡馆，一个小众的乐队，一个热门电视剧摄制组，还是虚拟现实头盔的研发团队都可以通过互联网找到投资的“长尾”，而这些人不要股权，不要债权，只要求成为第一批观众和用户的权利。
这种基于捐赠、实物甚至是虚拟商品回报的模式在事实上补全了一道新的社会分工：也就是让早期的狂热型用户可以成为创新者的天使投资人，在优胜劣汰中让底层的生物链更加庞大和活跃，从而让更成熟、更有人气的创新项目有更大的机会能够化茧成蝶，最终“激活”更好的社会创新。
站得更高看，这也将给诸多 VC 带来更多、更好的上游项目。这样去理解世行所说的“10 年后众筹的市场规模将达 VC 市场的 1.8 倍”，也许会更有趣，更有期待感。相信 Kickstarter 等公司也是因为看到这种社会趋势才能够坐怀不乱，拒绝股权众筹的诱惑。最后，让我们预祝西甲新科埃瓦尔竞技队能够实现他们的梦想，继续利用众筹的力量扩大他们的 6000 人球场，但是同时坚持一种打法、选择一个好的教练，力排众议，成为一个有个性、有独特创新的俱乐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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