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不再是那个娱乐先锋了。
这个开创了中国互联网历史的重要人物，在他创业15周年的时候，突然变得陌生起来——他准备再造SOHU，重塑企业理想，将自我的状态由“出世”调整回“入世”，更重要的是，他高度关注和思考社会症结和市场公平问题，并勇于打破业界的沉默，发出自己的呼声。
他说，不完全的市场经济时刻在妨碍竞争。没有充分的、公平的市场竞争，就没有品质，没有优秀，没有就业机会，没有稳定，没有中国真正的崛起。
这样的声音，令业界刮目相看。这与他一贯表现出来的娱乐精神不同。
或许，这些只是他表面上的变化。骨子里，他仍是那个充满理想主义色彩的张朝阳。从出国到归国，从创业到守业，他心底的理想主义一直没有泯灭，只是或明或暗，或隐或现。现在，当遭遇他认为不理想的市场环境时，理想已无法继续埋藏下去。
如果我们将张朝阳视为观察中国的一个样本，就能够看得更为清晰，为什么在这个时候他发生了转变，他到底遇到了哪些问题，这些问题与时代的关系是怎样的。
张朝阳的新面孔
2010月8日，一个身材瘦削的男人在镜子前举着手机留下了自拍照。黑色外套，红色格子衬衣，再加上深色框架眼镜，神情严肃，一副英式学者的派头。只不过他头上戴着一顶红艳艳的小帽，增加了一些诙谐的味道。
他是查尔斯·张。名字来自这所麻省理工学院对岸的那条河流。他正陷入过往追忆的，是大学时代曾多次光顾的这个洗手间。
没人跟他进洗手间偷拍。以上场景是他自己展示的内容，来自搜狐微博。
在麻省理工学院，他一面舒展着双腿，躺在学院的草地上，在阳光中恣意微笑。一面又和优雅的女校长合影，并且双手背在身后，像个典型的三好学生。这些照片他愿意在微博上和大家分享。“第一次回MIT(麻省理工学院)演讲，恰逢搜狐中兴之时，准备用搜狐微博直播此次美国之行，请博友以我的微博之眼审视美国及 MIT。”
没错，他在展示他的生活，也是他的工作，微博是他当下主抓的搜狐重点业务之一。这几个月来，他一改常态，频繁地出现在镜头前，讲述再造搜狐的理想，以及他对于社会的新思考。
他真的变了。
回到创业期
比较显性的变化从今年8月开始。8月9日，搜狐召开了一个大型新闻发布会，张朝阳穿了一身蓝色的格子衬衫，宣布搜狗从搜狐公司分拆出来，成为财务独立的公司。更吸引眼球的是，这个独立分拆的公司似乎不被华尔街的人看好，张朝阳自掏腰包，占了16%的股份。
当天，发布会之后，张朝阳来到搜狐大厦第9层工作平台。以前他并不常来。之前的一个小时，老板将要来讲话的消息已经由电子邮件传达给搜狗的员工。工程师们挤在办公区中一个宽敞的空地，稍微有些拘谨地看着他。张朝阳站着，语调和缓，传达着搜狗的最新消息。几分钟后，他看了看属下，示意，有什么问题大家可以提。
气氛不如想象中热烈。只有一个人问了搜狐和马云合作的问题。然后，大家鼓鼓掌，散了。
“以前有想法，没办法，现在有了实现的可能。”一位搜狗员工告诉《中国周刊》记者。
搜狗搜索引擎于2004年8月上线，曾是全球首个第三代互动式中文搜索引擎。但时隔六年，搜狗一直亏损，依然处于同业弱势地位。
尽管如此，搜狗一直被张朝阳捧在手心里。今年年初时，Google把服务器搬离中国内地。各大门户网站铆足了劲头争取补上这个空白。这对搜狐而言当然是同等的机会。搜狐公司员工明显感觉到张朝阳对此事的重视，亲自参与决策。
想当初，搜狐的域名是sohoo.com，希图借鉴yahoo的模式，成为第一代搜索引擎。不过彼时，外部环境不明，重要的是张朝阳的身份——他只不过是刚刚拿到融资的、急于用数字安慰华尔街的CEO。“话事者”是资本而不是他。于是搜狐在摸索中变成了新闻门户网站。
对搜索引擎没有做得更好，每每说及，张朝阳都会痛心疾首地说，搜狐是走了弯路的，错过了一些机会。而现在，那些绊脚石早就被他清除出局，张朝阳的头衔，首先是董事局主席。他已不再是为资本而焦虑的小男孩。
“我要赌一把。”他说， “搜狗已经露出成功的苗头，不能把这种成功交给一种可能性。”
他在急切地寻求改变，扭转局势。
10月15日，周五，晚上八点。搜狗的员工仍在开会。压力，这是近来他们最明显的体会。不仅仅是对搜狗，对搜狐其他的部门，张朝阳都念了紧箍咒，强调要有“冲劲”。这就是张朝阳口中，整个搜狐公司的“再造”运动。
张朝阳说，他现在需要培养一批拼命的人。虽然，他说，要等他长出来的白头发自己变黑，一副坚信自己可以永葆青春的样子。但已愈不惑之年已经是不可回避的事实，他漫不经心地承认，“我已经不再年轻”。
陈云鹤(化名)，搜狗公司员工，深切地感到需要“拼命”的压力。在他看来，直面张朝阳的公司高层压力更大，那些披星戴月下班的，往往是搜狗的高层。“现在公司是结果导向，用数据和事实说话。”张朝阳就像一个平时躲闪在企业背后的幽灵，一下子又走出空灵，振臂高呼。于是乎，搜狐仿佛一下子回到了创业期。
现在，张朝阳自己开始写微博，还在搜狐“白社会”论坛上实名发帖，一度，网友还以为有人在冒充张朝阳大名。
10月25日，搜狐发布2010年第三季度财报，张朝阳非常满意地向媒体解读。这是他近两年来首次亲自公开解读财报。
从出世到入世
搜狐的老员工能强烈地感知到张朝阳身上一种轰轰烈烈的“勤奋”。这和以前那个“懒洋洋”的张朝阳区别实在太大。
2007年，他自称对业务“扔得最厉害”，“我不能让秘书安排我什么时候开会，我凭什么非要那个时候开会？”
2008年，他还在念叨，“最糟糕的管理就是勤奋，老师方向搞错，最后把下属和自己搞得像风箱里的老鼠一样，就像当年的崇祯皇帝似的。”
这样导致的结果是，他不再是那个财经媒体追逐的企业负责人，而成了娱乐和时尚媒体的采访对象，这些媒体甚至把他当做流行的风向标。
“在距离海岸300海里的海面上，叼着雪茄、晒着太阳。”《时尚芭莎》记者这样描述着他看到的张朝阳。张脚底下踩着的，是刚从英国普尔Sunseeker 的船厂里下线的，用了一个半月的时间驶到他脚下的私人游艇。这艘长达22米的游艇完全由手工打造。红酒柜、雪茄盒、音响设备、小型舞池一应俱全，它们都是按照张朝阳的需要专门定做的。厨房所有餐具都来自英国，因为张朝阳喜欢西式早餐，所以橱柜上还摆着面包炉、咖啡机和磨豆机。
他说，“寻找太阳的人(Sunseeker)，难道不就是我的名字吗(朝阳)？”
他还指着那价值3000万元的游艇，不讳言这样的生活满足了他的虚荣心。“就如同这艘船，如果它不是中国最豪华的，那对我来说意义可能就失去了很多。”
他还曾裸着上身，登上了《时尚健康》杂志的封面，标题是“中国最炫的CEO”，当时他说，一个星期差不多两三次蹦迪，每周至少有一两次的爬山。他还带着美女登山，搜狗美女野兽登山队一度集结了不少当红的女明星。
他不掩饰他追求快乐。2008年，他接受媒体采访时曾经感叹，他就像已经爬上了山顶的人，再想着爬山还有什么意思呢。后来他悟出，当下的价值就是快乐。“如何才能快乐？思考的最终结果就是：阻断过去，屏蔽未来，活在当下。”
他自称出世了，进入“一种没有价值观羁绊的原始状态”，“越来越处在一个无焦虑状态”，“我一口气把脑里所有闪亮的小火苗都熄灭了，我达到了空性”。
但是，这个张朝阳已经是过去式了。功成名就后，那个懒洋洋一心追求快乐的、无所羁绊的张朝阳必须离开。因为，过去，未来，他现在都放不下了。
现在他说的话是，“我曾经出世，脱离并停止思考，然后有了一些感悟，觉得自己到了想得比较清楚的状态。出世一圈之后，觉得应该再入世”。
从娱乐到责任
入世不止是在公司治理层面。他也开始在社会上频繁地发声，不再只是生活在那种自我享受的状态里。
业界有种看法，张朝阳是互联网行业的异类，他“要说就说真话”。
10月1日，他在其搜狐微博上就腾讯和360之争发表看法，称360对腾讯的检测是“一种制衡”，让腾讯知道不可以“仗势为所欲为”。
学物理出身的他本该当个科学家，实事求是就好。后来他发现，西方对科学家的崇拜早已过去。反而，好莱坞的明星风靡美国。于是，留学时，他也梳过马尾辫，戴个大墨镜，开敞篷车，向往做个明星。科学家的实事求是、质疑的精神，明星的先锋性，这样两种都成为他个性中明显的特点。
终究，他发现留学生在美国没什么前途。中国，才是他的故乡和希望。有年中秋，他在从美国飞往中国的飞机上，落寞地看着月亮。他还在成功前的等待时期，不明白为什么做件事情这么难，但是他鼓励自己，人类都能把飞机这么笨重的机器送上天，他要做的事情为什么会做不成呢？他靠着信用卡的不断透支，煎熬到搜狐的成功融资。
因而，无论他怎样作秀，怎样对互联网行业亲近和批判，人们都认为，嘿，这是张朝阳，那个已经获得成功的、时尚杂志的封面人物而已。
就算是他最近变得勤奋地管理企业，那也没有超出太大的预想。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互联网观察家胡泳对《中国周刊》记者说，创始人和企业的关系，远或者近，都很正常。
事实上，最能超出预想的故事发生在这之前。
那是今年2月，搜狐举办“2010·中国新视角高峰论坛”。张朝阳站在中国大饭店的大厅里，他没有说同行惯有的客气话，而是直接发表了《不完全的市场经济时刻在妨碍公平竞争》的演讲。
他说，“问题就出在不完全的市场经济。品质与优秀来自于全方位的竞争，创新来自于公平的竞争，而不完全的市场经济时刻在妨碍竞争。”
他在演讲中提供的解决之道是：“矢志不渝地继续进行市场化改革，不改革没有出路！没有充分的、公平的市场竞争，就没有品质，没有优秀，没有就业机会，没有稳定，没有中国真正的崛起。”
这段精彩的演讲，迅速在各大门户网站转载。这打破了这个行业的潜规则——同行竞争，少传播对方。一个业内观察家说，张朝阳的讲话“跳出了圈子，不得不承认，他是个好同学”。
外界对他的了解显然正在一点点更新。一个媒体编辑说，以前觉得张朝阳应该上娱乐版，现在觉得他原来可以上时政版；以前以为他是一个娱乐明星，现在看，他原来是“一个敢于承担社会责任的企业家”。
这似乎正是张朝阳正在扭转的角色。两种角色的不同，不是偶然的个人的幡然醒悟，而是社会的现实、时代的流变催促他做出的改变。
理想主义者的烦恼
张朝阳最爱读的是罗曼·罗兰的《约翰·克里斯朵夫》和类似这样能够展示自己情结的书。某种程度上，他和小说里的约翰·克里斯朵夫一样，敏感，自省，拥有英雄主义情结，并坚定地认为自己的人生会与众不同。
事实的确如此。
小说里的约翰·克里斯朵夫，11岁时就被任命为宫廷音乐联合会的第二小提琴手，后又通过自己的努力，不久后就升任第一小提琴手，并拥有了一个伟大的信念：要写出伟大的作品。
张朝阳17岁时考上清华大学物理系，后又成为当时中国海归的符号。张朝阳创立爱特信(搜狐前身)之始，他对仅有的四个员工讲自己的宏图大志，说要做中国的比尔·盖茨，结果员工觉得他“傻得可以”。
他们都成功了。小说里的约翰·克里斯朵夫成了受人尊敬的世界级音乐家，张朝阳则被称为“唯一有资格以教父那样的语气讲述(中国互联网)历史的人”。
他们后来又都有过困惑和反思。
在成名十年之后，约翰·克里斯朵夫开始重新思索人生，他困惑于以道德为目标的创造到底能不能诞生拥有最高艺术水准的作品。此后，他选择皈依宗教，把上帝作为心灵的寄托和理想的归宿。
之前韬光养晦、宣布出世的张朝阳为何在此时入世？这个有资格以教父语气讲述历史的男人遇到了怎样的挑战？
“新丛林”处境
张朝阳用“打仗”一词来形容再造搜狐。这并非“娱乐明星”样式的张朝阳的自我调侃。
近年来，随着腾讯、百度和阿里巴巴等互联网巨头多元化路径的快速发展，中国互联网的竞争早已不是搜狐、新浪和网易的门户之争，而是网络巨头的诸侯割据：搜索领域六成以上的市场已经被百度牢牢霸占，阿里巴巴几乎完全掌握了电子商务，新浪的微博一骑绝尘，腾讯则垄断了即时沟通联系领域，并凭借无可比拟的用户数量开始在各个领域大肆扩张。
如此战况下，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搜狐的地位颇显尴尬：在各条战线上均有战场，可是没有一条线上占据领先位置，尽管张朝阳否认搜狐被边缘化，可是“二战”中的搜狐确有落后之虞。
更大的落寞或许是搜狐霸主地位的丧失。2007年时的搜狐风光无两：从游戏门户17173到青年社区ChinaRen，从综合门户SOHU到焦点房地产网站，张朝阳接连重金圈地收购，其积累的用户规模之广在国内屈指可数，成了地地道道的“网络大地主”。
现在搜狐面对的却是另一番景象：ChinaRen的没落；“白社会”、搜狐微博后来者的力不从心；搜索引擎的苦苦挣扎；以及视频领域的激烈鏖战，都在一次次地磨去搜狐头顶上的金色光环。
而根据张朝阳自己的门户割据理论，除小众及垂直细分领域外，“通用行业”将被几家大门户分食得“没有死角”，结局就是赢家通吃。
“如果搜狐再不爆发，就会沉默，被其他巨头吃掉。”张朝阳接受《中国周刊》采访时，丝毫不掩饰其焦虑和“再造搜狐”的迫切之意。
前些年，在互联网这片“一夜成名”的丛林里，“被大家记住，有人气，是竞争的主要内容，这样才会更容易融到资，才能活下去。”《沸腾十五年》一书的作者、互联网观察者林军告诉《中国周刊》记者。可现在张朝阳面对的已经不再是那片丛林，当然也不再是那时的丛林法则。
资深互联网人士谢文告诉《中国周刊》记者，“我曾经在公开场合，当着张朝阳的面说，搜狐最大的核心竞争力就是张朝阳本人，你的品牌在第一轮竞争的时候还很有效，可是现在市场上出位的企业家多了，再这样做就不行了。谁固守原来的模式沾沾自喜，谁就会迅速地落后。”
在谢文看来，品牌和流量之争早已成为过去，包括模式创新和技术创新在内的创新力、新业务的开发和对于用户的把握，将是张朝阳所言的第二轮竞争的主要内容，特点则是竞争内容的多元化。
拿微博来说，就足以让张朝阳感到来自新浪的竞争压力。他直白地说：“微博这个形态特别适合中国，尤其特别适合手机的中国，这个事情让新浪撞大运撞上了。年初的时候我盯着搜狗的事情，微博这件事没盯，最后一失足很悔恨，这件事没守住，现在看得很清楚，要大干快上。”
勇气背后的困扰
提到微博，张朝阳肯定知道他的清华校友王兴和王兴所创立的饭否网的故事：2007年5月，同样从美国归来的王兴推出微博客饭否，仅仅落后于美国的 Twitter不到半年时间。两年之后，饭否已经成为国内数一数二的微博网站，受到众多网民追捧。可是2009年7月的一天，饭否网突然停止了服务。
王兴多次找到有关部门沟通，结果证明都是徒劳。
饭否被关的背后是2009年中国互联网的整治风暴。据人民网的统计，从2009年开始的中国互联网专项整治共涉及十余万个网站，其中也包括了谷歌、百度、土豆、豆瓣等。大量BT网站被关停，包括“BT中国联盟”在内的若干BT网站与网民告别。
后来，当王兴和他的团队再次创业的时候，他们选择了网络购物中的团购网站，理由是“要考虑安全性”。这个30岁出头的年轻人在今年6月接受《中国周刊》记者采访时表示，相对于美国互联网，他在国内感受到了一种无时不在的“边界”。
互联网资深人士谢文说，如果互联网监管过多，将导致大家跟风、模拟，而不是鼓励创新，走新路子。结果就是守业难、赚钱难。
这与中国最初的互联网环境不同。业界公认的是，互联网曾经是中国经济中被管制最少、准入门槛最低的行业，一定程度上被认为是“自由”和“平等”的代名词。
确如今年6月中国政府出版的《中国互联网白皮书》中所言，“中国政府和人民以积极的姿态迎接互联网时代的到来。”最初，中国把发展互联网作为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的重大机遇。为此，中国政府先后制定了一系列政策，并投入巨资，以推动互联网发展。
谢文回忆说，早期，“互联网首先被视为高科技，就允许互联网按照国际游戏规则来做。最早也有关于允不允许互联网在电信体制之外落地，允不允许在电信之外出现别的增值服务运营商这样的讨论，比如服务器托管等。最终这些都被允许了，第一关过后有个十来年的蜜月期。”
据谢文介绍，2000年到2003年，中国互联网企业开始到国外资本市场上市，从而获取资金，其中一项资质要求是要提供ICP证(网站经营的许可证)，可是中国的互联网企业找不到发证的部门。
“找信息产业部，信息产业部说我就管传输，不管内容，文化部也不管。外国坚持要，后来还是信息产业部发了这个证。当时如果封死了，不让去外国，中国互联网就完了。”谢文告诉《中国周刊》记者。
新浪创始人王志东这样解释互联网在中国轻松过第一关的原因：“我们那时候跟各个政府相关部门一直在呼吁怎么样对互联网网开一面，培养期这个阶段也容许它犯错误，另外当时成功说服很多政府主管部门有一个理由，就是当时互联网用户属于小众，都是一些高端的白领、学生阶层，在非主流的情况下，站在社会管理的角度上，你乱也乱不到哪去。”
另一位不愿具名的互联网资深人士则对《中国周刊》记者说道：“一方面这是高科技，新兴产业，政府觉得应该扶持，另一方面觉得是太弱小，当时体制内的人没有人懂，让老百姓玩玩吧，没有想到玩大了。”
在今年的联合国互联网治理论坛上，中国国务院新闻办网络局宣传处处长侯召迅发言说，互联网时代是麦克风时代，“世界上哪个国家的麦克风最多？ 请让我来回答：是中国。中国有多少个麦克风？至少有4亿2千万个，因为中国已有4亿2千万个网民，世界最多；很快要增加到7亿个，因为中国已有7亿个移动电话用户，也是世界最多。”
2010年10月27日，国务院新闻办主任王晨在第十届中国网络媒体论坛演讲时称，互联网向经济社会渗透步伐加快，互联网对社会生活的影响无处不在、无时不在，要在大力推动互联网开发利用的同时，把网络空间纳入现实社会管理，大力推进网络文明诚信建设。
此时，国有资本大量介入该领域，相关报道中频频出现国字头企业的身影。在内容方面，饭否被关、新浪搜狐等微博所经受的监管，也从一个侧面印证了有关部门对此领域的高度重视。
而在此环境下，我们听听张朝阳是怎样定义搜狐的。在今年初的“2010·中国新视角高峰论坛”上，张朝阳开口讲的第一句话就是：“搜狐已经是一个名正言顺的媒体公司，媒体公司的年会，就不只是公司本身的事情，而且是一个思想表达与传播的公共的事情。”
要知道，从相关法规颁布的时间看，2004年以后互联网管理力度明显加大，其中重点即是内容监管。
《中国互联网白皮书》指出，中国政府在互联网管理中起主导作用。许可审批和备案制度已成为目前互联网管理的主要制度。据统计，目前中国政府参与互联网管理的部门已达到16个之多。
张朝阳很早就推出过一个叫做“搜狐星空”的论坛，其理想是要把它建成“伟大的广场”。在这个“广场”的鼎盛时期，确实盖过了“新浪观察”和网易的“第三只眼”，但后来被关闭。
在“2010·中国新视角高峰论坛”上，张朝阳语惊四座：“只有公平的最大限度的实现，才能让有才能的个人和组织脱颖而出，社会才能充满活力和创造性”，“政府应该放下很多亲自参与竞争与民争利的举动，把主要精力用在保护公平竞争上来。”
这样的发声需要勇气。深处困扰之中的张朝阳做到了。
为什么是张朝阳
“这番话从张朝阳口里说出来，我一点也不感到吃惊”，在《沸腾十五年》作者、互联网观察者林军看来，“这是张朝阳个人的勇气和境界，就像吴敬琏经常出来说的一些话，其实和他本人经济学家的身份是没有关系的，作为公共偶像，有人选择尽这份社会义务，有人选择不尽。张朝阳说了，出发点不单单是搜狐。”
但，为什么是张朝阳？
林军是中国最早采访张朝阳的记者之一。他对《中国周刊》记者回忆1997、1998年左右的张朝阳：“刚开始接触他的时候，我们看不懂，有人看不惯他，觉得这人的成功太简单了吧，后来看不惯他的人都创业了。更多的人是觉得张朝阳满足了自己的很多想象，就应该像他这样活着，他的美国式的开放自由的做派，让他成为了当时个性解放的重要代表人物。不过，大家觉得他是一个异类，早期的张朝阳的封面报道是和安顿的《绝对隐私》放在一起卖的。”
也有人这样解释他的“异类”：他不进圈子，也不涉官场，既不是人大代表也不做政协委员，与其他互联网精英相比，其政治资源最少，因此对于市场竞争是否公平也最为在意。
这样的张朝阳或许与他在美国的十年学习相关。这期间是他完成自我认识、价值观揉碎重塑的十年。
“我发现我对搞学术研究并没有强烈的兴趣，成为科学家不是我的梦想。MIT物理系的不少人毕业之后也都去了华尔街设计模型或者做分析师。但那似乎也不是我的志向所在。” 张朝阳说。
直到他在MIT的实验室里，第一次接触到互联网，他才明确意识到，这会是自己的方向。张朝阳认定，世界的传奇将由另外一批人以一种新的形式书写。后来，在他的第一份商业计划书《中国在线》的封面上，他写下了两句话：“顺应我们这个时代最伟大的两个潮流，一是信息高速公路时代的到来，另一个是中国作为全球大国的崛起。”
“毫无疑问，张朝阳从一开始就赋予了自己某种使命，他对于自己的内心期待是张朝阳应该成为历史的一部分，搜狐应该成为第一，即使搜狐已经被第一落下很远，”林军说，“这让张朝阳区别于一般的商人，他是有理想主义情结和英雄主义情结的人。”
这甚至反映在张朝阳回国日期的选择上。1995年11月1日，张朝阳拎着两个手提箱走下飞机舷梯，踏上祖国的土地。而前一天就是张朝阳31岁的生日。“他是一个仪式感很强的人。”搜狐的一位员工评价说。
这些决定了张朝阳在中国互联网进程中的地位和异于常人的表现，特别是当外部环境不理想时，他的美国式思维展现出来的是“过分的敏感”。
他高调表示，“在当今社会普遍缺乏理想的状态下”，“除了赚钱，搜狐还有使命没有完成。我们对互联网市场和未来发展有自己的理想。”
一个理想主义者，希望拥有一个更加理想的社会。这或许可以解释张朝阳变脸之种种。
他在识别企业家理想时对《中国周刊》记者说：“首先要在全社会实现公平和正义，才能让一个正直的企业家赚大钱。如果太理想主义而处处碰壁的话，那这个社会是不太正常的。”
十五年拓荒岁月
2010年10月，张朝阳又回到了他互联网之梦开始的地方。
他给麻省理工的学弟学妹们做了个演讲，中间不可避免地说到了他刚回国那会儿，“当时美国有十几万中国留学生，包括西海岸的斯坦福大学，有很多。没有第二个人在那时会回国做互联网。”
言外之意，只有他回国做了互联网。
那个骄傲的往事，已经是1995年的事了。现在，时光已经走过15个年头。
一个时代的开篇
那年7月，身为麻省理工中国联络负责人的张朝阳第二次回到国内，目的是陪同校长与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朱镕基见面。随后，他又陪着那位校长到北京大学参观，刚刚就任北大副校长的陈章良接待了他们。彼时，陈章良34岁，张朝阳则还有3个月就要满31岁了。
“这件事对张朝阳的触动很大。回到美国后，张朝阳就决定三个月后一定要回到中国。”资深互联网观察者林军在他的《沸腾十五年》一书中说，在美国的华人并不在主流文化圈子里，他们跟周遭的社会几乎没有太多关系，只是麻木地生活在另一种世外桃源里。回国，让他们感到非常充实。
带着“干一番事业”的强烈冲动，1995年10月，张朝阳回到了北京。多年以后，他经常跟人亦真亦假地吹嘘，“那天北京下着雪”。
创业的艰辛远比之前的想象来得复杂。甫一回国的张朝阳，首先面临的选择就是以什么方式创业。当时，作为DOS时代“终结者”的Windows95刚刚问世，诞生仅15个月的第一家网络公司网景在美国纳斯达克风光上市，一场被称为“新技术革命”的互联网创业风潮瞬间刮起。已经抢先一步接触过互联网的张朝阳，隐约感觉到，里面存在机会。
他最先捧出的一份名为“中国在线”的商业计划书，其大致内容是，用互联网搜集和发布中国经济信息，为在美国的中国人或者对中国感兴趣的人服务。这一思路与美国IT企业ISI的想法一致，当年年底，张朝阳获得资金100万美元，开始以ISI公司驻中国首席代表的身份展开工作。
根据媒体后来的描述，张朝阳在ISI做首席代表的生活并不轻松，需要每天抱着笔记本电脑跑到新华社抄录与商业有关的信息，回到驻地后还得整理成数据库，上网发回美国去。物质条件也不怎么样，“办公面积只有24平方米，热水也没有，张朝阳工作、住宿都在那里，每天觉也睡不好。后来才知道，窗户外面有个锅炉，老是半夜三点响……”
就这样，折腾了几个月之后，张朝阳不再满足于替人打工的生活，他从ISI辞了职，转而以自己的名义寻找新投资。
彼时的中国，已经到了改革开放的第17个年头，中共中央十四届五中全会刚刚通过了“经济体制要从传统的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的重要决议。经济大环境开始打破沉闷，呈现出一种蠢蠢欲动的蓬勃之姿。
时年24岁的丁磊，突然向宁波市电信局提交了辞呈。这让那里的领导十分诧异，“我们这里从来没有大学生辞职的，你是国家培养的大学生，你怎么能够辞职？” 促使丁磊做出此项决定的，是一个叫做CFIDO的小玩意，这是一款用电话线连接起来的网络，参与网络的成员可以通过点对点的方式互转信件。
马云还在杭州电子工学院当英语老师，教书之余，他创办了一家叫做海博翻译社的翻译机构。一个偶然的机会，他陪客户到美国谈投资，在西雅图参观了当地的互联网公司VBN，一时间眼界大开。
在互联网业内人士看来，这两人的故事充其量只能算是“前传”，真正能称得上中国互联网开局人物的，是被称为“中国互联网播种人”的张树新，和率先让种子开了花的张朝阳和王志东。
处女地上的开垦
张树新，媒体记者出身，曾在中科院高新技术企业局工作过，后来下海创业。1995年初，这名颇具胆识的女子和她的丈夫一起，把全部家当抵给了银行，注册成立北京瀛海威信息通信有限责任公司，这是一家处于摸索状态的互联网企业。
王志东，毕业于北京大学无线电电子专业。他先是在北大方正待了几年，继而辞职与几个朋友合开了一家软件公司。再后来，他又离开这家公司，以技术入股的形式与四通集团合资组建四通利方公司，这就是新浪网的雏形。
当时没几个人能说清互联网是个什么东西，张树新曾回忆说，当年她跑到邮电部门去申请从事互联网服务的运营资格，结果那里的工作人员却表示无法办理，原因很简单，当时没人知道该将它放在哪一类目录下，也没人知道该如何收费。
这是处女地开垦者的尴尬，不过也是他们的自由。在一个无人理睬的领域里，他们各显神通，使尽浑身解数。
张树新发挥自己做过新闻记者的特长，不断在大小报章上向公众推介互联网知识。1996年，她还在中关村白颐路南端的街角处竖起一块硕大的牌子，上面赫然写着“中国人离信息高速公路还有多远——向北1500米”，尽管大多数人当时都看不懂，但起码成功地吸引了大家的注意力。
如何把公众的注意力转化为唾手可得的真金白银？张朝阳似乎要比张树新聪明。
1996年，张树新的瀛海威公司接受中国兴发集团的5000万元注资，后者是一家隶属于原国家经贸委的国企，张树新的腰包一下子变得丰盈了许多。
同年，张朝阳在风险投资的支持下创建了爱特信公司，这就是搜狐的前身，也是中国第一家以风险投资资金建立的互联网公司。
接下来，两位中国互联网的元老开始比拼起智力。
1997年，国务院信息化产业办邀请美国未来学家、《数字化生存》的作者尼葛洛庞帝来华宣讲互联网知识，张树新打算以此为契机提升瀛海威在国人心中的影响力，遂主动请缨，表示愿意出钱出人操办此事。
尼葛洛庞帝是麻省理工的教授，张朝阳在美国就读期间曾与之有过接触。1996年爱特信公司成立时，其中就有他的部分投资。这次访华，张朝阳顺理成章地做起他的翻译。
于是，当尼葛洛庞帝真的过来时，人们在电视上看到了一个十分有趣的画面：张树新代表中国互联网从业者，被一大堆人簇拥着，伸手迎接尼葛洛庞帝到来，一时间风光无限；而与此同时，那个充当翻译的小伙子却使劲儿往她和尼葛洛庞帝中间挤，而且一有机会就跟到场媒体强调，他是尼葛洛庞帝的学生。
就这样，张朝阳没花一分钱，取得了跟张树新差不多的宣传效果。
除此之外，张朝阳还利用这个机会向尼葛洛庞帝展示了爱特信公司取得的成绩，并成功说服他帮自己引荐更多的美国投资人。
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现在为大多数人所熟知的“创意产业—风险投资—上市”创业模式，在当时还是很新鲜的行为，更多的公司还是像瀛海威那样，以接受资金入股的形式与其他公司合资。
不过，即使张朝阳采取了吸引风险投资的方式，而且也有尼葛洛庞帝的引荐，但他的赴美融资之旅依然做得很艰苦。
最辛苦的时候，他一天之内马不停蹄地见了4个风险投资人，而且分布在不同的城市。奔波一圈下来，最终实际给钱的也就只有一家，而且给钱也不利索。张朝阳后来回忆说，那名投资人对他进行了前后长达6个月的“审问”，平均每天6个问题。有一天晚上，投资人又打长途电话过来，说还有一个问题想问。张朝阳当时在发烧，但是生怕投资人觉得自己身体不好最后不再投资，所以不敢说自己在发烧，只好咬着牙回答了他的问题。
和张朝阳一样，王志东也主要靠风险投资起家。1995年，与四通集团合资获得的500万港币快花光了，他也不得不四处去找钱。
当时，美国网景上市的神话让王志东深受启发，他四处打听网景的投资方摩根士丹利。后来，他未能与摩根士丹利达成合作，却获得了另一家投资公司的垂青。1996年1月，美国投资企业罗伯森·斯蒂文森公司与四通利方签订了总计700万美元的国际融资服务合同。
不同的命运
今天，稍微懂点经济学常识的人都知道，资本是一把双刃剑，它的逐利天性注定了风险——既能把你推上高位，也必然可以将你带入深渊。但在当年那样的时代，人们很容易被前期尝到的甜头冲昏头脑，以至于后来当王志东与资方闹僵离开新浪的时候，整个社会都投来了诧异的目光。
自此，企业家们渐渐明白了，在资本面前，即使是自己一手创办起来的公司，也不是完全自己说了算。
此前的1998年，张树新的互联网之旅也走到了尽头。她的故事也与资本相关。
1998年6月，由于亏损严重并且后继资金匮乏，张树新与大股东兴发集团产生了冲突。危机四伏中，张树新黯然辞职。
当然，以上这些都是好几年以后的事了。这些人的命运也没有影响中国互联网蕴藏的激情。1995年到2000年的中国，是互联网的狂热发展期，张朝阳和王志东利用美国投资创办搜狐新浪的故事，鼓舞了一大批渴望改变自身命运的知识青年，他们争先恐后地拟定与互联网有关的商业计划书，频繁出入于北京国贸附近的办公楼，努力寻找他们的资本“伯乐”。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1997年丁磊创建网易，1998年马化腾创建腾讯，1999年马云创建阿里巴巴，同一年，陈天桥创建盛大网络，2000年李彦宏创建百度，各路英豪如同梁山聚义一般，相继来到互联网的江湖。曾有机构统计，当时的北京，曾经有过平均每天诞生两家网站的辉煌纪录。
再后来，这些日后被称为“战国七雄”的互联网公司陆续登陆美国或香港的股市，丁磊、陈天桥、李彦宏、马云相继登上富豪榜。其财富聚集之快，令那些传统行业的企业家们纷纷侧目。
草根创业者似乎由此看到了更多希望。时任《经济观察报》记者的林木曾写文章这样抒发她的感慨，“没有讳莫如深的第一桶金传奇，没有不足为外人道的幕后故事，也没有转型期历史上曾经的灰色，就是这么阳光地给财富意识觉醒的普通中国人一个可资参考的模板。尽管成为首富的概率对于每个中国人来说只有十三亿分之一，但至少在起步的时候，你不是没有机会。”
这符合互联网的特质——平等，开放，共享。
初战“国家队”
或许是同样认识到了这一点，当中国互联网产业走到第十个年头的时候，张朝阳在搜狐IT系列丛书《网事十年》中写下了这样的话——
“十年的中国互联网发展史，惊心动魄、可歌可泣，它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完全依靠市场力量产生的巨大产业。这一产业几乎完全由中国本土的民营企业领导，并将在不久的将来使中国成为最领先的国家。”
当时的他恐怕无论如何也想不到，仅仅在五年后，他会说出诸如“不完全的市场经济时刻在妨碍竞争”、“否则我们发展的将不会是完全的市场经济，而可能是权贵资本主义”之类的话。
事实上，早在新浪、搜狐尚在幼年时，中国互联网产业里就已经有国有企业的身影在闪烁了。
1995年秋天，《人民日报》在一个不显眼的角落里刊发了一条小新闻，向世人宣告互联网公司“笔电新人”诞生。这条在新闻题材里被称为简讯的小文章里，提到这家公司由人民日报社和美国传媒巨鳄默多克的新闻集团联合创办。
这条新闻发完后，在国内基本没有什么影响，但在海外却引起了轰动，外电以“世界上最大的右派默多克与世界最大的左派报纸之间的联姻”为题大肆渲染此事，一时间风雨欲来，笔电新人面临夭折。
所幸的是，“笔电新人”当时在政策上并不违规，经过复杂的政府公关，最终以中文信息为主要内容的ChinaByte网站于1997年1月正式开通，人民日报社旗下的一家公司和美国新闻集团下属投资公司各占该网站50%的股份。
同样微妙的故事还发生在新华社身上。1996年，一家名为中国国际网络传讯的公司投资兴建“国中网”，前者是新华社全资子公司，其主要功能是过滤从国际互联网进入中国境内的所有信息，并把内容翻译成中文。一开始，国中网试图利用这样的垄断优势，把自己打造成一家有偿提供国外商业信息的网络平台，但由于当时的互联网用户还不习惯付费看内容，国中网的如意算盘最终落空。
但由于拥有深厚的新华社和邮电部背景，国中网在1997年前后，还是成了国内少数几个有影响力的网站之一。尤其是1998年，国中网获得当年世界杯专题广告费用300万，成了中国最早获得网络广告的网站之一。国中网由此看到了做门户网站的前景，遂于1999年3月正式启用China.com域名，网站名称也改成了“中华网”。
有意思的是，尽管笔电新人和国中网有着其他网站难以企及的丰厚资源，在当时的竞争中还是输给了非国有背景的新浪。1998年，当世界杯广告花落国中网之后，新浪网(当时还叫“四通利方”)负责人汪延很快找到笔电新人负责人宫玉国，两人决定联手对抗国中网：Chinabyte上的资讯可以拿到四通利方的论坛上发表，四通利方的BBS里有什么好贴子，Chinabyte也可以做导引，然后再转到四通利方BBS讨论。一来二去，双方果然获得了共赢。最后，世界杯网站评比，四通利方网站第一，Chinabyte第二，他们一起打败了国中网。
就这样，新浪、搜狐、网易、腾讯日益成长为实力强劲的互联网门户，后来加入的人民网、央视网等“国字头”的网站，再也没能撼动它们的江湖地位。
再战“国家队”
也许，现在做上述结论还有些早。当互联网技术发展到3G时代之后，身经百战的民营互联网英雄们愕然地发现，更有资源优势的“国家队”进场了。
在网络视频领域，湖南广电集团、浙江广电集团和中央电视台不约而同地“触网”，竞相推出网络电视台，因为有相关部门高举“打击盗版”大旗做掩护，先前在这个领域已经耕耘了好几年的土豆、优酷等网站吓得闻风丧胆。它们以前还是你死我活的竞争对手，如今在重压之下，不得不以资源互换的方式抱团取暖。
在即时通讯领域，中移动捧出了可供手机和互联网交互使用的“飞信”，有些功能似乎比腾讯的QQ还要实用。2009年年底，中移动董事长王建宙参观腾讯，坊间立刻传出了前者收购后者的消息。
在电子支付领域，最近又有央行研发的“超级网银”横空出世，马云颇识时务地在多个场合表示，“支付宝随时可以贡献给国家”。
今年初，广电总局颁发的3G手机视听牌照现身。首批获得牌照的8家企业，分别为中央电视台、上海文广、人民日报社、新华社、国际广播电台、央广视讯、视讯中国、华夏视联等八家企业。作为视频业下一站制高点的手机视频业，民营派“全军覆没”。
据说，早在2001年全球爆发“互联网泡沫破裂”大危机时，这个领域里曾经有过一次国有收购民营的机会：当时，搜狐股价长期处在1美元之下，面临被纳斯达克摘牌的危险；网易也因为“财务问题”被纳斯达克停牌，急欲出手；新浪则在王志东辞职事件中面临最大的管理层危机；而与此同时，中华网却因为独特的背景坐拥大量现金，市场上曾一度传出了中华网将把三大门户一起纳入囊中的消息。但后来由于种种原因，收购未能成行。
未来的某一天，类似的剧情会不会重复上演？3G时代的民营互联网还能否守住既有的江山？“国头字”大军会借助垄断资源长驱直入吗？没有人能够预言。
至少，对于张朝阳来说，他显然不会看着搜狐没落下去。他近期的转身，对企业运作的关注，对自我状态的调整，以及对社会不公平现象的抨击，都彰显着那颗创业的激情和雄心犹在。他说，“要么辉煌，要么毁灭，没有中间状态。”
这很容易让人联想起他在《网事十年》中所写的另一段：“很多人倒下去了，少数公司活下来了，这些幸存者的过去和现在被充分地研究和传播，成为互联网的正史；而大批公司在十年间的几次资本浪潮中产生、继而转瞬即逝，他们的辛酸历程散落在人们记忆的深处，并最终被遗忘。”
张朝阳会被我们遗忘么？现在，他正通过努力改变，向世人回答着这个问题。
与张朝阳聊天
·一·
他身着藏青色的休闲衬衣。短头发，清瘦，比较温和，像学校里的研究生。大概是感冒了，思考间隙，鼻子里不时喷一喷气。和印象中那个张扬的肌肉男反差很大。回答问题比较认真，好几个问题，他低头沉默了几十秒，才慢慢说出答案。几十秒，在对话的栏目中，一般可以称之为冷场。
采访完后，摄影记者要求拍照。他说，我今天不太有精神，算了吧。不过最终，他还是随着摄影记者走到楼道里，摆起Pose。
没错，这个样子，我是出乎意料的，一点都不酷。我印象中的是他的另一张脸，好比他出现在电视的一档节目中，脖子上挂着银色的、粗粗的金属链子，反光面料的衣服，酷酷的表情，谈着时尚的话题。即便他身边坐满了明星，他也毫不输明星的气势。他年轻时是去面试过当模特，拍过广告的。
·二·
我上次见他是在搜狐论坛上，就是在那天，他发表了关于市场竞争环境不公平的言论，引起轰动。
那天开完会，他从楼道里经过。穿的是一件黑色的长呢大衣，神色冷峻。
隔着五米之外，是王石。他们都在对着央视的镜头说话。一个严肃，一个温和。事后，我出于好奇，走到王石跟前，跟他说要约一个专访，他微笑着指指身边的女助理，哟，这事归她管，你得找她。我跟那女助理笑笑，他们走了，我也走了，说实话，我只是在借机观察王石的个性而已。我见过他在阿拉善会上剑拔弩张、语气强硬的样子。很好奇他此刻的温和语气。
但是对于张朝阳，我压根儿没有跟他靠近的想法。因为他那绷紧的嘴角，微皱的眉头仿佛在声明“别理我，我烦着呢”。而且，他跟王石距离那么近，作为论坛的主人，也没有主动跟王石打个招呼。就这么个各自散了。
我想起之前看到的资料，张朝阳说，“我是一个有距离的人，不会跟人特哥们。你看那些中国企业家，我从不跟他们扎堆。”
或许，还真是。我和同事做过一期《中国式商圈》的封面报道，在分析中国那么多企业家的圈子时，确实没有发现张朝阳的影子。
·三·
老张其实是个多面的人。你看到的不过是一面。事实上，你很难彻底读懂这个人，他自己就说过，“没人能真正了解我”。
说起对张的印象，业内人士对我如此说来。
搜狐从哪里来的？融资，风险投资。你当那些投资人是吃素的，老张那么好拉他们入伙吗？你看到的是他进的一面，没看到他退的一面。他是一个能进能退的人，能忍，能一步步达到自己的想法。跟你举个例子，他说，有个互联网巨头曾经和风投派来的台湾职业经理人大打出手，还是在办公室里呢。但是老张从没有，但是你看到，他一个个把那些绊脚石给干掉了。那段时间，他的焦虑和煎熬，他自己也承认。
不过这样的老张，只能是在知情人的眼睛里。我看到的不是啊。
我需要一个例子，说明他把搜狗分拆出去面临的困难和阻力。张朝阳回避了我的问题，说，那些刺激惊心动魄的故事当然多了，但是不能说啊，是正在延续的事情。以后等到互联网100年时，也许再回忆为好。
我不死心，那就换个说法，比如你2008年接受采访说，已经进入高纯度无焦虑状态了，你分拆搜狗的这段时间焦虑吗？
老张说他2004年之后就不煎熬了，不焦虑了。我问他为什么？他说，这个媒体报道得很多了。
一点不留情面，也不打算回答我。
想起一个记者来，那次他问张朝阳，搜狗现在的广告收入占搜狐的多少？张的回答是，你自己去查年报。
这样的张朝阳是不是活得太直了，太真实了，太无所顾忌了。我想起看到的一句话，他自信得“连生物钟都自我改变了”。
以前曾有记者采访他，“闲时打高尔夫，没事儿就去泡泡妞”，说的就是像你这样的黄金单身汉，你认同吗？他说，不认同，人世间那些价值观，“对我来说不构成任何意义”。
我们聊得时间有些长了，他开始一边回答问题一边活动颈椎，想来对健康很看重。
有人问，丁磊同志晚上12点后还在网上体验产品呢，你会这么勤劳吗？
“那我肯定不会半夜还在网上。我要那样我颈椎完了。我特别注意身体。我想我能活到150岁。”他一笑。
·四·
不好意思，听到150岁，我想起了李一道长。
曾经有人以李一为原型，问，世界上是不是有神仙？
即使真的活到150岁，张先生也成不了神仙，因为他不能保持出世。他是搜狐的品牌驱动力，是搜狐的灵魂，是现代商业精神中的一分子。
张朝阳说自己现在的状态是出世和入世结合得特好，该出世时出世，什么都不想。入世时，企业的战略规划、产品、文化什么都抓。他习惯开会时拿个本子，上面记录着他要说的几点，也就是要解决的几点问题。喏，他抬起来给大家看。
现在他就是用聊天的形式，解决记录在本子上的事情。
当前，在他本子上排序，最重要的恐怕就是搜狗。
搜索对他而言，是有点理想主义的色彩。从搜狐公司成立就开始做搜索引擎，后来，资本压力太大，就把精力投入了门户而使得搜索团队人也散了，份额也说不出口。眼看着百度成为中国搜索市场上的老大。
这次，他说，要赌一把。
当然，想做搜索引擎的互联网公司太多。有人愿意跟他承担风险，分享收获。张朝阳跟360谈了很久，不想，半路杀出个马云。马云找到搜狐搜索的负责人王小川。王小川跟张说了这个事，劝张跟马见一面。
于是，在北京银泰中心，几个人坐下来聊天。张见到马的第一句话是，谈合作就免了，我们跟360已经谈得差不多了。但是被马一通陈词，回家后，他想了又想，改变了主意。
一个半月后，张朝阳和马云的合作就对外宣布了。
·五·
这边，张朝阳在招兵买马，大战搜索。但是另一边，很多高管从搜狐离开。我问他，发现很多视频网站的创始者都来自搜狐。比如百度奇艺的龚宇、酷六的李善友、优酷的古永锵。这是为什么呢？
张说，这是搜狐股权激励比较好，高层有钱去创业。另外，互联网公司人员流动也很平常。他停了停，说，有的人自己走的，有的人不是。但是对外都说是离职。
他说互联网公司竞争到最后是组织的胜利。你当Google只是一个创新公司？不是，那是组织的优势。这是后来，他才明白的道理。说到底，是选对的人。
我说，那你之前说，搜狐走了很多弯路，犯过一些错误，按照你刚才提到的，能否归结到是犯了人的错误？
他低头，沉默，好一会儿，说，你可以这么理解。
要么不说话，要么就说真话。张这样说自己，还真是。
采访中，有人叫他查尔斯，搜狐内部也有人这么叫他。我总觉得怪怪的，李开复在公司就叫做开复，百度就叫李彦宏Robin，要么叫英文，要么叫中文，叫一个英文翻译过来的中文名字，这是为什么呢？
·六·
其实，我们私底下大多叫他老张。一个搜狐的员工对我笑着说。
这个员工，跟张朝阳一样曾留学海外。他说，互联网公司平等开放是共性。但是，中国公司和外国公司老板还是不一样的。在谷歌，一个普通工程师可以敲开李开复的门，告诉他自己有一个创意。但在搜狐，普通工程师敲开高管的门，这是不可能的。“归根到底，这是中西文化的不同。”他耸耸肩膀，但是语气中没有任何抱怨，“毕竟是中国公司嘛。”
有一天，他和同事在公司旁的餐厅里聊天，看见一个人推门而入，一身绿色风衣。对，是老张。他们几个同事还互相逗乐，谁去跟独自就餐的老张打个招呼，让他一起来吃饭？最终，他们谁也没去。
还有一次，他在电梯里看见张朝阳，端着杯咖啡。可是进去和出来的员工，谁也没有主动跟他Say Hello，“除了张本身的个性不是特别容易亲近，普通员工和老板的差距还是蛮大的。”
张的权威在搜狐淋漓尽致。我问他们的人，老张的演讲是别人代写的吗？答，肯定不是，因为搜狐公司还没有人敢揣度老张的心意。张朝阳在搜狐一出现，他的办公室前，会议室前，会竖起牌子，安静……
他已经成为搜狐的灵魂和图腾，搜狐是有鲜明张朝阳特色的搜狐。
有个业内人士给我讲他从搜狐听来的事。以前搜狐流量一下来，老张就出去露脸，结果，网站流量还真上升了。屡试不爽。只是这几年，特别是2006年后，他就不怎么露脸了。因为搜狐发展相对平稳。我印象深刻的那张夸张的照片，赤膊上阵的那个，就是2004年拍的。
他们公司人说，今年他的采访明显多起来了。这和张朝阳以及搜狐的新变化有关。
总有人问他对现在搜狐和互联网格局的看法。他的嘴角绷得紧紧的，眼光盯着桌面，你不知道他眼睛里到底流露出来什么样的目光。但是语气，平静，甚至是悠长。
“你们不要以为这就完了，还有第二幕。”
·七·
我一口气问了他一串问题：现在大家都说信仰危机，王石2009年写了一篇博客《商业文明和教堂》，他分析西方企业家是靠新教伦理主义来支撑他们的发展，他也有他的困惑，他不知道中国企业家的精神源泉支撑力来自哪里。您有没有这样的疑惑或者思考？再发展下去的内生动力到底来自哪里？是什么支撑你发展？
他说，现在来谈企业家的理想不太好谈，首先我们是第一代企业家，而美国是一个两百年的政体，企业已经是好多代的传承。
美国的企业家在小学和教堂里面接受的教育和后来走向社会所看到的事情是比较一致的，整个社会变化也没有那么快。硅谷创新很快，但是整个社会的伦理形态是比较稳定持久的。在这种情况下，美国的企业家非常有理想主义，有精神家园。
而中国企业家不是这样的，第一是因为是第一代，第一代企业家成长非常复杂和曲折，我们从小还是在“文革”的阴影下，后来各显神通，在改革开放的过程当中寻找自己的机会。每个人靠理想主义和正直的精神不一定能做成什么事。就像我们走正版道路碰到那么多阻力。
那你觉得你是正直的企业家吗？
我是温和善良的。如果在尊重和获得巨大的成功之间要做一个选择，我选择尊重。在美国，获得尊重和成功是一致的。但是在中国可能不是这样。有人成功但不值得尊重。
会不会觉得自己有点像约翰·克里斯多夫？
哈哈，你研究我的历史啦，有点这个意思。我有点理想主义精神，那是久远的，几乎从我少年时期发端，但是现在还能看到那个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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