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文原文：China’s losers
经济欣欣向荣之际，自称为失败者的一代悄然出现
朱光（音译）是一个 25 岁的产品测试工程师，他穿着红色阿迪达斯夹克和帆布鞋，显得既休闲又时尚，上下唇那稀稀疏疏的胡须似乎在彰显他那有心无力的蓄须的抱负。本科文凭，上海工人家庭独子，供职于中国最大的计算机制造商联想集团：理论上，他是中国经济增长造就的数百万人生赢家之一，前途一片光明。
但朱先生认为自己是个失败者。他觉得自己只是公司里的一个无名小卒，做着单调繁重的工作，领着微薄的 4000 元人民币（650 美元）税后月薪；白天在公司食堂吃饭，晚上回到 20 平米（215 平方英尺）的合租屋房间玩玩网游；由于“缺乏自信”，他目前还是单身，短期内找到女朋友的希望也很渺茫。他恶搞般地用流行语称自己为“屌丝”，与中国千百万年轻人一样，他对这个词有着深深的共鸣。“屌丝”指代失败者，象征一种无力感的宣泄，因年轻人深感在当今的经济环境下，普通人越来越难获得成功。给自己安上这个讽刺的绰号是在表达一种抱怨，“就像甘地，表达一种无声的抗议”，朱先生半开玩笑地说。
普通民众不无自豪地自称“屌丝”其实也是一种抗议富裕阶层贪腐行为的统一宣言。这个词汇新近进入中文即受到了白领们的广泛追捧，IT 行业尤甚。“屌丝”绝大部分是男性，喜欢做白日梦，不善交际，并且酷爱网游。但与日本的不婚一族“食草男”不同的是，“屌丝”们极少出于自愿选择这一身份。在房价飙升，日益高不可攀的现实下，他们不得不无奈地接受社会给他们安排的位置。最近的一些研究显示，虽然中国社会各阶层收入都在提升，阶层间的流动性却降低了。南京审计学院的易晨（音译）和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弗兰克·A·考威尔（Frank·A·Cowell）发现，从 2000 年开始，社会底层民众向上流动的概率比 90 年代要低，他们得出的结论是，“中国社会阶层的固化在加剧”。
《屌丝男士》是一部拿屌丝群体开涮的网络短剧，自 2012 年在搜狐网开播以来，点击量超过了 15 亿次。在最近播出的一集中，男主角为了打动漂亮的约会对象，装出一副工作很忙的样子，他在接了一个工作电话后满怀歉意地离开了约会的餐厅，女孩结账的时候却发现服务员正是男主角。该集中还有一幕，男主角是一个狂躁的新手司机，他不停地咒骂着旁边车道的兰博基尼，喊道“是不是欺负我交通队没有人？”下一幕里他被兰博基尼的车主揍得鼻青脸肿。
朱先生说由于父母是工人，他只能是个屌丝，而不是“富二代”或者“官二代”（屌丝们发现这两个群体常常是重叠的）。朱先生和他的屌丝同伴们认为，“富二代”和“官二代”有人脉有钞票，他们能够上更好的大学，找到更好的工作。
朱先生的税后年收入为 8000 美元，在奔向中产的道路上可以轻松秒杀很多人了，但在上海张江高科技园区，他的收入只能算中下水平。但那里的高收入人群也自称“屌丝”或“IT 民工”，因为在上海这个全国第三富裕的城市（2012 年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 40,000 元人民币），跻身成功阶层的价码高得令人咂舌，一套高档公寓和一部好车远远超出他们的经济承受能力。他们是工资的奴隶，变不成高富帅，也娶不了白富美。
经济飞速发展之际，这一切似乎不可避免，但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社会学家张翼（音译）表示，“屌丝”们内心的相对被剥夺感是中国贫富差距扩大带来的令人担忧的结果。香港凤凰卫视网站策划了一个关于“屌丝”的系列专题，张翼在接受该专题采访时总结说，社会底层的民众感觉他们被彻底抛弃，由于上升渠道越来越窄，他们也越来越绝望。
尽管如此，这个群体仍然意味着营销机会，毕竟屌丝要远远多过百万富翁，但要定义目标市场却不那么容易。在大众点评网上，舒伯特·尤（Schubert You）专门针对小城市的低收入工人（月收入在 150-450 美元之间）提供优惠券和团购。尤先生并不认为上海和北京的 IT 从业人员是真正的“屌丝”。
调查却显示他们自我认同为“屌丝”。去年，北京一家调研公司易观国际（AnalysysInternational）在多个行业的白领中开展了一项调查，询问他们是否自认为是“屌丝”。90% 以上的程序员和记者，80% 左右的饮食及服务业员工和市场营销人员给出了肯定的回答。调查还显示，公务员群体自认为是“屌丝”的比例是最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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