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逃离中关村:唐家岭被拆,成本增加,有工作没生活

 2010/12/1 10:22:20    北京晚报  我要评论(0)
  • 摘要:中关村:人才高地的人才之辩赵健(化名)就要离开中关村了。今年初,一种“逃离北上广”的说法在各大城市的80后白领中流传,因为无法忍受工作和生活上的压力,一些年轻人开始离开北京、上海、广州这样的大城市,选择到二三线城市安放青春。而对于赵健来说,“逃离北上广”其实就是“逃离中关村”。赵健的公司在高科技公司林立的上地环岛附近。每天一到中午12时,马路上便热闹起来。一群群年轻人从各个公司的大门涌出来,汇聚成一股人流,奔向开设在路旁各家写字楼底商的一间间小饭馆。偶然路过的人看到这番情景
  • 标签:逃离中关村 唐家岭被拆

中关村:人才高地的人才之辩

  赵健(化名)就要离开中关村了。今年初,一种“逃离北上广”的说法在各大城市的80后白领中流传,因为无法忍受工作和生活上的压力,一些年轻人开始离开北京、上海、广州这样的大城市,选择到二三线城市安放青春。而对于赵健来说,“逃离北上广”其实就是“逃离中关村”。

  赵健的公司在高科技公司林立的上地环岛附近。每天一到中午12时,马路上便热闹起来。一群群年轻人从各个公司的大门涌出来,汇聚成一股人流,奔向开设在路旁各家写字楼底商的一间间小饭馆。偶然路过的人看到这番情景,会误以为是遇到了午间放学的学生们

  赵健是这庞大人流中的一员。作为一家数字电视公司的员工,他的脖子上总是挂着一张员工卡。和这个群体中的很多人一样,27岁的他看起来年轻、本分、平凡他们没有海归们那样炫目的文凭,也不像当年的冯军拥有创业的激情,但他们也是中关村人,并且在数量上是绝对的大多数。

  个体

  赵健

  “我就是有工作没生活的典型样本”

  晚上6点下班,从公司骑车15分钟到家,两点一线的距离,赵健骑了4年。

  赵健的员工卡编号是142,在这家拥有上千名员工的IT公司,他已经算是“元老级”的了。赵健的老家在河北农村,从陕西一所大学毕业出来,跟着朋友来到北京闯荡,他已经跳了两次槽,却一直都没离开过中关村。每次跳槽的理由都很简单,“干着干着就烦了,想给自己换个环境,后来发现到哪儿都一样。”

  工作的这几年,赵健一直租住在唐家岭的一间公寓里。今年唐家岭开始拆迁,他便在附近找了一间学校里的出租房住下。新房子是用学校教室改造成的,只有15平方米,面积比原来的住处小了,可房租反而高上去了,每月要交750元。但是赵健不愿意离开唐家岭,因为这里离公司很近,每天不必起得太早。

  家里几乎没有落脚的地方,一张双人床便占去了大部分空间。不过,贴在墙上的照片、写着亲密话语的留言便签和纸折的百合花,给这个不算宽敞的家点缀了些许情趣。而这些全部出自他的女朋友之手。

  赵健的女朋友也在中关村上班,是一所培训机构的老师,经常要上晚班。除了休息,平日里小两口在家里共处的时间通常只有两个小时。除了几家网吧,这一带再没有什么休闲场所。独自一人的时候,赵健唯一的乐趣便是用一个二手笔记本上网。“有工作没生活”,赵健对这句话印象深刻,“我就是典型样本。”

  “我的老家在河北,户口在西安”

  其实赵健似乎不必生活得这样拘谨。在这家公司里,赵健已经晋升为技术经理,每月的税后收入有5000多元,除了交房租和必要的生活支出,还能省下2000多元寄回老家。但他不愿为了改善居住条件再多掏钱:“家,无非就是吃饭和睡觉的地方,条件再好也没什么用,何况我们马上就要走了。”

  外人不会理解赵健的去意为何如此坚决,就连他的父母也不同意让他回家。在上一家公司就职期间,他曾经有机会把户口落在北京,摘掉“北漂族”的帽子,可是他想了想,拒绝了。“北京太累,工作累,生活也累,去哪儿哪儿堵,买啥啥贵。”尤其是在中关村,看到越来越多的硕士、博士和海归进入公司,只有本科文凭的他压力倍增。

  当年一起到中关村打拼的同学中,除了一个正在上学,赵健是最后离开的人。在他看来,中关村始终是他赚钱和工作的地方,但他在这里找不到家的归属感。“我的户口至今还在西安,我的老家在河北,我的家在哪儿?不可能是这里。”不过他从不为这几年的时光后悔,“年轻嘛,为了多挣点儿钱,辛苦几年没什么。”

  赵健把自己和女朋友的下一个落脚点选在了石家庄,距离自己的老家并不太远,更重要的是,“收入水平虽然低点儿,但压力要小得多。”今年公司上市的时候,他用积蓄认购了一些原始股。等到明年“解冻”之后,这些股票至少能值20万元,足够他在那里买下一套两居室当做他们两人的新房。

  “我打算结婚了。”这或许是他给自己的最合理的解释。

  中关村为什么对他们,买车比买房容易得多

  夜色中的唐家岭是一片寂静的废墟,挂在道路两旁的横幅上写着各种鼓励拆迁的口号,在晚风中瑟瑟抖动。去年,原本少人问津的唐家岭突然出名了。

  而原本居住在唐家岭的人们四散而去,其中有不少人搬去了距此东北方5公里外的史各庄村,紧挨着繁灯闪烁的永旺购物中心。还未走近,便可听见那里的喧嚣。村门外的小路两旁,水果摊、小吃摊和服装摊依次摆开,叫卖声不绝于耳。一群群刚下班的年轻人穿行其间,对这里的热闹景象早已熟视无睹。

  进入村里,主干道两旁全是一栋栋两三层楼高的房子,门外挂着“某某公寓”的招牌。路旁店面的玻璃上、墙面和电线杆上,随处贴着各种出租房屋的广告,只有联系方式,没有注明价格。一路走来,不时要给来往的车辆让行。当地人说,开车的也是这些公寓的住户,对他们来说,买车比买房容易得多。

  “这就是另一个唐家岭,无论是这里的环境,还是住在这里的人,都和当初一模一样。”一位小伙子说,“只不过这里比原先的唐家岭还要大。”不过他们自己也说不清楚,史各庄村究竟能够保留多久,当这里也不复存在的时候,他们还会不会留在中关村继续工作。

  一代一代的中关村人,是流动的创业者,也是不断到来的自我提问者:什么样的中关村,什么样的中关村人……

  本报记者周健森邵泽慧于海波

  群体

  80后

  “离职入职像换衣服一样平常”

  依托着庞大教育资源的中关村,似乎从来不必为人才的问题而发愁。

  一份官方材料上这样写着:中关村拥有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为代表的高等院校39所,以中国科学院和国家部委在京院所、民营研究院所140多家;拥有在校大学生40余万人,每年毕业生超过10万;拥有高素质创新创业人才超过百万,留学归国创业人员数量占全国的近四分之一。

  但是,当一批年轻人选择告别的时候,有些中关村人沉不住气了。

  作为中关村一家普通民营高科技公司的技术总监,陈锋这两年来和他的团队一直处于超负荷运转当中。“公司的项目越接越多,但是可用的人却越来越少。”他眼见着公司里的同事陆续辞职,压力最大的一天,经他手签署的离职同意书居然多达6份。

  “从今年8月做完一个大项目之后,就有同事动了辞职的念头。”陈锋说,由他签署离职同意书的6名员工中,除了两人被竞争对手高薪挖走,有3个人加入了“逃离北上广”的队伍,分别奔赴海南、浙江和东北。还有一个女孩儿自认在IT行业没有发展优势,索性辞职考研去了。

  “现在很多同事都是单独负责两个以上的项目,全国跑,几个月都回不去家。”部门员工扎堆儿辞职在公司里造成了负面影响,陈锋不得不紧急向老板申请,给留任的同事集体加了一轮薪水,暂时“稳定军心”。身为70后的陈锋越来越觉得,今天在中关村工作的80后们,“离职已经像换衣服一样平常了。”

  “中关村如何留住年轻人不仅是挑战”

  一份刚刚出炉的“2010年度中关村IT业人力资源状况调查报告”,或许应当引起决策者的警惕,也能够回答中关村企业管理者的困惑。在IT企业发展信心指数的构成指标中,员工对企业前途信心指数和员工忠诚指数都明显下降;而IT从业者对科技园区发展信心指数的构成指标中,个人发展前途指数和城市忠诚指数也在下降。报告发布者这样判断:“中关村IT从业者主动离职的意愿有所上升,未来转投其他城市的可能性在显著增大。”

  究竟是什么因素促使这些年轻人作出离开的决定?

  在构成IT从业者工作信心指数的三级指标中,个人发展前途、企业发展前途、与直接上级的人际关系三方面下降得十分突出,而薪酬待遇仍然是所有指标中最令从业者不满的方面。而在IT从业者生活信心指数方面,交通出行质量、运动健身、休闲文化生活质量和子女教育质量四项三级指标都明显偏低。

  在对从业者的离职原因和忠诚原因进行分析之后,报告的分析结果有些出人意料:尽管在薪酬福利待遇、交通便利程度和升迁机会方面有所不满是导致员工离职的主因,但却未必是让其他人留下的主要原因;能否获得提高能力的机会、是否具有充实感与成就感以及对企业发展前景的预期,反而更亟待改进。

  对于中关村来说,当这里的区域经济发展到一定高度,当昔日的唐家岭被拆迁之后,这里的综合生活成本已不可能回落到二三线城市的水平。中关村应当如何留住年轻人,不仅是一个挑战,也是一个深刻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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