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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你迷路的应用,带你真人大冒险

 2013/12/18 17:09:04    程序员俱乐部  我要评论(0)
  • 摘要:从卫星定位到图书推荐,技术正一步步消除生活中的不确知性。可是,如果幸福恰恰取决于冒险呢?所以,你准备好让自己迷一次路了吗?图片来源:wordpress.com(文/CatherinedeLange)我在繁忙的公路上追踪目标时,行迹还不容易暴露,但是目标拐进了住宅区的一条小巷,我却担心了起来。我放慢了脚步,隔着一段安全距离跟着那个女人。她很快拐了个弯,穿过一座漂亮的大公园。这地方离我家只几分钟的行程,但是说来意外,我竟然从未来过。等到我也穿过公园、走上另一边的街道时,女人已经不知去向,我也迷路了
  • 标签:应用


从卫星定位到图书推荐,技术正一步步消除生活中的不确知性。可是,如果幸福恰恰取决于冒险呢?所以,你准备好让自己迷一次路了吗?图片来源:wordpress.com

  (文/Catherine de Lange)我在繁忙的公路上追踪目标时,行迹还不容易暴露,但是目标拐进了住宅区的一条小巷,我却担心了起来。我放慢了脚步,隔着一段安全距离跟着那个女人。

  她很快拐了个弯,穿过一座漂亮的大公园。这地方离我家只几分钟的行程,但是说来意外,我竟然从未来过。等到我也穿过公园、走上另一边的街道时,女人已经不知去向,我也迷路了。我取出智能手机,打开 GPS 确定方位。手机上显出如下文字:“在盖世科尼大道右转,找个看起来寂寞的人,邀他同行一阵。”得得,又来了。

  随便找一个陌生人、跟着她走到不管哪里,这通常不是我过周六下午的方式,但或许,我还真该这样试试。随着简化生活的技术不断翻新——比如 GPS 设备和推荐服务——需要随机而动的事情已不多见了。但是有越来越多的研究指出,就人类的幸福而言,随机的作用被大大低估了。眼下正有几款称为“机缘生成器”(serendipity generators)的新应用,它们怂恿我们在生活中胡闹一下,以对抗效率至上的趋势。那么,它们能够帮助我们克服内心对于不确知性的恐惧吗?

  这些应用的兴起呼应了历史上早已发生的一波抗议,那波抗议针对的是效率在现代社会中的霸权。19 世纪中叶,法国革命带来新的秩序,也催生了一种叫做“漫游者”(flânerie)的文化现象。因为不满于现代城市的紧迫和异化,巴黎出现了一群浪人,他们漫游之余,也鼓励别人在城市中做无目的的闲逛。后来一个世纪过去,当规划者把城市设计成了严密的网格,当一切都已经画上地图,城市也变得了无新意。这时,艺术家和积极分子又一次对秩序井然的实用主义发起了抵制,只是这一次,他们恰恰是利用地图来做散漫之游的。例如,有一群称为“激浪派艺术家”(Fluxus artists)的人提出了一份风趣的指南,鼓励大家“去踩踩城里的每一个水塘”。

  在互联网的早期,它还没有成为愤愤不平的漫游者抨击的对象。网络在上世纪 90 年代兴起,当时在网上的主要是素不相识的人,上网是为了和陌生人分享爱好。当时的网络是我们和平常不太能遇见的人交往的手段,因此,它也还是一架不错的机缘引擎。

  后来,事情起了变化。“20 世纪结束,到了 21 世纪,风气就不同了,优化成了主流。”机缘应用的设计者、艺术家马克·谢波德(Mark Shepard)这样说道,“一说到技术该为我们做些什么,我们想到的就只有提高效率——这其实是把机器当作了卑下的仆人,要靠它来让我们的生活得更加轻松。”

  这个变化一起,随之而来的就是各种推荐系统:算法利用你的购物历史、喜好、浏览记录,再加上其他人的数据,来推测你可能想买的商品。

  现在的任何一部智能手机都安装了定位系统,能领着你找到几乎所有目标。无论是在超市选购物品,还是径直找到想去的地方,有了口袋里的这部装置,你就再也不必依赖运气了。我们的生活已经处处调节到了最佳。

  但就在这时,仿佛注定一般,又有应用程序开始呼应当年的那批漫游者,它们的功能就是让你迷路。在英国林肯大学专攻社交游戏的计算机科学家本·科尔曼(Ben Kirman)指出:“推荐系统总是给你提供最安全的选项,而把那些比较有趣的地方统统删除。”

  这就是科尔曼之所以编写“迷路机器人”(Getlostbot)的原因:他想鼓励使用者打破陈规,尝试新的去处。下载之后,它会静静地监测你的行程,一旦你落入俗套,比如总是在周五晚上光顾同一间酒吧,它就会指导你去一间从未去过的新店。

  这类应用已经在近两年悄然风行。比如 Highlight 和 Meetmoi 之类,就会替你和附近的陌生人牵线;还有一款名叫 Gracze 的线上服务,会给你寄来意想不到的食物。

  快乐悖论

  乍一看,漫游者和艺术家的机缘噱头似乎完全是在胡闹,但是幸福研究的最新成果指出,他们其实触及了人类本性中的一个深刻冲突。

  推荐系统之所以讨人喜欢,一个原因在于:大多时候,消除不确知性都是上上之选。美国弗吉尼亚大学的心理学家蒂姆·威尔逊(Tim Wilson)指出:“人类始终是希望理解世界的。”一旦理解了某样事物,你就能在它对你有利的时候重复它,不利的时候阻止它。

  因此,在可能出现坏结果时,无论是看到坏电影还是找不到路,最令人不快的莫过于不确知性了。按理说,迷路或者买到不称心的东西,这些都不是什么性命攸关的大事,还不至于使人焦虑;但是,当我们置身比较严重的环境,我们不愿和不确知性为伍的心情就变得可以理解了。比如有这么一项研究,其中的受试者都接受了亨廷顿氏病基因检测,正在等待结果。那些得到明确结果的人,无论结果是阴性还是阳性,其幸福感都有所提升。而那些没有得到明确结果的人,心里就别有一番滋味了。这些人在接下来的一年里心情沉重,就算相比那些知道自己已经患病、在将来会行动不便、甚至死亡的人,他们的情绪也更加糟糕(参见《新英格兰医学杂志》,第 327 卷,1401 页)。

  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大量研究证实,每当发生意料之外的事,我们就会产生激烈的情绪。无论那件事是使我们略微不快,还是非常严重,我们都会花更长的时间思索它,以寻找一个说法。只要找到了理由,我们就会接受它,并从此把它当作意料之中的事。

  所以,将不确知性从生活中剔除,看来是通向幸福的一条明路。


现在的任何一部智能手机都安装了定位系统,能领着你找到几乎所有目标,哪怕是在你的登山途中。冒险这样的事情,似乎离我们的生活越来越遥远了。图片来源:digitaltrends.com

  可惜的是,这样的图景并不完整。以往的大多数关于不确知性的研究都集中在它的害处上,然而在过去的 10 年里,心理学家开始研究起不确知性的好处。他们的发现有力地证明:使得不确知性造成危害的机制,同样可以使它成为制造幸福的关键。

  比如威尔逊的理论就指出,对于那些快乐的事件,保持不确知性反倒是有益的。为了检验这个想法,他设计了一系列实验。

  在一个实验中,参与者得知自己有机会参加一项竞赛,还告诉了研究者他们最希望得到的两样奖品。竞赛之后,研究者宣布人人都是赢家,并立即给其中的一组颁发了奖品,另一组却要等到研究结束才能知道自己获得了两样奖品中的哪一样。结果威尔逊发现,那些不得不在两种好的结果之间期待琢磨的人,快乐情绪比那些立即得到满足的人要长久得多。

  而且,他们还会花更多时间观看潜在奖品的照片。这证实了一个理论,就是人会在不确知的情况下花更多时间琢磨可能的结果。如果结果是愉快的,那么从中得到的乐趣也会增加(参见《实验社会心理学杂志》,第 43 卷,979 页)。

  一个愉快的事件如果有了几种可能的结果,那它自然也就不太好理解,需要你多花时间关注,而你的情绪高潮也就会相应延长。但这也造成了心理学家所谓的“快乐悖论”(pleasure paradox):我们希望理解世界,然而那种理解又会夺走意外事件带来的惊喜。

  这些发现之外还有许多研究,都揭示了不确知的力量所能带来的乐趣,从中可以得知,在生活中引入随机技术,就可能使我们每天的日子高兴起来。

  这就是我在一个雨天下午在伦敦北部跟踪陌生人的原因。我正在测试我的“机缘导航”(Serendipitor)应用。那是一款卫星导航的程序,时不时会提出两个建议,介绍几条近路和歧路,使用户得以扩大行踪。

  这类应用必须在两个功能之间小心翼翼地保持平衡,一是说服用户勇敢冒险,二是激怒用户,使他们觉得这类程序简直荒谬。机缘导航的设计者谢波德说:“机缘导航是在表达一种反讽:在一个随便走走都需要下载一个程序的社会,生活还有什么意义?”不过和纯粹的碰运气不同,机缘生成软件还是会权衡利弊、保证给出好的结果。比如 Graze 会剔除你真心讨厌的食物,而机缘导航即便在你连接了谷歌地图时也保证引得你会迷路。

  想好了去哪里午餐,我就在机缘导航上查起了路线。到餐馆应该只有 6 分钟行程,我的手机上显出了一条路线,沿着主街,中规中矩。但是刚等我出发,机缘导航就给我出了第一道难题:挑一个人,跟踪两个街区(谢波德说,他的许多另类指南都是从激浪派艺术家那儿借来的)。我选中一个拉着行李箱的女人,跟了上去,没过多久,她就穿过马路,领着我走进了一个我从来不知道的公园。这款应用的好处开始显露出来。我不由心想,假如我刚才挑的是另一个人,现在就不会知道这么个公园了。

  对差一点错过的事情感到痴迷的,不止我一个。2008 年,美国哈佛大学的心理学家丹尼尔·吉尔伯特(Daniel Gilbert)招募了一群受试者,他们都已经和自己的伴侣愉快地相处了至少 5 年。吉尔伯特把他们分成两组,让其中一组写下自己当初是怎么认识伴侣的,另一组写下自己当初如何可能与伴侣错过。答题结束,那些写下自己可能与伴侣错过的人,和写下真实恋爱经历的人相比,心情更好,对恋情也更加满意了(参见《个性与社会心理学杂志》,第 95 卷,1217 页)。

  威尔逊把这种现象称为“乔治·百利效应”(George Bailey effect),取自电影《生活多美好》。电影的主人公乔治·百利看见了自己没有出生的世界。他想到一件好事可能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而从未发生,禁不住再次被种种他早就习以为常的情绪打动了。.

  除了这次意外遭遇引起的激动,随机行动本身也给我带来了一股奇异的兴奋感。在跟踪那女人穿过公园之后,我又酝酿了一阵勇气,问了几个路人能不能给他们照相。这么做使我产生了强烈的成就感,真够傻的。但是我又禁不住怀疑:换作是别的日子,我还会使用这样一款应用吗?威尔逊的研究认为,我不会,因为人总是低估不确知性的好处。

  迷路机器人

  对这一点,没有人比科尔曼更了解了。他发现,虽然迷路机器人反响很好,但是当它突然在屏幕上出现、告诉用户要试些新鲜东西时,用户还是会觉得勉强。换句话说,大家喜欢这个程序,也下载了,可就是不用。

  如果说我们对不确知性的抵触还不算什么问题,那么商业因素就显然是阻碍机缘产品推广的绊脚石了——发明一款使人迷路的应用,是赚不到钱的。


科尔曼的“迷路机器人”,是一款有意引导你打破常规,尝试新的路线,甚至误入歧途的手机应用。它所带来的不确知性,或许能够让你感受到久违的意外之喜。图片来源:genesconectados.com

  但这并不是说,对这类应用就没有需求。在美国马萨诸塞州剑桥市的微软研究院,研究者丹娜·博伊德(Danah Boyd)指出,我们越对推荐系统越来越倚重,最后可能会陷入一个“过滤泡泡”(Filter bubble)里,被它限制了视野。在她看来,当前的线上技术不外是两种东西的混合:一是对未知的恐惧,二是迫使人留在那些安全泡泡内的压力。

  博伊德因此认为,机缘产品是不可能占领主流的,但她还是相信,那些产品至少代表了一种反其道而行之的态度,是有益的:“我们已经忘记了一点,那就是和世界观截然不同的人交往是很重要的。”

  她把这个变化追溯到了 2005 年左右,正是在那一年,新闻界对网络性犯罪集中报道,引起大家“对危险的陌生人产生了道德恐慌”。也差不多是同一时间,社交网络兴起,人们开始只和熟悉的面孔交流,对陌生人则不闻不问。

  遭到限制的还不仅是我们的网上活动。博伊德指出:“让你的孩子学会接受随机而动,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从前的孩子骑车漫游,想去哪里就去哪里,现在已经没人这么做了。”对推荐程序、GPS 和其他安全技术的依赖,是否也降低了人承受风险的能力呢?美国华盛顿的皮尤研究中心发现,最近这几年,美国青少年学车的人数减少了,自行车的销量也大幅下降,年轻人已经不像过去那么期待去其他的州发展,即便那里有更好的工作机会

  不过,人造的机缘还是有希望的。大公司已经纷纷采纳了这个创意。早在 2008 年,就有传闻说苹果公司申请了一项专利,那是一个在两部设备彼此接近时自动连接的系统——比如你和一位朋友相距不远而不自知,系统就会通知你们。谷歌的 Latitude 应用也有同样的功用。

  我并不指望谷歌地图会马上指导我跟踪陌生人。但是,谷歌能不能在现有的“最快”和“最短”之外,再加上一个“最冒险”的选项呢?

  毕竟,只要在天天使用的技术中注入一点意外,我们或许就能在孜孜不倦地提高效率之余,找回一些失去的东西。“这也是大多数畅销书的基本情节,”博伊德说,“主人公遇到意外,峰回路转,最后海阔天空。我们幻想这些事情,但是要如何把幻想搬回现实,仍是一个问题。”

  编译自:《新科学家》,Let's get lost: Apps that help you wander to happi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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