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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加州坎贝尔市到旧金山要有 88 公里的行程，这可以说是所有上下班路线中最美好的一条。全程的大半是沿着朱尼佩洛·席拉高速公路(Junipero Serra Freeway)蜿蜒行驶，这条宏伟且车辆非常稀少的公路紧挨着圣塔克鲁兹山脉(Santa Cruz Mountains)的东边。如果你想看靠创业公司发家的大亨测试其法拉利的速度，这里是硅谷最好的地方之一。不过就手机信号而论，这里是最差的地方之一。因此，对安迪·格里尼翁(Andy Grignon)来说，这里是 2007 年 1 月 8 日那天，他可以独自一人好好思考的完美地方。
这不是格里尼翁上班常走的路。他曾是苹果的高级工程师，苹果公司位于坎贝尔市西面的小镇库佩蒂诺。他早上开车上班，一般单程 11 公里，恰好需要 15 分钟。但这天与以往不同。他是在去旧金山的路上，在那里的 Macworld 贸易展会上，他将见证自己的上司史蒂夫·乔布斯创造历史。多年来，苹果粉丝们一直恳求乔布斯，希望他把手机功能装配到他们的 iPod 里面，这样他们就不必在口袋里揣着两件设备。乔布斯即将要满足他们这个愿望了。格里尼翁和一些同事们将在展会的前一天住在会场附近的一家旅馆里，第二天早上十点，他们将和世界上其他人一起，观看乔布斯演示第一款 iPhone。
但是，随着格里尼翁一路往北开着车，他并没有感到兴奋。他感到的是恐惧。在硅谷，大多数产品的演示都是事先做好的。人们是这样想的：原本相当不错的产品，要是碰上互联网或移动网的连接出问题，不就砸了？但乔布斯坚持要用现场连网的方式。这正是他的产品发布会有吸引力的原因之一。构成他传奇的一个部分就是，他做产品展示时，几乎从来不出现人们能注意到的故障。但对那些包括格里尼翁在内的后台工作人员来说，这是他们压力最大的工作之一。
格里尼翁是负责 iPhone 上所有的无线电信号的资深经理。这可是一项重要的工作。虽然如今的手机能帮我们做数不清的有用的事情，但是究其根本，它不过是一台花哨的双向无线电收发机。格里尼翁所负责的器件是让手机成为手机的那个部分。如果这个设备无法打电话、无法连接到蓝牙耳机上、无法连上 Wi-Fi，那么格里尼翁就要承担责任。作为 iPhone 最早的几名工程师之一，他曾将生命中的两年半奉献给了这个项目，而且很多时候是一周工作七天。
格里尼翁是 iPhone 预演小组的一员，预演先是在苹果公司进行，后来搬到旧金山的莫斯克尼中心。他多次观看乔布斯排练其 90 分钟的演示，几乎没有一次不出现故障。乔布斯已经排练了五天，但是直到排练的最后一天，iPhone 还会时不时地电话掉线，失去其互联网信号，死机，甚至自动关机。
格里尼翁说，“一开始时，能够呆在预演现场是一件挺酷的事情——那就好像是一种信任认可。”只有少数精心挑选的人士才有资格参加。“但是很快，预演就变得让人不太舒服了。我很少见到乔布斯变得那么彻底地失控，但的确发生了；不过，绝大多数时间，他只是盯着你，然后用极大的严厉声音直接对你说，‘如果搞砸了，全是你的错。’他非常激烈。在他面前你总是感到有点渺小。”跟其他在预演现场的所有人一样，格里尼翁知道，如果在实际展示的时候出现故障，乔布斯肯定不会认为那是他自己的问题。格里尼翁说，“就好像是我们排练了一百遍，但每次都会出现一些错误。这种感觉不怎么好。”
这些准备工作都是绝对保密的。从周四直到下周末，苹果公司包下了整个莫斯克尼中心。在后台，苹果搭建了一个八乘八英尺的电子实验室，专门用来存放和测试所有的 iPhone。实验室旁边为乔布斯设置了一个配有沙发的休息室。接下来，苹果动用了十几名保安人员，24 小时守卫在这些房间以及整幢建筑物的各个门口。只有通过电子身份验证，同时名字在一张乔布斯亲自审核过的名单上的人才有资格进来。乔布斯正在预演的礼堂除了少数高管，其他人一律不能进入。乔布斯对防止泄密几乎到了痴迷的程度，在展示的前夜，他甚至试图要求苹果所雇佣的所有承包商都睡在展览中心，不论是控制舞台、负责展示的人，还是控制灯光音响的人。他的助理最终说服了他不要那么干。
虽然格里尼翁知道，iPhone 的亮相可不是什么普通的产品发布，但没有人能预料到，那将会成为一个多么具有开创性的时刻。七年之间，iPhone 及其后代 iPad 已成为硅谷历史上最重要的创新之一。它们改变了古板的手机行业。它们为一个全新的、拥有巨大商机的软件行业搭建了平台——这就是移动应用，从 2008 年开始销售至今，已经产生了超过 100 亿美元（相当于 610 亿元人民币）的收入。同时，iPhone 和 iPad 也撼动了价值数十亿美元的个人电脑行业。如果你将 iPad 的销售包括在台式机和笔记本电脑的销售数据中的话，苹果俨然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个人电脑制造商。去年，苹果卖出了 2 亿台 iPhone 和 iPad，这是全球汽车销量的两倍以上。
影响不仅是对经济的，也有对文化的。苹果的创新，引发了有关人机交互的全新思考。这不仅是我们简单地用手指取代了鼠标。特别是智能手机，它们已经成为我们大脑的延伸，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们获取信息、处理信息的方式。想想以下发明各自产生的影响吧：书、报纸、电话、无线电、录音机、照相机、摄像机、指南针、电视、录影机、DVD、个人电脑，还有手机、电子游戏以及 iPod。智能手机将以上所有囊括于其中，而且它的体积如此之小，能够装进你的口袋里。这种技术正在改变我们在学校学习的方式，医生诊疗病人的方式，以及我们旅行和探索的方式。人们也有了全新的方式去获取并体验娱乐和媒体。
不过，苹果如今已被包围。2007 年底，自从谷歌公司推出 Android 系统，以及自己的统领全球移动电话和其他移动设备市场的计划以来，谷歌不只是想要跟 iPhone 竞争，它已经成功地挑战了 iPhone。自从 Android 在 2010 年站稳脚跟以来，它的市场占有率迅速上升，在全球的智能手机市场已经接近 80%，而苹果的占有率却下滑到了 20% 以下。iPad 也遭遇了同样的趋势：2010 年时，iPad 占据将近 90% 的平板电脑市场份额；而现在超过 60% 的售出平板电脑安装的是 Android 系统。
最让苹果粉丝担忧的是，他们不清楚这家公司的发展方向。2011 年 10 月乔布斯去世时，人们最大的疑问不是蒂姆·库克能否接替他，而是世界上是否有人能接替他。当乔布斯运营苹果的时候，公司就像是一台创新机器，每隔三到五年就会捣鼓出革命性的产品。乔布斯曾告诉他的传记作者沃尔特·艾萨克森他还有一项突破性的产品即将面世——它会掀起电视的革命。但是在库克的领导下，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新产品面世，投资者明显表现出缺乏信心。今年 9 月，当库克向全世界展示最新款的智能手机，即 iPhone 5c 和 iPhone 5s 的时候，苹果的股价下跌了 10%。一年前，该公司的股票曾达到每股 702 美元，使苹果成为全球市值最高的企业。但如今，其股价跟峰值相比已经下跌超过了 25%。
把任何人与史蒂夫·乔布斯作对比都不公平。在库克就任苹果首席执行官的两年中，他不厌其烦地强调，史蒂夫自己明确告诉过他，不希望库克按照他所认为的乔布斯想要的方式来运营苹果，而是应该按照库克认为应该怎样做的方式。这几乎是不言自明的。如果你回头来看 iPhone 是怎样打造出来的，那很明显，它是一个无与伦比的人所提出的不切实际的要求、以及他不同寻常的力量的产物。
当乔布斯决定在 2007 年 1 月推出 iPhone 的时候，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他在孤注一掷。他不仅是在介绍一种全新的手机——一种苹果公司以前从来都没有制造过的东西——而且他是用一个几乎不正常工作的原型来这样做的。虽然 iPhone 的上市还要再等六个月，但他要让全世界在那一刻就想拥有之。实际情况是，仍需要解决的问题非常之多。生产线还没有建起来。当时仅仅制造出一百来个 iPhone，而且质量参差不齐。有的屏幕与塑料框之间存在显而易见的缝隙，有的屏幕上存在磨损痕迹。而且手机的操作系统软件错误百出。
当时的 iPhone 能够播放一小节音乐，一小段视频，但不能可靠地播放整段歌曲或视频而不出现程序崩溃。如果你先发一封电子邮件，之后再上网浏览，那么它能正常工作；但如果你做事的次序倒过来的话，那它可能就没法正常工作了。经过了几个小时的反复试验后，iPhone 团队终于找到了一条工程师称之为“黄金路径”的程序，也就是说，如果按照特定的次序和特定的方式来运行某些特定的任务，那么这手机看起来好像在正常工作。
然而，即使乔布斯不偏离黄金路径，为了让 iPhone 能够正常操作，仍需要做许多最后关头的变通。在发布日当天，运转格里尼翁所负责的无线电信号的软件仍会出错。管理 iPhone 内存的软件也有错。而且没人知道，乔布斯要求这些演示机所具有的额外电子设备，会不会让问题变得更糟。
乔布斯要求，他在台上用的演示手机的屏幕能够被影射到他背后的大屏幕上。如果想要在大屏幕上展示某种设备，绝大多数公司的做法是把摄像头对着那个设备，但这对乔布斯来说不可接受。那样的话，观众们就会看到乔布斯的手指出现在 iPhone 屏幕上，那将有损他演示的效果。所以他让苹果工程师花费了数周时间，在他准备在台上用的几个 iPhone 背后，配上另外的电路板和视频线，然后把视频线连接到投影仪上。这样一来，比方说当乔布斯点击 iPhone 上的日历图标时，他的手指不会在大屏幕上出现，而大屏幕上的图像会响应他手指发出的指令。这种效果非常神奇。观众的感觉就好像他们自己手里拿着一台 iPhone 似的。然而，鉴于 iPhone 存在其他主要问题，把一个展示效果搞得完美无缺，在当时似乎没有什么道理。
控制 iPhone 中的 Wi-Fi 无线电信号的软件很不稳定，格里尼翁和他的团队只好将手机天线延展，将他们与后台电线连起来，这样的话无线信号的传输距离就缩短了。同时，他们还要确保台下观众不进入他们的信号频率。“就算隐藏了基站的 ID，”——也就是说当笔记本电脑搜索 Wi-Fi 信号时，演示用的基站名字不出现——“但观众可是五千名网虫子啊，”格里尼翁说，“他们肯定会找到办法侵入这个信号段。”他说，最后的解决办法是修改 AirPort 软件，让它看来是在日本运行，而不是在美国运行。日本的 Wi-Fi 会采用一些美国所不允许的频率。
在确保乔布斯从台上拨出的电话一定能够打通这个问题上，他们所能做的要少得多。格里尼翁和团队能做的就是确保信号强劲，除此之外他们只能祈祷。他们让 iPhone 的无线运营商 AT&T在现场设置了一台便携的手机信号发射塔，所以他们知道信号的接收肯定很强。之后，在得到了乔布斯许可的情况下，他们用软件将手机显示的信号强度预设为最高的五格，不管信号的实际强度如何。当乔布斯在台上使用 iPhone 拨打电话的那几分钟里面，无线电信号崩溃的几率不大，但是整个演示长达 90 分钟，在这么长时间中的某一刻无线电信号崩溃的概率很高。格里尼翁说，“如果真的像我们担心的那样，信号崩溃并重启，我们不想让在场观众看出来。所以我们把固定的数字写入程序中，手机上永远会显示五格的信号强度。”
但是这些权宜之计都没有解决 iPhone 最大的问题：它的内存常常不够用，如果同时运行几个应用软件，就需要重新启动手机。为了对付这个问题，乔布斯在台上准备了几部演示用机。如果一部手机的内存不够了，需要重启时，他会换用另一部手机。但是考虑到乔布斯打算做的演示的数量，格里尼翁担心，可能失败的地方实在太多了。就算在想做的十几个演示中都不出问题，但在高潮的终场演示时肯定会出问题，因为按乔布斯的计划，届时他要在同一部手机上同时展示 iPhone 的所有主要功能。
他要开始播放一段音乐，打一个电话，让对方不挂机，之后再打另一个电话，找出一张照片，用电子邮件将它发给第二个接电话的人，再帮第一个接电话的人在互联网上查找点东西，然后返回去继续听他的音乐。格里尼翁说，“对这个最终演示，我和同事们都很紧张，这些工程机只有 128 兆的内存，”——大概只相当于二十几张高像素照片的容量——“而且所有这些应用都还没有完全开发好，内存占用量都很大，很臃肿。”
乔布斯很少让自己陷入这样的困境。他作为工头的恶名广为人知，他似乎总是知道可以对员工有多狠，让他们把不可能的任务变为可能。但他总是有一个备用方案，一个应急计划，如果完成第一个任务的时间来不及，他可以用第二个任务替代。
但是，iPhone 是苹果那时做的唯一极酷的新玩意。iPhone 的任务包罗万项，以至于这次，公司完全没有备用方案。格里尼翁说，“那时要在 Apple TV 和 iPhone 之间抉择，如果乔布斯当时选择只带着 Apple TV 参加 Macworld 的话，全世界的人肯定会说，‘靠，这是什么玩意儿啊？’”Apple TV 是一个能把 iTunes 连接到电视机上的新产品。
想到自己职业生涯中最重大的时刻有可能毁于一旦，格里尼翁就感到胃痛。截至 2007 年，他的整个职业生涯可以说都贡献给了苹果，或是其附属公司。1993 年，当他还是艾奥瓦大学的学生时，他就跟朋友杰里米·维尔德(Jeremy Wyld)一起改编了牛顿(Newton)机上的 MessagePad 软件，使之能够无线地接入互联网。虽然牛顿没能成为一个成功的产品，很多人还是将其称为第一款主流的手持电脑，当时他们两人对这个设备的破解也是一个相当可观的壮举；这帮他俩获得了在苹果工作的机会。维尔德去了牛顿组，而格里尼翁则进入苹果著名的研发实验室——高级技术组，参加研发视频会议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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