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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能让我们质问那些希望剥夺我们质问手段和答辩权利的人。”
——阿桑奇
阿桑奇与维基解密，以及近期的斯诺登与“棱镜”事件，将会怎样改变这个世界？
在《不能不说的秘密》译者之一、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的常江博士看来，阿桑奇本质上是个无政府主义者，他怀着理想主义热情，突破了传统新闻界规矩去“泄露天机”，却不会从根本上颠覆世界体系。
在常江看来，阿桑奇解开的那些“秘密”并非最重要的，“重要的是，阿桑奇扮演了‘盗火者普罗米修斯’的角色，让公众意识到：个体对于一个机构的无限信任是有问题的。”
它的价值，也不在于究竟“解”了多少“密”，或这些“密”究竟有多大真实性，而在于，给了全球价值观光谱中的人们提供了一个新视角，让人们意识到：个体对于一个机构的无限信任是有问题的。
童年困惑和人情世故
都融入计算机
一个专注于泄露天机的人，自身却笼罩着神秘面纱。朱利安·阿桑奇，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
“总体上，他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无政府主义者，这当然与他成长的环境有关。”常江对记者说。
1971 年，阿桑奇出生在澳大利亚北部的汤什维尔，他长期接受家庭式教育。
9 岁时，阿桑奇的父亲和母亲离婚。14 岁时，他和母亲已经搬了 37 次家。
当他的母亲和一名爱好音乐的男子的关系演变成暴力时，阿桑奇几近封闭，他游离在自己的世界中，而后在这名男子的追踪中，终于有勇气与其对峙。
在《不能不说的秘密》一书中，他笑称自己继承了流浪的家族基因。
“他的母亲在年轻时就游走于体制的边缘，不但积极参与各种抗议活动，而且对很多传统价值观(如婚姻、家庭)不屑一顾。他的父母，就是在反对越战的游行中相识的。”常江说，阿桑奇从小就和母亲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并且不断被“主流人群”所排斥。
《不能不说的秘密》中有一个细节，常江记得很清楚——“他和母亲的老房子失火了，可是消防车来得很晚，而邻居也多有幸灾乐祸之意。”类似的经历，强化了阿桑奇的极端自由主义价值观——甚至可以被称为无政府主义的价值观。“他蔑视权威，并先天将一切机构视作个体的敌人。”
16 岁时，孤独的阿桑奇成为了一名黑客。一台笨重的老式计算机，让阿桑奇把“童年时期的困惑谜团和复杂的人情世故也都融入计算机……我深信，早年的生活经历一定也像幽灵一样在我后来的维基解密的工作中若隐若现。”1991 年，20 岁的阿桑奇与黑客好友们闯入加拿大一家电信公司的网络终端，随后他被逮捕并承认了 25 项指控。法官最终以“智能好奇”为由只判决他支付小额的赔偿金。
随后，阿桑奇开始在墨尔本大学学习数学和物理，但不久就退学。
2006 年，阿桑奇决定创建“维基解密”，在他看来，信息的透明和自由交流会有效地阻止非法治理。
“这本书中给我印象最深的片段，是全书的开头，阿桑奇记录自己在监狱中的感受和思考。”常江认为，这些感想和思考，可被视为其价值观的一个全方位总结。
维基解密
不会颠覆既有的世界体系
阿桑奇创办的维基解密，是世界上最大的泄密网站。
这个公共平台上的所有材料，均来源于网友匿名上传，凡是法律没有禁止的都可以公开。维基解密的宗旨，是揭发政府或企业的腐败、侵权等不法内幕，追求信息透明化，通过“泄露一切”的方式，来监督各类公私机构。
但是，阿桑奇这位“黑客罗宾汉”的做法，也受到许多质疑。一方面，是因为匿名发布，而且为了保护信息提供者，对“深喉”的信息加以保密，这使得信息的真伪难以识别；另一方面，美国官方多次指责称，对于国家机密文件的泄露，会威胁到国家安全，危害美国士兵、特工等公职人员的生命安全。
“维基解密的迅速成长，确实是后工业文明时代的一个奇迹。”常江评价道，没有商业模式，不用管理分工，维基解密依然得到了协同生产能力的支持，迅速成长。“这是因为，阿桑奇的价值观获得广泛认同，在没有任何报酬的情况下，很多人愿意为了信息自由的理想而付出。”
不过，在常江看来，维基解密的意义，已不能被限定于简单的“新闻监督”。
“在维基解密的运作模式中，新闻专业主义是不存在的。”从事高校新闻专业教育的常江表示，其解密者既不提供合法信源，也不秉承客观性原则，而且没有人对信息的准确性负责。这使得，其信息的可靠性大打折扣。
因此，与其说是新闻监督，毋宁说维基解密是极端自由主义者(或无政府主义者)与技术专业主义“合谋”之后做出的一种鲜明的姿态。“它的价值，也不在于究竟‘解’了多少‘密’，或这些‘密’究竟有多大真实性，而在于，给了全球价值观光谱中的人们提供了一个新视角，让人们意识到：个体对于一个机构的无限信任是有问题的。”
常江说，他不认为维基解密会在根本上颠覆既有的世界体系。“它更多是一个象征物，而阿桑奇扮演了‘盗火者’的角色。”
斯诺登
与阿桑奇的不同
最近两个多月来，斯诺登与“棱镜”事件持续发酵，在全球范围内引发了对于公权力与个人隐私话题的广泛探讨。
目前避难于厄瓜多尔驻英国大使馆的阿桑奇，公开表达了对斯诺登的声援，而维基解密成员也为斯诺登提供了实质性的帮助。
不过，常江认为，斯诺登与阿桑奇在本质上并非同一类人，尽管两人做的事情有很大的相似之处。
“在我看来，斯诺登的行为是出于较为朴素的正义感。”常江解析道，斯诺登曾是中情局雇员，他的揭秘行为也仅止于自己的前东家。对他来说，也许这是实现“自我救赎”的一种方式。“而阿桑奇则不同，他的维基解密在本质上针对所有机构的，包括政府和商业机构。对于阿桑奇来说，戳穿这些机构的神秘面纱，是一种本质的生活方式。”
那么，阿桑奇和维基解密的工作，究竟是对这个世界的矫正，还是对这个世界的破坏？
“我不认为可以用‘矫正’或‘破坏’这样简单的标签，来概括他们的行为。维基解密更多是极端自由主义者做出的一种姿态，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它为人们提供了观察世界的另一种可能性。”常江强调，这种可能性既是有矫正性的，也是有破坏性的。
对于阿桑奇事件，欧洲著名哲学家、社会学家斯拉沃热·齐泽克这样评论道：“维基解密所泄露的事情中唯一让人惊讶的，就是其中没什么事情出人意料。这正是公共空间的悖论：尽管每人都知道某个令人不快的事实，在公开场合把它说出来，便改变了一切。”
常江基本认同齐泽克的观点。“很多好莱坞电影会把中情局设置为反派，而将反体制的人物设置为正面角色。在过去，电影只是电影。但维基解密的出现，让人们骇然发现，电影里演的竟有可能是真的。”
虚拟世界呼唤理性
阿桑奇用“泄露一切”这种有些极端的方式，来监督全球的政府和公司等等公私机构。
而网络舆论，恰恰是今天中国社会的一大热点。
常江向记者表示，他基本认同网络自媒体会对社会公正、程序正义和个体自由产生积极的影响。“但是，目前来看，‘乱象’比较多。”
“阿桑奇促使我们思考一个复杂的话题：政府与民众的权力边界在哪里，政府该介入私人领域多少，其边界一直在变化，而历史上，人们关于这个问题的认知一直在不断地变化。”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苏振华副教授说，“在前现代社会，政府管辖的范围少，不具备这个能力，但随着技术上的进步，越来越有“可行性”。
苏振华举例说，美国政府以反恐为名的一些行为，没有违反现行法律，但是违反了公众价值观的一贯认知。“这些，需要在公共讨论中，形成新的认知与平衡。”
苏振华说：“在互联网时代，人们在虚拟世界里广泛参与现实的政治社会重大议题的讨论，成为可能，甚至可以影响到决策。”
苏振华强调道：“我们应该相信人们的理性，公众有机会积极参与公共事务，总体上是怀着善意，去解决问题的。”
本报记者屠晨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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