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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深圳南山写代码:是在改变世界还是养家糊口

 2018/1/29 11:27:33    程序员俱乐部  我要评论(0)
  • 摘要:澎湃新闻记者沈文迪|实习生王倩2017年12月30日,欧建新的遗体告别仪式在深圳沙湾殡仪馆举行,他的妻子带着两个孩子向他做了最后的告别,随后艰难地在火化同意书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20天前,这位研发工程师从他就职的中兴公司通讯研发大楼26层跳下,结束了自己42岁的生命。这是位于深圳市南山区科技园中心的一幢地标建筑。在它的周围,还聚集了众多创业公司,多数与IT相关。南山区有144家公司上市,资本厮杀的战场上,横空出世的黑马和幻灭的神话总是同时上演。成千上万的工程师和程序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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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澎湃新闻记者沈文迪 | 实习生王倩

  2017 年 12 月 30 日,欧建新的遗体告别仪式在深圳沙湾殡仪馆举行,他的妻子带着两个孩子向他做了最后的告别,随后艰难地在火化同意书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20 天前,这位研发工程师从他就职的中兴公司通讯研发大楼 26 层跳下,结束了自己 42 岁的生命。

  这是位于深圳市南山区科技园中心的一幢地标建筑。在它的周围,还聚集了众多创业公司,多数与 IT 相关。南山区有 144 家公司上市,资本厮杀的战场上,横空出世的黑马和幻灭的神话总是同时上演。

  成千上万的工程师和程序员,汇聚在南山科技园 70 万平方米的土地上,他们像专业化的螺丝钉,推动高速运转的机器,改变着我们这个时代,也改变着他们自己。

  代码改变命运

  南山区位于深圳市西南方向一角,在过去 38 年里,它随着整个经济特区一同,矮屋变高楼、农田变大道、小渔村变大都市。很难说,南山科技园、北京中关村和上海张江高科技园,三者谁才是“中国的硅谷”。

  由南向北进入南山科技园的标志,是深南大道和大沙河的交汇处的一座沙河大桥,桥身上设计了镂空的 1 与 0 的数字组合,也有人称之为二进制桥,意味着通往计算机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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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夜晚的沙河大桥。澎湃新闻记者沈文迪,实习生王倩图

  柳莹来到深圳之前,从来没想过自己的命运会和一串串代码联系在一起。这个 1992 年出生的姑娘来自湖南怀化,大专学的是服装设计。CAD(计算机辅助设计)曾是她最爱的一门课程,她喜欢用一根根线条勾勒出模型的感觉,这也成了她当时找工作的方向。

  但当满怀期待的她跟随学校大巴来到实习基地时,她看到的是冰冷的铁门,荒凉的工厂,拥挤的集体宿舍。

  走进车间,机器的轰鸣声震耳欲聋,传送带上是一个个待折叠的纸盒,两边的工人阿姨将纸盒拿起、折叠、放下。除了这个机械的动作之外,她们面无表情、一言不发。

  “当时我的心就凉了,我以为会是办公室设计之类的工作。”随后的一周里,她也不停地重复着这个单一的动作——拿起、折叠、放下。每天让她疲惫的不是站着工作八小时,而是枯燥麻木的工作给她带来的无力感。那几天,她几乎没说过话,除了上工,她哪也不想去。

  一周后,她哭着打电话给父亲,想要回家。在得到父亲的支持后,她工钱也没结算就逃离了工厂。

  这次实习经历,似乎让柳莹预见到了自己的未来。

  毕业后不久,她的表哥在深圳南山打来电话,得知了柳莹的情况后对她说,要不你也来南山吧,跟我学写代码。

  那是柳莹第一次听说代码和编程,第一次听闻程序员这个职业。上学期间,她都没有过一台属于自己的电脑。但柳莹想,反正自己不喜欢当时的工作,去就去吧。

  可这一去,她什么也不会,一切都得从头开始学。

  当时表哥留给了柳莹一台陈旧的联想笔记本电脑,她能学的东西也很有限,“Java 后台太复杂学不来,做 UI 美工我没底子,只能学前端开发”。

  每天表哥上班后,柳莹就一个人在狭小的出租屋里自学。她对着电脑看着视频,一点一点走进编程的世界。

  对她来说,零基础学编程要吃很多苦。由于写代码要用到不少英文词汇,而她的英语很差,只能一遍又一遍地背诵、抄写。好在用的多了,自然也就学会了。

  柳莹回忆,自己有时学累学腻了,也会聊天逛网页。被表哥知道后,断了她的网,只留本地视频给她看,这让柳莹的焦虑感骤增。

  吃住全在表哥家的柳莹为了减轻负担,有时还会去帮着朋友看店。每个月赚几百元,虽然不多,但她至少吃饭的钱有了。

  时间慢慢过去,她始终处于一种迷茫和焦虑的状态中,学了真的就能找到工作?

  这样的疑问持续了三个月,有天她终于沉不住气问表哥,“我能不能去上班了?”表哥打心眼里觉得,她学的那点东西自己压根看不上,但还是让柳莹试着投投简历

  接下来就是撒网式投简历、跨区域面试的过程。

  十家公司里面能有两家回应她就很开心了,虽然第一份工作的月薪仅有 3500 元,但至少能够租一间属于自己的屋子,开始赚钱养活自己了。

  三年过去,如今柳莹的月薪也过万了,这个水平在行业内算不上优越,仅仅是一线的普通码农,但对她来说,命运早已在那三个月发生了改变。

  她时常会想起那天从工厂里逃走的情景,也会怀念在表哥的出租屋里夜以继日学代码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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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柳莹的工作常态。 受访者供图

  “风口上的猪”

  在某搜索引擎上输入“程序员”三个字,结果的前几条都是与编程有关的培训广告。为了摆脱贫瘠的生活,不少年轻人通过参加培训班进入 IT 行业。

  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在 2016 年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中,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以 63578 元的年平均工资占据了收入榜首。

  这似乎是程序员的最好的时代,也可能是最坏的。

  柳莹回忆,2015 年,她曾经上午从一家公司离职,下午去另一家公司面试,第二天立马就可以上班。光 2017 年,柳莹就换过三家公司,一家破产,一家老板跑路。

  一面是资本的热流涌动,另一面是创业公司的骤生骤死。进入 IT 行业六年,雷大同形容一路“摸爬滚打”。

  1990 年出生的他来自湖南,虽然只有高中学历,已经称得上公司里的“技术大牛”。

  这位“大牛”最常的打扮是,上身一件穿旧的深色短袖,下身牛仔裤、皮拖鞋,看起来貌不惊人。他住在南山区西侧宝安区的一处城中村内,狭窄喧闹的街道两边是密密麻麻的“农民房”。

  农民房的说法来自于改革开放后,当地人修建了许多简陋的房子用于出租。这些房子显得陈旧而又拥挤,被称为“握手楼”,意思是两栋楼挨得很近,楼两边的人甚至可以握到彼此的手。

  雷大同和一个老乡合租在一栋农民房的顶层,狭小的空间里摆满了衣物、箱子、自行车,25 平方米左右的屋子里不大能找到下脚的地方——很难联想到他的年薪有 25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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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雷大同的屋子受访者供图

  上学时爱玩游戏的雷大同在高中毕业后去了一家游戏公司。当时“年少无知”的他给自己算了一笔账,“如果我不上大学,一个月挣 4000,四年下来你想想有多少钱?”

  他的工作并非是开发设计,而是测试。“他们设计了一款游戏,我就负责玩,玩出 bug 给他们修复。”

  在外人眼里,这是一份看似轻松愉悦的工作,但雷大同说,他熬了不知道多少个通宵。

  每当游戏上线或发布新版本之前,所有测试员必须通宵达旦地作业,从早到晚重复着机械的动作,只要一两天就会失去玩游戏的乐趣。

  为了节省人力,更高效地进行测试,有人会用脚本让机器自动测试。雷大同也开始跟着学,他心里明白,不学这个,工作就干不下去。

  2011 年,在某天凌晨加完班后,雷大同泡了一杯柠檬茶,喝了几口就睡了过去,等醒来他感受到剧烈的胃痛袭来。这样的情况持续了几天后他才去医院检查,诊断结果是慢性糜烂性胃炎。

  “我上网查了一下,这是长期熬夜、饮食不规律导致的。”雷大同说。

  从那时起,雷大同就慌了,随即辞职,回去开始自学后端开发。每天他什么也不干,早 8 点睡醒了就开始看视频,一直看到晚上9、10 点。

  回忆起那段日子,雷大同说,纯粹就是没钱吃饭,又不想问家里要钱,心里的一个想法就是一定要赶紧学好,毕竟之前的收入也不多,想靠这个来改变自己的生活。

  好在写过脚本的他有些基础,一个月内就把整个 Java 语言过了一遍。然而等找到工作后他才发现,程序员的工作比想象中的要困难很多。

  雷大同说,有些互联网公司属于宽进快出的类型,每次招七八个人,最后只留下一两个。为了留下,整个半年他都在加班加点,上班没做完的工作他带回家继续做,那是他此前从未有过的拼搏岁月。

  雷大同信奉小米创始人雷军的一句话:站在风口上,猪都可以飞。不少人认为,创业找对方向就能赚钱。而对于就业者来说,选对行业也是一样的道理。

  但雷军还问过这样一个问题,“没有风的时候,猪怎么办?”

  雷大同说,雷军前面那句话没说完,“猪都可以飞得起来的台风口,我们稍微长一个小翅膀,肯定能飞得更高”。

  这个“小翅膀”,对雷大同来说可能就是夜以继日的努力,还可能是一纸文凭。

  云栖社区做过一份《2017 年中国开发者调查报告》,发现中国开发者中 58.6% 的人是本科毕业,21.8% 的人专科毕业,11.9% 的人硕士毕业。

  像雷大同这样的高中毕业生甚至没挤进调查样本。2017 年,他参加了成人高考,就是为了让工资“赶上”自己的能力。

  他能明显感觉到,近几年当“风口的风”没那么大时,公司招聘开始设置门槛,要求具备一定学历。有次他去应聘,HR 过了,技术顾问过了,部门经理也同意他加入团队,但简历一到老总那发现学历是高中,最后还是将他拒之门外。

  这个时候,他特别后悔当时算的那笔账。“现在来看,还是算亏了。”雷大同苦笑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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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雷大同走在狭窄的出租屋楼道。 澎湃新闻记者沈文迪图

  “没加过班的程序员不是一个合格的程序员”

  雷大同也许有些悲观,学历之外,一些创业公司仍然看重程序员的工作经验和自学能力。当然有时更重要的问题是,“你是否愿意加班?”

  凌晨时分走在南山科技园的街道上,一座座大楼早与黑夜融为一体,但只要一抬头就能看到日光灯把办公室照得格外清晰。在南山某知名互联网公司大楼下,出租车一辆接着一辆,即使是在凌晨,他们也不愁拉不到生意。

  2017 年最后一个周六,印小龙仍然早早起床坐上地铁。公司最近项目赶得很急,他已经连续加了好几天班。

  好在周末的地铁并不像往常那样拥挤,印小龙可以在接下来的一小时路程内,悠闲地靠在车厢栏杆上,听着歌刷手机。

  换作 2015 年那会,他压根不敢这么悠闲。

  印小龙本科毕业后来到深圳,目前就职于一家智能家居公司,年薪 30 万。虽然才 28 岁,但他看上去已经有些发福。

  印小龙说,自己其实是一会胖一会瘦的。“加班的时候会坐很久,作息也不规律,很容易就胖了。”但如果他有时间,他会疯狂地打羽毛球、跑步。

  之所以会这么做,因为这两年的加班生活已经让他开始担心起自己的身体。

  在大学里,计算机只是他的第二专业。所以当进入到 IT 行业时,他发现当年学的东西和工作实际出入很大,还要重新学。

  “醒着在敲代码,睡了好像还是在敲代码。”印小龙如此形容自己刚入行那会的状态。文科出身的他认为自己学得很慢,“比如同步模式 Synchronous 这个单词自己怎么也记不住,只能一遍又一遍的抄、背。”

  那时候,他一边上班一边学习,最忙的时候一天就做三件事——看、写、敲。饿了就随便吃点,熬到太晚澡都不洗就睡了。等到突然冻醒,“哇,天都这么亮了,赶紧起来洗脸敲代码。”

  对于程序员来说,加班也分情况。

  有的加班实属无奈,比如新产品、版本上线,或者开发的产品出现了不可控的问题需要紧急修复,用户等不起;比如在芯片工程行业,眼看硬件就要投入量产,物料、人力都已经就位,此时软件出现了问题,所有工程师都要加班加点,制造商等不起。

  还有一种情况,公司为了追求利润,直接绕过技术组的意见盲目地和客户商定交货日期,这“坑”的就是程序员。

  2017 年 6 月,印小龙所在的公司接到了一家 500 强企业的订单,整个领导层十分激动,决定一定要做好“这一票”。

  项目越早交付也意味着利润越高。所以公司与客户商定,20 个工作日后交付产品。

  但后来印小龙才发现,这个项目以他们团队的能力来看,至少要做两个月。然而公司方面不愿意浪费这次大好良机,在项目立案当天,领导召开了一个激情澎湃的鼓动会,希望所有人咬牙完成任务。印小龙说,这叫“打鸡血”。

  项目开始后一周,所有人都在头脑风暴、框架搭建,团队每天都在讨论,如何突破各个功能需求。就好像在写作文之前打草稿。

  但写一篇作文需要花 60 分钟写完,此时已经有 20 分钟用在了构思上。能力强的团队剩下 40 分钟争分夺秒也能完成,但对于印小龙的团队来说,这实在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此时公司的一位上级主动开始加班,并要求下属团队每天至少加班到晚上十点。

  印小龙并非吃不了苦,他也是这么一路走过来的。但当时他的妻子临近生产,他想有更多时间陪在妻子身边,便向上司提出拒绝加班。

  上司听了很生气,“这可是一家 500 强企业的订单,做好了对我们公司的发展很有帮助,你们为什么不加一下班,加班我们也给你们补助啊?”

  印小龙愣在那里不知如何回答,此时一位同事抢在他之前回道,“你要觉得我做得不够好,开除我就是了”。

  印小龙此时明显感觉到上司情绪不对了,但那位同事手上握有法国的一个项目,上司也不敢说开就开。印小龙赶紧半开玩笑地缓和道,“我们都累了几天了,回去跑跑步运动一下,不然命都没了怎么写代码?”

  上司沉默了几秒后说,“是啊,身体重要。像我就落下了胃病的毛病,一发病,什么都干不了。你们以后要锻炼啥的不能加班,提前和我说一下。”

  最后,项目的工期还是延长了,印小龙还是加班了,只不过没有加得太晚——公司内部有个“铁律”,只要以运动的理由拒绝加班,上司或老板都会默许。

  在印小龙看来,加班越多可能说明企业效益越好,“有做不完的项目”,你能拿到的奖金收入也就越高。这让很多程序员无奈地接受这件事,“你不愿意加班就走人,愿意加班的人大有人在。”这是行业的残酷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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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年的最后一天,印小龙仍在加班,他在地铁里跨进了 2018 年。 印小龙朋友圈截图

  程序员的中年危机?

  在南山科技园,几乎没有程序员不知道欧建新之死。

  出生于湖南省邵阳武冈市一个农村家庭的欧建新,前半生一直努力通过自我奋斗改变命运。1994 年,他高中毕业,以优异成绩考入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走出了老家的那个小山村。

  毕业后,欧建新进入株洲的一家研究所,到 2001 年,他辞职南下深圳,进入华为公司工作了 8 年。后来,他又考入南开大学的硕士,在 2011 年,进入中兴通讯旗下子公司——深圳中兴网信科技有限公司工作至今。

  欧建新在深圳定居,结婚生子,也购置了房产和私家车,是老家人称道的榜样,直到他突然被公司劝退。

  据他的妻子描述,2017 年 12 月初,欧建新的直接领导王某某找他谈话,期间流露出劝退的意思。欧建新向公司提出是否还有挽回的余地,能否内部调换岗位,王某某回复说,上面领导已经决定的事情就没有回旋的余地了。

  对此,中兴网信公司品牌部一位负责人曾向媒体表示,公司是按照正常的人事流程和劳动制度在执行,对员工进行劝退也属于企业正常事宜。公司目前没有大规模裁员计划。

  2017 年 12 月 10 日 10 时左右,欧建新从公司北面 26 层坠亡。深圳南山警方经现场勘察,初步排除他杀。

  没有人知道他为何走上这条绝望之路。但他的死却在舆论场中生发出“程序员中年危机”的命题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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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悼会上,欧建新的同学送来花篮。澎湃新闻记者沈文迪图

  “我刚开始工作的时候,23 岁吧,网络上就流传说 30 岁以后的程序员没人要。我们到了 30 岁的时候,就变成 35 岁程序员没人要。我现在快 35 岁了,发现公司里面 40 多岁的程序员还是一大把啊。”人到中年的程序员连平认为“中年危机”的说法很可疑。

  傍晚六点,刚下班的他把奔驰停在了路边,随后走进一家咖啡馆。他的胸前还挂着公司的工作牌。这个 34 岁的工程师不仅没有发福,而且身材保持得相当好。一头利落的短发配上瘦削的面庞,看上去格外精神。

  连平是一家知名芯片设计公司的工程师和项目主管,属于公司中层。十年前他通过校招来到深圳。那时,跟多数年轻的程序员一样,住的是握手楼,吃的是快餐,一条牛仔裤穿六七年,裤脚磨出了毛剪掉继续穿。

  他也经历过做梦都在加班的日子。

  有次他所在的团队为了一个项目连续 30 天加班,一天晚上他和同事正在网上沟通 bug,聊着聊着同事就没了影,怎么也不回复他。两个小时后,同事发来消息,“刚上厕所晕倒了”,然后继续讨论 bug。

  连平说,没有加过班的程序员不是一个“合格”的程序员。但当年龄慢慢上来后,他就发现,自己的身体吃不消这么折腾,“公司里年过 30 的都开始注意健身,这也许就是所谓的程序员的中年危机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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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凌晨一点,一家互联网公司大楼里依旧灯火通明。澎湃新闻记者沈文迪图

  但他认为,30 岁的程序员加班加不过 20 岁的,这是必然的,也没什么好焦虑的。真正能称得上危机的,一个是自我价值的提升,一个是现实的压力。几年前,连平和妻子离异,他归结,忙碌的工作和不规律的作息是原因之一。

  连平自己是程序员出身,但他对管理项目更有兴趣,更喜欢和人沟通,所以等到一个合适的机会,他就跳了出去。当然在他的身边,也有人不愿跳。

  “有些人的性格就适合当程序员,他的兴趣就是解 bug 写代码。你跟他讲晋升他理解不了,让他管项目也不行。我们公司也很多这种人,技术大牛。但是有一个问题,如果出现紧急情况他就得顶上去,他的作息时间永远在波动。”

  在连平看来,程序员的天花板由许多因素决定,“性格、学历、工作年限、人脉、公司人员架构、机遇……”还有关键一点,你的脚步能不能跟上行业更新的速度?

  几乎所有受访者都表示,互联网和通信行业最大的特点就是技术日新月异,产品在不停地更新迭代。如果你不更新自己的技能,你不拥抱新的技术,那你就会被淘汰。

  “现在拼得好厉害,(编程)语言出现得太快了。python 的出现,让我们觉得没有突破的可能性了。百度的无人驾驶都是跟它相关的,AI 算法都需要这个东西写。”说这段话的时候,印小龙的脸上充满了焦虑,语气里满是不安。

  或许对于年轻人来说,还有时间、精力去学习新的东西,但当你有了家庭,有了孩子,进一步深造就是很大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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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午休时间,一家公司楼下有员工正在阅读。 澎湃新闻记者沈文迪图

  连平有一个六岁的女儿,每天他都会在女儿的拥抱中醒来,送她上学后自己再去公司。最忙碌的时候要数周末。

  “一到周末就是各种培训班,我女儿学英语,你要花很多心思挑哪个培训机构好,好的不一定离家近,所以每次都要开车半个多小时开到培训机构。上完之后,得马上找地方吃午饭。下午又得赶场,在另外一个区学音乐。学完之后回家,还得复习当天的英语。第二天上午再上英语课,下午要带她去游乐场。晚上回来,周末就结束了。”

  他说身边的同事也是一样,周末就是全深圳乱窜,不是在坐地铁、公交,反正都是在去培训机构的路上。“与其说是程序员的中年危机,不如说是中产阶层恐慌。担心自己的孩子以后比不过别人,维持不住中产的地位。”

  连平说,有了家庭和孩子,加上房贷和车贷后,他“不敢倒下”,好在经过十年的打拼,他已经没有房贷的顾虑。

  在他看来,程序员工资高,根本原因是这个行业值钱,但反过来,当行业有一天不景气了,风口的风没那么大了,风口上的人们该怎么办?

  2013 年,一位工作了十年的员工辞职离开通信行业后,在论坛陆续更新了一万八千多字,回忆他在行业里的种种过往,“通信行业外表风光,沾了高科技的光,不少家长都愿意送子女去学习。实际上,在 2000 年前后的移动通信浪潮的风光过后,就逐步开始走下坡路。”

  这位资深通信人分析,通信相比于互联网,人员流动性差,可选择的余地小。“高度垄断的行业,高新技术集中,专利多,研发周期长,注定是属于大公司之间的游戏。”此外,知识易贬值,技术淘汰快,“2G、3G、4G 彼此之间用到的技术都不一样。可能等到 5G 出来,用到的技术又不一样。”

  这篇叫《通信十年》的文章在当时引发了很多人的共鸣。

  留下或离开

  在南山区科技园一带,每天清晨的图景都由人流和车流汇聚而成。一号线高新园地铁站的广播里,不断重复着“客流高峰时段,请乘客加快脚步,不要停留”。人群从列车、公交和班车上鱼贯而出,匆忙、井然有序地组成人流,去往他们所在的公司与工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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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晨的接驳车澎湃新闻记者沈文迪图

  王安可就是人流中的一员。这个戴着黑色方框眼镜的程序员来自于湖北,目前在一家支付公司工作。早在 2008 年高中毕业的时候,他就来过南山。

  “我老家农村的,十八线小地方,就想着出来看看。”王安可说,那会他就整天在街上闲逛,等到工作时间,街上连个人影都没,他抬头看着高楼大厦,就在想人们都在里面干嘛。那个时候,他连软件是什么都不知道。

  直到他进入 IT 行业成为一名程序员,先后在山东齐鲁软件园、武汉光谷软件园待过,也曾去过上海、东南亚,2013 年来到深圳后一直没再离开。

  他和刚结婚一年的媳妇租了间两室一厅的房子,每个月房租 3000 块,用他的话来说,“日子就这么凑合着过”。当提到要不要孩子这个问题时,王安可沉默了好一会,然后慢慢叹了口气,“明年吧,去东莞或者惠州看看房子”。

  有天夜幕下,王安可走在南山科技园东边的大冲城市花园小区围墙外,突然停下脚步,抬手指着一户亮着灯的人家说,“就这样的,八九万(一平方米)呢”,随后他盯着看了好一会。

  2016 年,美国经济咨询公司 Longview Economics 的一项研究显示,深圳房价高居全球第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发布的全球房价观察报告(Global Housing Watch Report)指出,2016 年上半年全球各大城市的房价收入比深圳位居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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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高楼大厦之间,还有新的楼盘在建设。澎湃新闻记者沈文迪图

  印小龙喜欢深圳这座城市,“环境好、气候温暖、医疗条件也很先进,对人才也有不少优惠政策”。但他不确定,深圳是否会向他张开怀抱。

  这里的房价让他实在为难,孩子在 2017 年 9 月出生后,生活压力更大了。

  “小孩子一个月吃四五罐奶粉,进口奶粉四五百,还有尿不湿,花费很大。没买房子,还能承受,一买房子怎么办?买个奶粉都纠结半天,日子真的没法过了。”

  但孩子的出生也让他感到一种责任,他打算留在南山继续打拼几年,将来再做打算。

  傍晚时分,南山的街上总能看到一辆接着一辆的大巴车,都是企业的接驳车。下班的人群依旧走得飞快,但神情比起白天已经缓和了很多,人群中不时能听到闲谈和笑声。6 点半,高新园和深大两站地铁口准时开始限流,地铁口卖小吃的摊贩忙得抬不起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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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高峰的地铁站口。澎湃新闻记者沈文迪图

  入夜,二进制桥的桥身上亮起了霓灯,蓝光透过一个个镂空的数字照射出来。

  在南山区,上市公司多达 144 家。这一数据在全国区(县)排名第一。光 2017 年,南山区新增 22 家上市公司,相当于每 17 天就有一家公司上市。

  许多创业公司正经受着生与死、兴与衰的考验。有个段子说,“我有一个很棒的想法,就差一个程序员了”。事实上,程序员是最不可少的一环。他们被贴过各种标签:穿着、收入、性格,甚至是猝死。有的程序员不以为意,有的还会跟着一起自黑。

  一位受访者就饶有兴致地念了一段:

  “十年编程两茫茫,工期短,需求长。千行代码,Bug 何处藏。纵使上线又如何,新版本,继续忙。黑白颠倒没商量,睡地铺,吃食堂。夜半梦醒,无人在身旁。最怕灯火阑珊时,手机响,心里慌。”

  “在南山写代码是一种怎样的体验?”

  一位姓曹的受访者用三句话概括说:我们在创造一个时代;我们身处浪潮之巅;我们在改变世界。另一位受访者则淡淡地说,这就是一份工作,养家糊口的工作。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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