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澎湃新闻记者沈文迪 | 实习生王倩
2017 年 12 月 30 日，欧建新的遗体告别仪式在深圳沙湾殡仪馆举行，他的妻子带着两个孩子向他做了最后的告别，随后艰难地在火化同意书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20 天前，这位研发工程师从他就职的中兴公司通讯研发大楼 26 层跳下，结束了自己 42 岁的生命。
这是位于深圳市南山区科技园中心的一幢地标建筑。在它的周围，还聚集了众多创业公司，多数与 IT 相关。南山区有 144 家公司上市，资本厮杀的战场上，横空出世的黑马和幻灭的神话总是同时上演。
成千上万的工程师和程序员，汇聚在南山科技园 70 万平方米的土地上，他们像专业化的螺丝钉，推动高速运转的机器，改变着我们这个时代，也改变着他们自己。
代码改变命运
南山区位于深圳市西南方向一角，在过去 38 年里，它随着整个经济特区一同，矮屋变高楼、农田变大道、小渔村变大都市。很难说，南山科技园、北京中关村和上海张江高科技园，三者谁才是“中国的硅谷”。
由南向北进入南山科技园的标志，是深南大道和大沙河的交汇处的一座沙河大桥，桥身上设计了镂空的 1 与 0 的数字组合，也有人称之为二进制桥，意味着通往计算机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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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晚的沙河大桥。澎湃新闻记者沈文迪，实习生王倩图
柳莹来到深圳之前，从来没想过自己的命运会和一串串代码联系在一起。这个 1992 年出生的姑娘来自湖南怀化，大专学的是服装设计。CAD（计算机辅助设计）曾是她最爱的一门课程，她喜欢用一根根线条勾勒出模型的感觉，这也成了她当时找工作的方向。
但当满怀期待的她跟随学校大巴来到实习基地时，她看到的是冰冷的铁门，荒凉的工厂，拥挤的集体宿舍。
走进车间，机器的轰鸣声震耳欲聋，传送带上是一个个待折叠的纸盒，两边的工人阿姨将纸盒拿起、折叠、放下。除了这个机械的动作之外，她们面无表情、一言不发。
“当时我的心就凉了，我以为会是办公室设计之类的工作。”随后的一周里，她也不停地重复着这个单一的动作——拿起、折叠、放下。每天让她疲惫的不是站着工作八小时，而是枯燥麻木的工作给她带来的无力感。那几天，她几乎没说过话，除了上工，她哪也不想去。
一周后，她哭着打电话给父亲，想要回家。在得到父亲的支持后，她工钱也没结算就逃离了工厂。
这次实习经历，似乎让柳莹预见到了自己的未来。
毕业后不久，她的表哥在深圳南山打来电话，得知了柳莹的情况后对她说，要不你也来南山吧，跟我学写代码。
那是柳莹第一次听说代码和编程，第一次听闻程序员这个职业。上学期间，她都没有过一台属于自己的电脑。但柳莹想，反正自己不喜欢当时的工作，去就去吧。
可这一去，她什么也不会，一切都得从头开始学。
当时表哥留给了柳莹一台陈旧的联想笔记本电脑，她能学的东西也很有限，“Java 后台太复杂学不来，做 UI 美工我没底子，只能学前端开发”。
每天表哥上班后，柳莹就一个人在狭小的出租屋里自学。她对着电脑看着视频，一点一点走进编程的世界。
对她来说，零基础学编程要吃很多苦。由于写代码要用到不少英文词汇，而她的英语很差，只能一遍又一遍地背诵、抄写。好在用的多了，自然也就学会了。
柳莹回忆，自己有时学累学腻了，也会聊天逛网页。被表哥知道后，断了她的网，只留本地视频给她看，这让柳莹的焦虑感骤增。
吃住全在表哥家的柳莹为了减轻负担，有时还会去帮着朋友看店。每个月赚几百元，虽然不多，但她至少吃饭的钱有了。
时间慢慢过去，她始终处于一种迷茫和焦虑的状态中，学了真的就能找到工作？
这样的疑问持续了三个月，有天她终于沉不住气问表哥，“我能不能去上班了？”表哥打心眼里觉得，她学的那点东西自己压根看不上，但还是让柳莹试着投投简历。
接下来就是撒网式投简历、跨区域面试的过程。
十家公司里面能有两家回应她就很开心了，虽然第一份工作的月薪仅有 3500 元，但至少能够租一间属于自己的屋子，开始赚钱养活自己了。
三年过去，如今柳莹的月薪也过万了，这个水平在行业内算不上优越，仅仅是一线的普通码农，但对她来说，命运早已在那三个月发生了改变。
她时常会想起那天从工厂里逃走的情景，也会怀念在表哥的出租屋里夜以继日学代码的日子。
柳莹的工作常态。 受访者供图
“风口上的猪”
在某搜索引擎上输入“程序员”三个字，结果的前几条都是与编程有关的培训广告。为了摆脱贫瘠的生活，不少年轻人通过参加培训班进入 IT 行业。
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在 2016 年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中，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以 63578 元的年平均工资占据了收入榜首。
这似乎是程序员的最好的时代，也可能是最坏的。
柳莹回忆，2015 年，她曾经上午从一家公司离职，下午去另一家公司面试，第二天立马就可以上班。光 2017 年，柳莹就换过三家公司，一家破产，一家老板跑路。
一面是资本的热流涌动，另一面是创业公司的骤生骤死。进入 IT 行业六年，雷大同形容一路“摸爬滚打”。
1990 年出生的他来自湖南，虽然只有高中学历，已经称得上公司里的“技术大牛”。
这位“大牛”最常的打扮是，上身一件穿旧的深色短袖，下身牛仔裤、皮拖鞋，看起来貌不惊人。他住在南山区西侧宝安区的一处城中村内，狭窄喧闹的街道两边是密密麻麻的“农民房”。
农民房的说法来自于改革开放后，当地人修建了许多简陋的房子用于出租。这些房子显得陈旧而又拥挤，被称为“握手楼”，意思是两栋楼挨得很近，楼两边的人甚至可以握到彼此的手。
雷大同和一个老乡合租在一栋农民房的顶层，狭小的空间里摆满了衣物、箱子、自行车，25 平方米左右的屋子里不大能找到下脚的地方——很难联想到他的年薪有 25 万。
雷大同的屋子受访者供图
上学时爱玩游戏的雷大同在高中毕业后去了一家游戏公司。当时“年少无知”的他给自己算了一笔账，“如果我不上大学，一个月挣 4000，四年下来你想想有多少钱？”
他的工作并非是开发设计，而是测试。“他们设计了一款游戏，我就负责玩，玩出 bug 给他们修复。”
在外人眼里，这是一份看似轻松愉悦的工作，但雷大同说，他熬了不知道多少个通宵。
每当游戏上线或发布新版本之前，所有测试员必须通宵达旦地作业，从早到晚重复着机械的动作，只要一两天就会失去玩游戏的乐趣。
为了节省人力，更高效地进行测试，有人会用脚本让机器自动测试。雷大同也开始跟着学，他心里明白，不学这个，工作就干不下去。
2011 年，在某天凌晨加完班后，雷大同泡了一杯柠檬茶，喝了几口就睡了过去，等醒来他感受到剧烈的胃痛袭来。这样的情况持续了几天后他才去医院检查，诊断结果是慢性糜烂性胃炎。
“我上网查了一下，这是长期熬夜、饮食不规律导致的。”雷大同说。
从那时起，雷大同就慌了，随即辞职，回去开始自学后端开发。每天他什么也不干，早 8 点睡醒了就开始看视频，一直看到晚上9、10 点。
回忆起那段日子，雷大同说，纯粹就是没钱吃饭，又不想问家里要钱，心里的一个想法就是一定要赶紧学好，毕竟之前的收入也不多，想靠这个来改变自己的生活。
好在写过脚本的他有些基础，一个月内就把整个 Java 语言过了一遍。然而等找到工作后他才发现，程序员的工作比想象中的要困难很多。
雷大同说，有些互联网公司属于宽进快出的类型，每次招七八个人，最后只留下一两个。为了留下，整个半年他都在加班加点，上班没做完的工作他带回家继续做，那是他此前从未有过的拼搏岁月。
雷大同信奉小米创始人雷军的一句话：站在风口上，猪都可以飞。不少人认为，创业找对方向就能赚钱。而对于就业者来说，选对行业也是一样的道理。
但雷军还问过这样一个问题，“没有风的时候，猪怎么办？”
雷大同说，雷军前面那句话没说完，“猪都可以飞得起来的台风口，我们稍微长一个小翅膀，肯定能飞得更高”。
这个“小翅膀”，对雷大同来说可能就是夜以继日的努力，还可能是一纸文凭。
云栖社区做过一份《2017 年中国开发者调查报告》，发现中国开发者中 58.6% 的人是本科毕业，21.8% 的人专科毕业，11.9% 的人硕士毕业。
像雷大同这样的高中毕业生甚至没挤进调查样本。2017 年，他参加了成人高考，就是为了让工资“赶上”自己的能力。
他能明显感觉到，近几年当“风口的风”没那么大时，公司招聘开始设置门槛，要求具备一定学历。有次他去应聘，HR 过了，技术顾问过了，部门经理也同意他加入团队，但简历一到老总那发现学历是高中，最后还是将他拒之门外。
这个时候，他特别后悔当时算的那笔账。“现在来看，还是算亏了。”雷大同苦笑着说。
雷大同走在狭窄的出租屋楼道。 澎湃新闻记者沈文迪图
“没加过班的程序员不是一个合格的程序员”
雷大同也许有些悲观，学历之外，一些创业公司仍然看重程序员的工作经验和自学能力。当然有时更重要的问题是，“你是否愿意加班？”
凌晨时分走在南山科技园的街道上，一座座大楼早与黑夜融为一体，但只要一抬头就能看到日光灯把办公室照得格外清晰。在南山某知名互联网公司大楼下，出租车一辆接着一辆，即使是在凌晨，他们也不愁拉不到生意。
2017 年最后一个周六，印小龙仍然早早起床坐上地铁。公司最近项目赶得很急，他已经连续加了好几天班。
好在周末的地铁并不像往常那样拥挤，印小龙可以在接下来的一小时路程内，悠闲地靠在车厢栏杆上，听着歌刷手机。
换作 2015 年那会，他压根不敢这么悠闲。
印小龙本科毕业后来到深圳，目前就职于一家智能家居公司，年薪 30 万。虽然才 28 岁，但他看上去已经有些发福。
印小龙说，自己其实是一会胖一会瘦的。“加班的时候会坐很久，作息也不规律，很容易就胖了。”但如果他有时间，他会疯狂地打羽毛球、跑步。
之所以会这么做，因为这两年的加班生活已经让他开始担心起自己的身体。
在大学里，计算机只是他的第二专业。所以当进入到 IT 行业时，他发现当年学的东西和工作实际出入很大，还要重新学。
“醒着在敲代码，睡了好像还是在敲代码。”印小龙如此形容自己刚入行那会的状态。文科出身的他认为自己学得很慢，“比如同步模式 Synchronous 这个单词自己怎么也记不住，只能一遍又一遍的抄、背。”
那时候，他一边上班一边学习，最忙的时候一天就做三件事——看、写、敲。饿了就随便吃点，熬到太晚澡都不洗就睡了。等到突然冻醒，“哇，天都这么亮了，赶紧起来洗脸敲代码。”
对于程序员来说，加班也分情况。
有的加班实属无奈，比如新产品、版本上线，或者开发的产品出现了不可控的问题需要紧急修复，用户等不起；比如在芯片工程行业，眼看硬件就要投入量产，物料、人力都已经就位，此时软件出现了问题，所有工程师都要加班加点，制造商等不起。
还有一种情况，公司为了追求利润，直接绕过技术组的意见盲目地和客户商定交货日期，这“坑”的就是程序员。
2017 年 6 月，印小龙所在的公司接到了一家 500 强企业的订单，整个领导层十分激动，决定一定要做好“这一票”。
项目越早交付也意味着利润越高。所以公司与客户商定，20 个工作日后交付产品。
但后来印小龙才发现，这个项目以他们团队的能力来看，至少要做两个月。然而公司方面不愿意浪费这次大好良机，在项目立案当天，领导召开了一个激情澎湃的鼓动会，希望所有人咬牙完成任务。印小龙说，这叫“打鸡血”。
项目开始后一周，所有人都在头脑风暴、框架搭建，团队每天都在讨论，如何突破各个功能需求。就好像在写作文之前打草稿。
但写一篇作文需要花 60 分钟写完，此时已经有 20 分钟用在了构思上。能力强的团队剩下 40 分钟争分夺秒也能完成，但对于印小龙的团队来说，这实在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此时公司的一位上级主动开始加班，并要求下属团队每天至少加班到晚上十点。
印小龙并非吃不了苦，他也是这么一路走过来的。但当时他的妻子临近生产，他想有更多时间陪在妻子身边，便向上司提出拒绝加班。
上司听了很生气，“这可是一家 500 强企业的订单，做好了对我们公司的发展很有帮助，你们为什么不加一下班，加班我们也给你们补助啊？”
印小龙愣在那里不知如何回答，此时一位同事抢在他之前回道，“你要觉得我做得不够好，开除我就是了”。
印小龙此时明显感觉到上司情绪不对了，但那位同事手上握有法国的一个项目，上司也不敢说开就开。印小龙赶紧半开玩笑地缓和道，“我们都累了几天了，回去跑跑步运动一下，不然命都没了怎么写代码？”
上司沉默了几秒后说，“是啊，身体重要。像我就落下了胃病的毛病，一发病，什么都干不了。你们以后要锻炼啥的不能加班，提前和我说一下。”
最后，项目的工期还是延长了，印小龙还是加班了，只不过没有加得太晚——公司内部有个“铁律”，只要以运动的理由拒绝加班，上司或老板都会默许。
在印小龙看来，加班越多可能说明企业效益越好，“有做不完的项目”，你能拿到的奖金收入也就越高。这让很多程序员无奈地接受这件事，“你不愿意加班就走人，愿意加班的人大有人在。”这是行业的残酷一面。
2017 年的最后一天，印小龙仍在加班，他在地铁里跨进了 2018 年。 印小龙朋友圈截图
程序员的中年危机？
在南山科技园，几乎没有程序员不知道欧建新之死。
出生于湖南省邵阳武冈市一个农村家庭的欧建新，前半生一直努力通过自我奋斗改变命运。1994 年，他高中毕业，以优异成绩考入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走出了老家的那个小山村。
毕业后，欧建新进入株洲的一家研究所，到 2001 年，他辞职南下深圳，进入华为公司工作了 8 年。后来，他又考入南开大学的硕士，在 2011 年，进入中兴通讯旗下子公司——深圳中兴网信科技有限公司工作至今。
欧建新在深圳定居，结婚生子，也购置了房产和私家车，是老家人称道的榜样，直到他突然被公司劝退。
据他的妻子描述，2017 年 12 月初，欧建新的直接领导王某某找他谈话，期间流露出劝退的意思。欧建新向公司提出是否还有挽回的余地，能否内部调换岗位，王某某回复说，上面领导已经决定的事情就没有回旋的余地了。
对此，中兴网信公司品牌部一位负责人曾向媒体表示，公司是按照正常的人事流程和劳动制度在执行，对员工进行劝退也属于企业正常事宜。公司目前没有大规模裁员计划。
2017 年 12 月 10 日 10 时左右，欧建新从公司北面 26 层坠亡。深圳南山警方经现场勘察，初步排除他杀。
没有人知道他为何走上这条绝望之路。但他的死却在舆论场中生发出“程序员中年危机”的命题讨论。
追悼会上，欧建新的同学送来花篮。澎湃新闻记者沈文迪图
“我刚开始工作的时候，23 岁吧，网络上就流传说 30 岁以后的程序员没人要。我们到了 30 岁的时候，就变成 35 岁程序员没人要。我现在快 35 岁了，发现公司里面 40 多岁的程序员还是一大把啊。”人到中年的程序员连平认为“中年危机”的说法很可疑。
傍晚六点，刚下班的他把奔驰停在了路边，随后走进一家咖啡馆。他的胸前还挂着公司的工作牌。这个 34 岁的工程师不仅没有发福，而且身材保持得相当好。一头利落的短发配上瘦削的面庞，看上去格外精神。
连平是一家知名芯片设计公司的工程师和项目主管，属于公司中层。十年前他通过校招来到深圳。那时，跟多数年轻的程序员一样，住的是握手楼，吃的是快餐，一条牛仔裤穿六七年，裤脚磨出了毛剪掉继续穿。
他也经历过做梦都在加班的日子。
有次他所在的团队为了一个项目连续 30 天加班，一天晚上他和同事正在网上沟通 bug，聊着聊着同事就没了影，怎么也不回复他。两个小时后，同事发来消息，“刚上厕所晕倒了”，然后继续讨论 bug。
连平说，没有加过班的程序员不是一个“合格”的程序员。但当年龄慢慢上来后，他就发现，自己的身体吃不消这么折腾，“公司里年过 30 的都开始注意健身，这也许就是所谓的程序员的中年危机吧”。
凌晨一点，一家互联网公司大楼里依旧灯火通明。澎湃新闻记者沈文迪图
但他认为，30 岁的程序员加班加不过 20 岁的，这是必然的，也没什么好焦虑的。真正能称得上危机的，一个是自我价值的提升，一个是现实的压力。几年前，连平和妻子离异，他归结，忙碌的工作和不规律的作息是原因之一。
连平自己是程序员出身，但他对管理项目更有兴趣，更喜欢和人沟通，所以等到一个合适的机会，他就跳了出去。当然在他的身边，也有人不愿跳。
“有些人的性格就适合当程序员，他的兴趣就是解 bug 写代码。你跟他讲晋升他理解不了，让他管项目也不行。我们公司也很多这种人，技术大牛。但是有一个问题，如果出现紧急情况他就得顶上去，他的作息时间永远在波动。”
在连平看来，程序员的天花板由许多因素决定，“性格、学历、工作年限、人脉、公司人员架构、机遇……”还有关键一点，你的脚步能不能跟上行业更新的速度？
几乎所有受访者都表示，互联网和通信行业最大的特点就是技术日新月异，产品在不停地更新迭代。如果你不更新自己的技能，你不拥抱新的技术，那你就会被淘汰。
“现在拼得好厉害，（编程）语言出现得太快了。python 的出现，让我们觉得没有突破的可能性了。百度的无人驾驶都是跟它相关的，AI 算法都需要这个东西写。”说这段话的时候，印小龙的脸上充满了焦虑，语气里满是不安。
或许对于年轻人来说，还有时间、精力去学习新的东西，但当你有了家庭，有了孩子，进一步深造就是很大的挑战。
午休时间，一家公司楼下有员工正在阅读。 澎湃新闻记者沈文迪图
连平有一个六岁的女儿，每天他都会在女儿的拥抱中醒来，送她上学后自己再去公司。最忙碌的时候要数周末。
“一到周末就是各种培训班，我女儿学英语，你要花很多心思挑哪个培训机构好，好的不一定离家近，所以每次都要开车半个多小时开到培训机构。上完之后，得马上找地方吃午饭。下午又得赶场，在另外一个区学音乐。学完之后回家，还得复习当天的英语。第二天上午再上英语课，下午要带她去游乐场。晚上回来，周末就结束了。”
他说身边的同事也是一样，周末就是全深圳乱窜，不是在坐地铁、公交，反正都是在去培训机构的路上。“与其说是程序员的中年危机，不如说是中产阶层恐慌。担心自己的孩子以后比不过别人，维持不住中产的地位。”
连平说，有了家庭和孩子，加上房贷和车贷后，他“不敢倒下”，好在经过十年的打拼，他已经没有房贷的顾虑。
在他看来，程序员工资高，根本原因是这个行业值钱，但反过来，当行业有一天不景气了，风口的风没那么大了，风口上的人们该怎么办？
2013 年，一位工作了十年的员工辞职离开通信行业后，在论坛陆续更新了一万八千多字，回忆他在行业里的种种过往，“通信行业外表风光，沾了高科技的光，不少家长都愿意送子女去学习。实际上，在 2000 年前后的移动通信浪潮的风光过后，就逐步开始走下坡路。”
这位资深通信人分析，通信相比于互联网，人员流动性差，可选择的余地小。“高度垄断的行业，高新技术集中，专利多，研发周期长，注定是属于大公司之间的游戏。”此外，知识易贬值，技术淘汰快，“2G、3G、4G 彼此之间用到的技术都不一样。可能等到 5G 出来，用到的技术又不一样。”
这篇叫《通信十年》的文章在当时引发了很多人的共鸣。
留下或离开
在南山区科技园一带，每天清晨的图景都由人流和车流汇聚而成。一号线高新园地铁站的广播里，不断重复着“客流高峰时段，请乘客加快脚步，不要停留”。人群从列车、公交和班车上鱼贯而出，匆忙、井然有序地组成人流，去往他们所在的公司与工位。
早晨的接驳车澎湃新闻记者沈文迪图
王安可就是人流中的一员。这个戴着黑色方框眼镜的程序员来自于湖北，目前在一家支付公司工作。早在 2008 年高中毕业的时候，他就来过南山。
“我老家农村的，十八线小地方，就想着出来看看。”王安可说，那会他就整天在街上闲逛，等到工作时间，街上连个人影都没，他抬头看着高楼大厦，就在想人们都在里面干嘛。那个时候，他连软件是什么都不知道。
直到他进入 IT 行业成为一名程序员，先后在山东齐鲁软件园、武汉光谷软件园待过，也曾去过上海、东南亚，2013 年来到深圳后一直没再离开。
他和刚结婚一年的媳妇租了间两室一厅的房子，每个月房租 3000 块，用他的话来说，“日子就这么凑合着过”。当提到要不要孩子这个问题时，王安可沉默了好一会，然后慢慢叹了口气，“明年吧，去东莞或者惠州看看房子”。
有天夜幕下，王安可走在南山科技园东边的大冲城市花园小区围墙外，突然停下脚步，抬手指着一户亮着灯的人家说，“就这样的，八九万（一平方米）呢”，随后他盯着看了好一会。
2016 年，美国经济咨询公司 Longview Economics 的一项研究显示，深圳房价高居全球第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发布的全球房价观察报告(Global Housing Watch Report)指出，2016 年上半年全球各大城市的房价收入比深圳位居第一。
在高楼大厦之间，还有新的楼盘在建设。澎湃新闻记者沈文迪图
印小龙喜欢深圳这座城市，“环境好、气候温暖、医疗条件也很先进，对人才也有不少优惠政策”。但他不确定，深圳是否会向他张开怀抱。
这里的房价让他实在为难，孩子在 2017 年 9 月出生后，生活压力更大了。
“小孩子一个月吃四五罐奶粉，进口奶粉四五百，还有尿不湿，花费很大。没买房子，还能承受，一买房子怎么办？买个奶粉都纠结半天，日子真的没法过了。”
但孩子的出生也让他感到一种责任，他打算留在南山继续打拼几年，将来再做打算。
傍晚时分，南山的街上总能看到一辆接着一辆的大巴车，都是企业的接驳车。下班的人群依旧走得飞快，但神情比起白天已经缓和了很多，人群中不时能听到闲谈和笑声。6 点半，高新园和深大两站地铁口准时开始限流，地铁口卖小吃的摊贩忙得抬不起头。
晚高峰的地铁站口。澎湃新闻记者沈文迪图
入夜，二进制桥的桥身上亮起了霓灯，蓝光透过一个个镂空的数字照射出来。
在南山区，上市公司多达 144 家。这一数据在全国区（县）排名第一。光 2017 年，南山区新增 22 家上市公司，相当于每 17 天就有一家公司上市。
许多创业公司正经受着生与死、兴与衰的考验。有个段子说，“我有一个很棒的想法，就差一个程序员了”。事实上，程序员是最不可少的一环。他们被贴过各种标签：穿着、收入、性格，甚至是猝死。有的程序员不以为意，有的还会跟着一起自黑。
一位受访者就饶有兴致地念了一段：
“十年编程两茫茫，工期短，需求长。千行代码，Bug 何处藏。纵使上线又如何，新版本，继续忙。黑白颠倒没商量，睡地铺，吃食堂。夜半梦醒，无人在身旁。最怕灯火阑珊时，手机响，心里慌。”
“在南山写代码是一种怎样的体验？”
一位姓曹的受访者用三句话概括说：我们在创造一个时代；我们身处浪潮之巅；我们在改变世界。另一位受访者则淡淡地说，这就是一份工作，养家糊口的工作。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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