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月 4 号下午 3 点 28 分，比预定的时间早了两分钟，柳传志走进屋来。身材挺拔健硕，笑容满面，与大家交换名片，恰当地照顾到现场每一个人。
在此前的漫长岁月里，他一直努力走在时间前面。此时，这个人的生命刻度上，已划了 74 道年轮。他适度放缓了步伐，但依然行走在风雨江湖之中。管理企业、会见友人、打高尔夫、看黄磊的电视剧和高晓松的视频节目，这些日常活动之外，他思虑最多的是“中国向何处去”这样的宏大议题。
不同于杨小凯和牟其中的宏观政治视角，在经济技术层面，他有很多具体而微的设想。在耕好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之外，他希望社会空气保持湿润，正气充沛。
他谈近日媒体热议的张文中、顾雏军、毛振华，还有自己的创业往事，松弛中带着审慎。这位被惯称“企业家教父”的人，自嘲自己其实一直比较“怂”，勇敢并不是自己突出的人格特质，这次跟几家媒体的会面，也只是在在商言商的范围内“过过嘴瘾”。
柳传志对现实的困难和问题，有清醒的认知，但总体上，他是一个务实的乐观派，对正迈入一个新阶段的中国，他信心满怀，直言心里高兴、敞亮。他看见，这个年龄比他还小的“新中国”已踏上一条金光大道，这条路，通往辽阔之地……
壹
法治
“小孟，我对你怎么样？”
“挺好！”
“那你觉得老板是好人吗？”
“肯定是好人，您做事这么努力。”
“要是有一天闹革命，要把我们的资产给分了，你什么态度啊？”
“那没准我也参加”，司机小孟想了半天说。
这个老实的小伙子是柳传志一位朋友的司机。讲这个颇有喜感的笑话，背后是他粘连着历史的隐忧。
“我见过 1956 年公私合营的时候，在天安门举行游行，所有资本家敲锣打鼓，欢欣鼓舞，回家肯定是抱头痛哭。广大人民希望把这个东西收归国有，但是收归的结果就是‘大锅饭’，最后国家实际上穷了下来。”
而“文革”时，一个对柳非常好的中学老师被枪毙了，对柳影响很大，“这事我心里头怎么也过不去这关，我说的话都是跟企业有关的，唯一跟企业无关的话就是跟文化革命有关的事。那样的惨事多了，但是后面的人竟然全不知道，这段花了这么大代价换来的血泪历史要是就这么过去，我觉得太那个什么了。”
到了 80 年代，柳创业之后，磨难无数：被机关办事员长期刁难、被迫搬迁生产厂、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时的那些碰撞……各种办企业与政府打交道中会有的槛，他都经历过。
联想曾在某地投资准备建一个冷链市场，钱交完了，领导换届，下任领导上来说，这块地改为绿化带，不能投了，几千万就白交了。
“今天这个事还没完呢，我们下边同事没去认真找，我觉得这就是窝囊，要不你把钱退给我们，要不凭什么呀！但是小企业真的就不一定敢了。”柳叹道。
规则不明，边界不清，企业很难办事。
最近由最高检发起重审张文中等案，柳传志听到后非常高兴。
“这次能够重审，就是代表了营商环境中企业家最最认可的一条，就是法治的公平。”张案在企业界影响很大，张进去后，柳说，他曾数次设想如果自己遇到这种情况该怎么处理，一向善于复盘与腾挪的他发现，身临其境几乎无路可走，“真是非常难。”
有媒体曾罗列前些年有过牢狱之灾的企业家，光知名的就有 20 多位：顾雏军、李途纯、张海、黄宏生、禇时健、孙大午、乔赢、吴胜明……在不确定性和身份焦虑的纠结之中，不止一位企业家表态过，愿意把自己的创业成果随时献给国家。
柳希望企业的发展能告别无序的营商环境，进入一个法治的轨道。他认为已经曙光在前，张案能够重审及最高法的通知，“应该特别让企业界欢欣鼓舞”。而柳本人，“就在十九大召开前一年，我觉得我自个的心慢慢就踏实了”。
他认真观看了央视的《将改革进行到底》纪录片，里面透露的信息，尤其党把贪腐讲在明处，严格打击，以及明确了“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让他感觉吃了一颗定心丸。
去年 9 月 25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营造企业家健康成长环境弘扬优秀企业家精神更好发挥企业家作用的意见》正式颁发， 2018 年 1 月 2 日，最高法印发《关于充分发挥审判职能作用为企业家创新创业营造良好法治环境的通知》，要求切实纠正涉企业家产权冤错案件。这一系列的文件都让这位老人感到振奋。
“现在我觉得是改革开放以来，做得最好的时期，而且这次不仅有文件，还有具体措施，里边也讲得特别清楚，‘纠正一起错案胜过制定一沓文件’，希望通过这个突破口以后，一步一步的能够落实下去。” “大家应该有耐心，要知道整个民主的进程，公平、法治的进程将有很多很多具体困难，要理解政府和党。”柳说得诚恳。
事实上，历史学家黄仁宇多年前就曾在回忆录中断言，“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来说，解决之道可以依循一个明确的大方向：强化财产权。就政府和法律而言，道德训示的功用通常不及财产权，因为前者无法在竞争时提供精确的测量。”
黄仁宇完成这本《黄河青山》是 1983 年。第二年，柳传志在一间 20 平米的小平房里开启了自己的创业征程。这一年，也是中国的公司元年。
贰
企业家
10 年前，柳的老友周其仁在《邓小平做对了什么》一文中罗列了改革开放 30 年中最关键的 4 件大事，其一是中国特色的产权界定；其二是“把企业家请回中国”。在周其仁看来，如果没有民营企业，中国经济绝没有今天的局面。
柳传志亦将企业家看作中国发展强劲而独特的动能。
他在国外出差，办完事，开完会，喜欢找当地企业家一起聊聊，听听他们的生活和想法。柳发现，他们到一定阶段，想的多是在海滩晒太阳，或者安稳度日岁月静好。这一点上，中国的企业家显然不同。
“中国企业家跟外国企业家有一个非常明显的不同，就是给点阳光就灿烂，不断在挑高目标，不断要求上进。这个以前以为是句中国人自己鼓励自己的话，等你真把各国走遍了，去跟他们了解了以后，发现真是千真万确的。这个劲头如果要说的话，我看也就是以色列能有一比，美国人都不行。”柳传志赞道。“要求上进，聪明勤劳”，是他认为的中国企业家精神特质。
一路走来，柳与他的同辈企业家，开创了很多奇迹，也眼见着后来者弄出更多让人惊叹的新花样。当年，他看到第一台个人电脑时目瞪口呆。而今，他麾下的联想集团虽然面临不小的挑战，但已是全球 PC 业的王者。2017 年的《财富》世界 500 强，联想这样的中国公司占据了 115 个席位。
由柳传志女儿任总裁的滴滴打车，已成为全球投资机构竞相追逐的创业公司，在 5 年内增长了恐怖的 5000 倍，在美国著名创投研究机构 CB Insights 发布的“全球独角兽公司榜单”中位居第二。这个榜单里前十名的公司，中国几乎与美国平分秋色，总量也与美国差距渐小。
接棒柳传志，担任中国企业家俱乐部主席的马云，其创立的阿里巴巴更是成就斐然，与腾讯交替成为亚洲市值最高的公司，在全球 10 大互联网公司中，他们与其它几家中国公司占据了半壁江山。
这些惊人的商业力量不光在国内冲决网罗，野蛮生长，在异域也照样屡建奇功，凯歌高奏。中国对外投资规模已跃居世界第二，成为净资本输出国。2 万多家境内企业在境外设立投资企业 3.72 万家，分布于全球 190 个国家和地区。官方称，未来中国将努力由第二大对外投资国成为世界第一大对外投资国。
“中国已经有了几亿人口的一个中产阶级，而提供的服务、硬件和软件差远了去了，这个市场大得就真的不用管别的，把这块底做好了，保了底，你再往外走，真的就不得了。”柳传志道。
企业家精神与大市场和后发优势相激荡，将中国托举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柳与众多国内学者们的观点一致，都认可一个大概率事件：未来 10 年，中国的经济规模将超过美国。
“当中国刚刚改革开放的时候，谁家里有一台日本的录像机就不得了了，不是录像机，录音机就不得了，后来就是彩电，全是日本的。没有过几年就全是中国的了，而且中国的就是比日本的还好，价格还便宜。” 而现在去东南亚，凡是有华侨的地方，当地首富几乎都是华人。“只要给华侨一个生存的地方，他们就能变成富裕的人。”只要机制好了，“真的变成很法治的营商环境，中国人聪明才智释放出来的能量将是不得了的”。说到这里，柳几乎两眼放光。
上进和聪明之外，柳传志认为，中国企业家身上还有一个显著的特质：家国情怀。这其实也是柳这辈企业家身上一个很突出的特质，更是柳一生的印记。吴晓波在《激荡三十年》里写过，当初在中科院蛰伏的 14 年，与同事热议那个激荡变动时代里正在发生的国家大事让他激动不已。后来投身商海，他坚定地为企业定下“产业报国”的愿景。如今年逾古稀，他还“悄悄地”为国家财政算账，如果某些地方将一些实际效用不大的机构撤销，需要花掉多少钱。
我也曾见过好几位企业家，因为在国外某种场景下民族自尊受了刺激，誓言要做出该领域最好的产品，为自己的国家与民族“争一口气”。和平年代，商场替代战场，成为许多有志者建功立业、开疆拓土的沙场。
最新的例证则是伏牛堂的张天一，这位 90 后创业者，为自己的湖南米粉店立下了一个宏大的使命：为中华民族之崛起而卖粉。
我相信，他是真诚的。
叁
中国机会
有这样一项事业，年产值 100 亿，但存在若干问题：
产品结构不平衡，产销系统不协调，原材料供应不可持续；
行业增速放缓，产能严重过剩；
经营成本上升，创新能力不足；
金融市场动荡，融资存在潜在风险；
废水废气污染严重，环保压力加大；
员工读不懂领导层，有许多的抱怨和负能量。
“面对这样的百亿事业以及这么多问题，请问你该怎么办？接下来，我请各位把这样的事业和同样的问题放大一万倍。你会怎么办？有这样一项事业，2020 年其产值将会是 100 万亿。是的，这项事业就是我们的祖国、中国的经济。”
在很多企业家论坛上，致良知四合院创始人白立新经常拿这个问题拷问企业家。换个角度，如果把中国比作一家公司，它所面临的挑战和压力近乎难以负荷，需要一位有大志和超凡意志力，却又理性务实的掌舵者。他能凝聚统一意志，划定明晰的方向，又知人善任。在柳传志看来，习总书记正是这样的“超级 CEO”。
从陕北梁家河的村支书到中央总书记，习展现出来的领导力让不少企业家钦佩不已。
我提起前不久刚完成的梁家河之行，并请柳总讲讲这方面的体察。他几乎没有思考，脱口而出。
“首先，作为一个领导人，习总书记的经历本身，应该讲很完美。为什么呢？他是中共早期领导层一员的子女，而习仲勋同志又是以正直而闻名的，即便敢于直言而受到打击，也还是一直是敢说话、说真话的。因此从家教本身，就一定是要求做一个正直的人。
第二点，凡是到农村去过，或者插过队的人就能知道，在那儿能让农民得到敬重，能够当一个支部书记是多么不容易。我在农村住过半年，才知道中国有多穷。农民对干部的要求，不仅要能说，还要能干才行。因此一个正直的人就会产生对人民发自心底的热爱。
第三点，从总书记在福建时候开始，我就了解他是一个处事非常稳重的领导，把很多问题都看明白，想明白，才动招。因为在中国做事，确实是如果不想明白、看明白就动手的话可能就会做个半途而废，确实是比较复杂。所以这五年下来，很多事情看着没有联系，实际上是谋定后动、错落有序。国家既要富强，又要能够把贫困地区带起来，真的是一个非常艰巨的任务，这没有超凡的领导力肯定做不到。”
暮色渐至，听着眼前这位年逾古稀的教父级企业家侃侃而谈，或忧心，或开怀，在某瞬间，难免感动。
数十年过去，对这个国家的事，当年那种朴素的热情、良善的愿望未改分毫，就像白发苍苍的吴敬琏先生，还在财经论坛上勉力呼吁法治的市场经济。这样一些老人，与现时代那些年轻的弄潮者一样，内心亦曾彷徨，脚下却未曾停步。他们看似奔向不同方向，其实都处在同一股滚滚向前的洪流之中。
我们不得不在心中感慨，中国正是这样一条翻腾不息的“巨流河”，乱石穿空，惊涛拍岸，一路溯回曲折，却又奋勇向前。展望其画面，是一副气势恢宏的壮阔长卷；倾听其声响，则是一曲雄浑激越的慷慨悲歌……
作者：陈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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