饿了吗？点个外卖。但塑料餐盒的寿命却只有“一顿饭”的工夫。一边是每年百亿级的废弃餐盒，一边是终端的垃圾焚烧厂“撑破肚”。
“坐”上一段外卖小哥的车，便进入秩序井然的办公场所或被摆到民居餐桌上，在一阵筷捅勺挖之后，沾满油污的它们被毫无章法地抛入垃圾桶。这绝非外卖餐盒的全部旅程。
起于互联网“召唤”而来的需求，外卖餐盒从化工原料开始的出走路线，一直和现实世界相关。基于在城市里点餐与送餐这一段交互人群最多的旅程，它带火了上游的塑料企业；而对于下游，它们数量上几何级数般增长，这两三年以来，让垃圾处理终点猝不及防。
因互联网外卖平台火爆而改变的，不止于都市白领们的用餐习惯，更考验着社会共治能力和意识。日以继夜地产生的废弃餐盒，数量已以百亿计。面对如此巨大的废弃餐盒增量问题，以及刚刚掀起的“互联网加重环境污染”的讨论热潮，社会各界陷入沉思。
近一个多月来，第一财经记者就外卖餐盒这一随互联网经济而起的细分产业链条上下游追溯调查发现，环保争论背后，是它作为与互联网经济伴生而火的产业业态，因其短暂而剧烈的变化，何去何从的问题。
从带火上游产业开始出走
10 月 27 日，河北省文安县一家塑料制品厂车间内，一袋袋白色的塑料颗粒堆满车间，对于目前主流的外卖餐盒而言，它们从这里开始出走。
车间内的白色塑料颗粒，在业内被称为 PP 颗粒，学名为聚丙烯。与印象中塑料生产车间往往伴随刺激性气味不同，聚丙烯车间并没有异味。只看见工人们先是将聚丙烯颗粒加热，再使用真空设备，将加热后的材料吸入模具内。
约半个小时后，打开模具，就能够看见一个个冷却后的餐盒。将它们码叠起来，再按照一定数量规格，打包装箱。
厂里的销售负责人李国栋对第一财经记者说，虽然目前餐饮行业也有纸质和生物基材质餐盒，但数量远低于聚丙烯材料制成的塑料餐盒。李国栋所在的工厂，生产塑料餐盒已有 10 余年历史，发泡餐盒被禁用后，就开始生产聚丙烯餐盒。
“生产（塑料餐盒）厂家遍布各地，外卖火了，才让这一行每个从业者多少都能赚一些。”李国栋说，工厂的塑料餐盒产量出现明显变化，始于 2015 年。此前，工厂年均只生产约 20 万个塑料餐盒，但到 2017 年已增至近 80 万个，“两年时间大概增长了 3 倍，但利润率还是以前那样”。
虽然以“饿了么”、“百度外卖”等为代表的外卖平台，创立时点早于 2015 年，但从业绩表现来看，2014 年年底至 2015 年，正是它们开始火爆的时候。
资料显示，创立于 2008 年的“饿了么”，到 2014 年时，其服务范围已涵盖全国近 200 个城市；2013 年 11 月“美团外卖”出现，次年 8 月“百度外卖”APP 开始运营。至 2014 年年底，前述主要三大外卖平台格局初显。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在今年初发布《中国互联网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 2016 年 12 月，中国网上外卖用户规模已达 2.09 亿人，年增长率 83.7%，占网民比例达 28.5%。
随着外卖送餐平台业务量的飞越，塑料餐盒使用数量更是暴涨。为什么资金雄厚的外卖平台，不使用更为环保的纸质和生物基餐盒？
李国栋对第一财经记者分析说，由于中餐多汤多油，纸质餐盒极易浸透，不适合大量使用；生物基餐盒成本则高于塑料餐盒，三种餐盒类型相比，还是塑料餐盒更适合于外卖，用量飞涨也就成了必然。
另一个必然因素在于塑料餐盒的价格优势。记者检索相关商品供应平台发现，以聚丙烯为材质的塑料餐盒，平均每个只需要 0.35 元，如果厂家进货，李国栋说，价格最低能到 0.15 元/个；而可降解的纸质和生物基餐盒，价格平均是聚丙烯餐盒的 2 到 4 倍。
百亿餐盒城市扩张版图
因“涉及商业秘密”，各大外卖平台并未正式完整公布过塑料餐盒使用量。经过记者多方了解，加之外卖平台已披露的部分数据，以及行业数据综合估算，不难发现，进入城市的外卖餐盒数量已超越百亿级。
“饿了么”和“美团外卖”曾对外表示，写字楼内的上班族和高校学生，是外卖的两大主要消费群体。
在北京市海淀区五道口的高校聚集区，第一财经蹲点观察统计发现，中午及晚上这两个送餐时段，外卖小哥的送餐频率最少有两三次，最多的可达五六次，每次送的订单量保持在 3 份左右，所送的餐食几乎全部使用塑料餐盒。
北京朝阳区左家庄附近的静安市场美食大排档，聚集着近 20 个商家。记者观测到，每个“饭点”，每个商家的订单量保持在 20 份以上，最多的可达 50 份。以每一个订单使用 2 个塑料餐盒计算，这处大排档在每个“饭点”所使用的塑料餐盒即超过 800 个，最高时则会有超过 2000 个塑料餐盒被使用。
以 2016 年网上外卖用户 2.09 亿人的规模为基数，参照 2016 年的统计数据——每周消费 3 次以上的用户比例达到 63.3%，以每人每次仅使用 1 个塑料餐盒计算，每周仅消费 3 次以上的用户就用掉了约 3.97 亿个餐盒，这也相当于每年（52 周）用掉 190.51 亿个外卖餐盒。
“饿了么”的一位研究人士对第一财经记者分析称，目前的各类数字是外卖所消耗的餐盒数量，除了外卖消耗，还有其他一些塑料餐盒的使用“无法统计”。比如，顾客就餐后将吃剩的食物打包带走，每次使用的塑料餐盒少则2~3 个，多的 10 个也有。仅这类消耗，可能也并不比外卖低多少。
“一烧了之”成本高昂
考察饭后被扔掉的塑料餐盒回收，更能体会到它对传统行业的猛烈冲击，垃圾回收与处理行业即首当其冲。
众所周知的是，外卖餐盒的生命往往只有“一顿饭”的工夫，之后基本被当作垃圾对待。而相比于填埋和焚烧处理方式，业界曾有人提出，应对塑料餐盒进行回收和循环使用。
在北京市昌平区东小口镇附近，多名从事废品回收生意的老板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他们一般不会回收用过的塑料餐盒，因为价格持续走低，相比于两年前 5000 元/吨的价格，现在已降到了 3000 元/吨。
为什么不能像回收塑料矿泉水瓶那样回收餐盒呢？“餐盒跟矿泉水瓶是两码事，想回收必须清洗，人工费就超过了往外卖的价格。”一名废品回收老板说。
废弃的外卖餐盒因此也只剩下降解和焚烧两条出路。
然而，聚丙烯餐盒作为“纯塑料制品”走不通降解之路。国家城市环境污染控制技术研究中心研究员彭应登分析说，可降解塑料制品不是纯塑料，一般都添加了纸、淀粉等纯天然材料，可降解的成分达 60% 以上，对环境的污染会小很多。
彭应登更表示，焚烧已经是比较好的选择。这也与第一财经记者从北京、济南、南京等几个城市了解的情况相一致，目前针对用过的塑料餐盒的处理，一般是由垃圾处理厂进行焚烧。
南京师范大学化学与材料科学学院教授周宁琳指出，纯的聚丙烯焚烧后并不产生有毒的二噁英。但是，目前的垃圾处理方式中，塑料制品与其他垃圾一同焚烧，其间会有含氯元素，二噁英就此产生。
据 2017 年 3 月 22 日中国人民大学发布的《北京市城市生活垃圾焚烧社会成本评估报告》，目前北京运营着 3 座垃圾焚烧厂，另有 8 座处于规划中。
报告对这 11 座垃圾焚烧厂进行生活垃圾焚烧的社会成本进行了评估，结果显示，在“收集—运输—转运—焚烧—填埋”全过程中，社会成本已达 2253 元/吨。
上述报告亦披露，至 2018 年，11 座垃圾焚烧厂将全部投入运行，年焚烧量达 597.2 万吨，它的社会成本届时将达到 373.2 亿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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