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学同学眼中，曹国伟是一个天生的商人。在同事眼中，他是一个超级美食家。大学老师说他为人低调，善于变通；投资家说他是一个很严谨的生意人，完全按照商业规则出牌。但曹国伟自己却说：“我其实是一个很感性的人。”虽然并购分众未能成功，但他却完成了中国互联网企业首例MBO。去年9月，以他为首的管理层用约1.8亿美元购入新浪约9.42%的股份，实现了管理层控股。对此，曹国伟的解释是：“江南春增持分众股份的做法触动了我，MBO是一种冲动。”
文/李卉
“新浪电影制片厂出品。”黑暗中，这样一行字跳了出来。曹国伟和其他第一次看见这一幕的新浪同事一样，愣了。
接下来，通常是一帮新浪同事一阵大笑。因为，视频开篇的一句旁白是：“谁也没有想到，这个仅仅想帮助新浪上市就闪人的老查，从此开始了彪悍的旅程。”
老查，就是新浪CEO兼总裁曹国伟。视频讲述了曹国伟在新浪十年的点点滴滴。
2009年9月28日晚上八点，曹国伟来到一家会所。推开门，屋子里没有灯。屋内，他的助理刘运利正和30多个同事一起，坐在一张长条的西餐桌上，等他。桌子上是准备好的花和蛋糕。
事前，刘运利告诉他的老板，这次活动主要是“为部分中层员工举办的”，再就是“大家好好聊聊当天新浪MBO的事儿”。但很快，曹国伟就看见了这部关于自己的“电影”。
当晚，他还收到了“想也想不到”的礼物——一套“曹氏邮票”和北京城里唯一的一台“莱卡M9相机”；那十张“邮票”，把曹国伟来新浪的每一年，都记录了下来。
“十年了，”后来，刘运利说：“老查来新浪整整十年了。这个party是我们给他的一个惊喜。”
那天晚上，曹国伟“平生第一次喝了七、八两白酒”，旁边的同事都看出来他“很激动”，“眼睛好象湿润了”。他还高歌了三曲，虽然他知道，“自己是五个音只能找到三个半音的人”。
凌晨，在新浪员工眼中看起来一向“严肃、严谨的领导”曹国伟回到家，在微博(http://t.sina.com.cn)上发了这样一句话：“今天真的很感动，我真的很爱你们。”
在曹国伟心里，2009年9月28日，是过去一年中“最重要的一天”。
那一天，新浪宣布，以曹国伟为首的管理层用约1.8亿美元购入新浪约9.42%的股份，从而成为新浪第一大股东，实现了管理层控股，这也是中国互联网企业首例MBO；那一天也是他进入新浪十周年的纪念日；那一天还是他小女儿的生日。
“如果要写一部回忆录，我会以这一天的party作为开头。”事后，曹国伟表示。
有评论认为，作为中国互联网界最成功的职业经理人，曹国伟算得上是2009年互联网最大的赢家之一。在去年年末的中国企业家论坛上，曹国伟获得了2009年度“最具影响力的25位企业领袖奖”；而在央视2009年度经济人物中，他也是唯一一位获奖的互联网企业家。
“我其实是一个很感性的人，”坐在中国大饭店的咖啡厅里，曹国伟点了一支烟说：“MBO是一种冲动。”
“MBO是一种冲动”
在上海，曹国伟和分众传媒创始人江南春住同一个小区。2008年底，他们一起制造了中国互联网行业最大的一笔交易：新浪分众合并案。一年后的2009年底，由于被监管部门否决，并购已无法实施。
经此一役，江南春不得不改变自己原定的退休计划，重出江湖，亲自担任CEO。他告诉曹国伟：“作为创始人，如果公司还是独立运作，我想在分众增持更多的股份。”
“这触动了我。”曹国伟后来说。于是，在江南春宣布增持分众股份的三天后，曹国伟也宣布了新浪的MBO方案。“事实上，我们几乎是同时做得决定。”后者透露。
“其实，每个人的心态在各个时期都会不同，”曹国伟说：“有一段时间，江南春想好好歇一歇，现在他又决定去当CEO了；作为一个比较富有的人，如果还想继续打拼，他就需要更大的回报，所以江南春想到了增持。”
而曹国伟实施MBO的冲动则在于：“我就想看看，我的人生还能再换一种角色吗？”因为他感觉“自己做职业经理人已经到了极致，没有什么令人激动的挑战了。”
从首席财务官(CFO)到首席运营官(COO)再到首席执行官(CEO)，曹国伟称自己“几乎干遍了新浪所有的工作”。这是他此前没有想到的。
1999年，新浪谋求在美国纳斯达克上市。当时，曹国伟是美国普华永道的注册会计师。因为做这一项目的同事生病，曹国伟不得不代替同事，从美国飞到北京。“这大概就是命运了，”多年以后，他说：“其实，我和新浪并没有直接关系，我只是代表美国总部来指导一下北京普华永道对新浪的审计。”
那时，曹国伟已经开始为自己的未来打算。碰巧，他在这时接到茅道临(王志东的接班人)的一个电话。曹国伟告诉后者：“我想换工作了，你帮我看下哪一个更好？”
听完曹国伟的介绍，茅道临觉得每个新工作“都很不错”，但他还是建议曹国伟：“来新浪试试吧。”接着，茅道临介绍曹国伟去见了新浪当时的CEO王志东。
“这是一个天才，”曹国伟说：“王志东是一个非常、非常聪明的人。”此后，因为新浪和媒体有关，曹国伟选择加入新浪，成为了主管财务的副总裁。
此时，新浪的上市正陷入困境：由于政策壁垒，公司无法按计划登陆纳斯达克，以至于王志东和曹国伟的前任汪延不得不天天去信息产业部“上班”，与时任信息产业部部长吴基传沟通；曹国伟则在美国，负责协调律师、投资银行和美国证监会的工作。
在这个过程中，曹国伟的严谨作风显露无疑——他并没有同意汪延将相关法律、财务文件的互译工作外包出去的建议，而是亲自出马，把那些枯燥的文件翻译成英文。
曹国伟亲自设计了新浪的上市方案。正是他设计的方案，让新浪的纳斯达克之路柳暗花明。这一方案的独特之处在于，新浪在美国上市的公司与其在中国的运营主体之间并没有股份关系，而是通过很多法律的手段，把它装入上市公司。
“没有股份关系，为什么可以合并财务报表，这是最艰难也是最重要的部分。”为此曹国伟亲自前往美国证监会谈了3次，新浪的招股书则前后改了8遍，“很累人。”最后，新浪上市的模式开创了一个新模式，也成为搜狐等中国公司上市的范本。
“他是一个很严谨的生意人”
2005年的一天，曹国伟来到英国伦敦。在那里，他见到了大学时代的辅导员张力奋。“我感觉他压力很大。”张力奋说：“但我当时长年在国外，并无好的建议，所以只能听。”
那两年，也正是曹国伟的艰难时刻。“那是一个痛苦的过程，”曹国伟回忆说：“因为那两年正是我既当COO又当CFO之时，COO负责公司运营，CFO面对股东与董事会，这是公司中两个最具体、最累的工作，在一定程度上冲突性还很强。要做好，真的很难。”
尤其是2005年2月，盛大创始人陈天桥发动了对新浪的“偷袭”。“这件事情，让我花了太多时间在谈判上，”曹国伟说：“最忙的时候，我三天三夜没睡觉。”
事实上，曹国伟与陈天桥打交道，始于2002年。“外界一直以为，新浪很抗拒盛大和陈天桥，其实并非如此；我一直觉得和盛大合作是一个选择，”曹国伟说：“从2002到2003年，我们两个人就新浪盛大的合并，前后谈了三次。”
“即便我不是最爱新浪的人，也是最爱新浪的人之一，”陈天桥此言不假，最初，他与曹国伟洽谈的设想是“新浪合并盛大”。
“能让中国两个最大的互联网企业合并，我们都很激动，”曹国伟说，但是当年最大的障碍在于，“盛大有一个风险投资商，在利益的分配上，他们并不认可陈天桥的方案。”
时光流转。2005年2月7日，就在盛大突袭新浪的前一天，曹国伟已经预感到“将有大事发生”，他甚至在董事会上建议提前制作出“毒丸”计划，以备不测。“因为我已经预料到新浪财报公布后，股价必会大跌，”曹国伟说：“我们的股权很分散，所以从公司的治理角度，我想到了‘毒丸’。”不过，董事会上并没有人对此做出反应，而他后来也“没有去落实”。
2月8日，纳斯达克风云突变，盛大斥资2.3亿美元，收购了新浪19.5%的股权，一跃成为最大股东。
此时，曹国伟正在澳洲和全家人一起度假。但当他看到新浪巨大的股票交易量时，他预感到“已经出事了”，也猜到“这应该是盛大的动作”。不过，“具体是怎样的动作，有多大，不太清楚？”直到他接到陈天桥的电话。
此后，就是众所周知的事实——曹国伟丢下妻子，一个人赶回国内，以最快的速度制作出“毒丸”计划，并展开与陈天桥的新一轮谈判。
不过，整个谈判的过程，并没有外界想象中的“火药味”。“我们双方从来都没有达到是与非这样绝对的地步，”曹国伟说：“如果他拿出现金放在桌子上，并且开出一个好价钱，我们没有理由拒绝。”
“那时，对于任何一个想收购新浪的人，我们都是一个开放的心态。”交锋之后，曹国伟并不认为自己是在保护公司。他坦言当时整个管理层的心情都很平静：“这是一份工作，在做职业经理人时，我们不要把感情和股东的价值混杂在一起；我们的责任就是在资本环境发生变化的时候，做出合理的判断。”
“他是一个很严谨的生意人，完全按照商业规则出牌，同时还能很灵活地结合中国的特点，”红杉中国合伙人沈南鹏说。
“他终究还有一个新闻梦”
曹国伟有一百多条领带。采访拍摄的时候，没有镜子。他就站在电梯门口，借着金属反光，仔细整理自己的领带和袖口。
“我平时不这样，我根本不戴领带，”他说。即便如此，你还是很难把眼前这个西装革履的人，和他“率性”的大学时代叠加在一起。
曹国伟曾有一头长发，据说一直留到去美国求学，“那时，我很随性。想到哪里去，我就开着车走了，”他说：“所以，我去过美国一半以上的图书馆。”
在复旦大学，曹国伟读的是新闻系。毕业后，他在上海电视台做了几年记者，此后去美国求学，转入商界。“他最后走出这样一条路来，我不吃惊。”他的大学辅导员张力奋说：“他生在上海，高中就读的是名校上海中学，是住读生。所以，比同龄人更早自理生活，也更独立。”张力奋现在是英国《金融时报》FT中文版主编。
曹国伟所在的新闻系“8413”班，在复旦校园里颇为传奇。在中国新闻界和商界，从这个班走出来的，除了曹国伟，还有解放日报现任总编辑裘新、光线传媒总裁王长田、品牌策划人李光斗、新华社名记者刘非小、南方都市报总编辑曹柯等。
“这个班的学生，一开始就有点不一样，”张力奋说：“那时带曹国伟他们这个班，我刚留校，仅比他们年长4、5岁， 亦师亦友，气氛宽松自由。”几年下来，师生情意深厚。张力奋有校园情结，近期，他向FT告假，将去香港浸会大学新闻系做访问教授，短期讲学。
“那时，王长田的兴趣在书法与写诗，裘新爱写文章和影评，曹国伟则主要负责摄影。”后来， 张力奋主编校园刊物《复旦风》，创刊号的摄影作品，由曹国伟一人拍摄。
曹国伟会用“调皮”“爱冒险”来形容年轻时的自己，这和老师看到的有些不同。那时，他穿衣服不着调、上课老缺席，喜欢到处拍照。有一次，曹国伟一个人来到江西的三青山，“结果，一上去就下暴雨了，三天都没有一个人上来，真是心旷神怡。”
而曹国伟同寝室的同学则记得：“有一年一开学，曹国伟就在海报栏上贴告示，说要帮暑假出去旅游的同学冲印照片，一下招来好多生意。”
后来，在毕业留言册上，同学给曹国伟写了这样一句评语——“你是一个天生的商人。”
“曹国伟自信，但为人低调，并不张扬，”张力奋这样评价：“他会跟着他的感觉走，会适应环境，善于变通，不会循规蹈矩。”
“我的性格并没有变，”曹国伟也说：“严谨是因为工作。”平日生活里，曹国伟还象大学时代一样随性而为，“想去哪里，马上就走，”这导致他和家人在全球旅游的时候，“总是不得不买最贵的机票。”
而在新浪，“曹国伟私下里就是一个超级美食家，”新浪总编陈彤说：“有他在，我们上餐厅都不用点菜。”
2009年的中秋，曹国伟的假期休到一半，又不得不坐上了公干的飞机。第二天，他看见了俞敏洪在新浪微博的一段话：“有人问成功是什么？我觉得成功就是过上自己爱过的生活。”
俞写道：“如果财富、名声带来喜悦，我们就去追求；如果闭门思考带来快乐，就让我们独处。成功不是在别人眼里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而是在心中，你是不是被自己承认？”
对此，曹国伟在微博里写了这样一句——“严重同意”。
20年前，如果有学生改行，张力奋会非常惋惜。“但现在我不会这样想了，”他说：“如果有新的平台与机遇，做自己想做的事情，那是很好的选择。”
不过，直到现在，张力奋还是觉得曹国伟的内心里，“终究还有一个新闻梦，”“经商？那他为什么不去选择钢铁业、制造业？而是选择互联网？”张力奋说：“只不过，他的这个梦，藏得很深。”
“我的风格还没有被真正理解”
B=外滩画报
C=曹国伟
“我不准他们把房产、汽车，全部押在MBO上”
B：关于MBO，你先和谁说的？董事会还是高管？
C：先告诉了董事会。董事会说不能做，我就不做了，也不用通知高管了，这又不是造反。
B：你提了几个方案？
C：不需要方案，董事会同意由我控制的公司，增持新浪10%的股份。至于谁融资谁参与，跟它无关。
B：把高管全部拉进来，是你深思熟虑的吗？
C：没有。我只是把来龙去脉与风险告诉大家，然后由他们自己决定。
我觉得这不是公司给我们每个人的一个优惠，更多的是我们对公司的承诺。这不一定只赚不赔——如果把公司做砸了，股票会跌，照样会赔钱；但如果努力，公司做的更好，股票是会增值的。而且，我也不会把你参与不参MBO，作为你爱不爱公司的标准。
当然，也不可能所有人都参与，要达到一定职位才行。说实话，大家的反应让我真的很感动。我们所有的高管，全部参加了，大家都把自己的钱拿出来了。
B：但是决定谁参与、参与多少，是不是你最头疼的？
C：我跟他们定了一个原则，不要不切实际。比如你本来一年赚100万，你偏要投1000万。这就像买房子，我95%的工资都用来还贷了，这肯定不对的，要出事的。
我的意思是看你的能力。在你能力范围里面(赚多少钱很清楚的)，设定一个大概的上线。在这个情况下，我不会给他们太多的数额。我不建议他们把自己的房产、自己的汽车，全部押在这件事情上。有人想这样做，但是被我制止了。你不能把自己变成一个房奴、车奴，那会给你的工作带来无穷的、不必要的压力。这个机制是很好的，但不能做过了。
B：每个人有上限吗？
C：有上限，但并不是每个人都有这个能力做无限制的投入。更重要的，是他们心态的转变。
他们从来没想到我会走这一步棋，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来改变管理层对公司的控制力。这样，就可以彻底打消外界对我们的诸多误解。
B：股权分散，使得新浪总是遭受收购，MBO之后，是不是就结束这一不利的局面了？
C：这是一个误解。人们总觉得新浪没有大股东，所以每个人都希望成为新浪的大股东，时不时在股权上会有一些动作。
事实上，新浪是美国的上市公司，它的股权机制和二级市场的防御体系非常严密。除了“毒丸”，我们还有很多防御措施。一般来说，别人要通过二级市场成为新浪大股东，是根本不可能的。但大部分人并不懂得这个游戏规则，所以每年都会有人前赴后继地去做这种无用的尝试。这对我们公司干扰挺大的，这种干扰是无形的，经常会有这种问题出现，你至少要去化解一下。
但这不是股权分散本身带来的问题。在外国，股权分散是非常普遍的。只是，在中国比较特殊，国内很少有像我们这样绝对的公司模式。
而现在通过MBO，今后就可以完全化解了。
B：新浪CEO更迭，也与股权分散没有太大关系？
C：是的。新浪一直是CEO负责制的公司，CEO代表这个公司最高的权威，在历任历史上都是CEO说了算，从来没有第二个人可以说了算。
在我的任期，我提出的议案，从来没有不被董事会通过的。我觉得一个成功的公司，应该是谁走了都不重要，而不是说今天这个CEO走了，公司就完蛋了。
B：和分众并购，在董事会会议上，你也是得到了充分的支持？
C：这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这个过程非常复杂，但我们整个程序，包括等董事会讨论批准、投资银行推荐评估等等，总共只花了一个小时。
分众的董事会开了六个小时的会。那一天，我要等江南春电话，但迟迟没来，我后来就睡着了，直到半夜一点钟他才来电话。
“一个真实的我，会展现在大家面前”
B：现在再来看这十年，你能成为今天的曹国伟，是哪几步选择的对？
C：进新浪以后，我只做了两个重大选择。一个是回国，再就是做不做CEO。当然，每个人的选择，都跟他不同时期的心态有关。做CEO这个决定，我当时考虑了半年时间。
B：你为什么会犹豫做不做CEO？是自己有短板，还是遇见什么难题？
C：不是短板的问题。如果新浪要找一个新CEO，我是最合适的，这个我非常自信。
每个人都有长处与短处，没有绝对完美的人，我们要出现在完美的时机、完美的场合，去做完美的选择。
但我要去做CEO，就意味着要对公司、对员工，有一个长期承诺，责任是巨大的。一旦做了CEO，就不能今天高兴做就做，不高兴就不做了，这是对公司不负责任的做法，对自己的名誉、职业生涯都会产生很大的伤害，所以必须是一个长期的承诺。
站在个人角度，这未必是我最好的选择。选择，无非是看你的付出与回报，加上在这个过程中是不是愉快，这三个因素。这跟每个人的经历有关，当时我主要考虑的就是这些。
B：你给自己怎样定位？是创业者还是一个职业经理人？
C：我现在创业是晚了一点。我从职业经理人开始，在新浪做了十年。只不过，我把这个活干到了极致，这个角色已不让我特别激动了。
有一次，我跟沃尔玛全球的董事长和CEO一起吃饭。我发现刚从CEO位置上退下来的董事长李。斯科特看上去比现任CEO 迈克。杜克还年轻。我很好奇，他为什么这么早退休了？李。斯科特说：“我已经在一家4000亿美元收入的公司做了9年CEO，很累人的。9年下来，我真是心力憔悴，我还要留一点时间干别的事。”
我觉得李。斯科特有一个很好的心态：人就应该这样，又不是说你天生下来就有使命去做CEO，要永远做下去。
B：如果写一部中国互联网史，每个人都有一个位置，你希望树立自己怎样的风格呢？
C：我已经树立了，只不过还没有被真正理解。
我从来不觉得我在重塑自己。外界的评价并不重要，通过更多的接触，我相信大家会对我更加了解。一个真实的我会展现在大家面前。
B：我们用一个很贴切的形容词，可能会说狂人马云，顽童丁磊，或者说马化腾是一个工程师，过去人们会说财神爷曹国伟，你觉得你应该是什么？
C：我不喜欢评价自己。
前不久，美国希尔曼律师事务所中国合伙人见到我，开玩笑说，你做的事情，都是我没有做过的。他们是专门做合并收购的，而我的每个交易案，都有很多创新的地方，这就是我最自豪的。比如，雅虎和阿里巴巴的并购。刚开始，雅虎是先找我们谈的，后来才是阿里巴巴。我设计了一个架构，后来他们谈的时候，也是用这个架构。包括新浪乐居与易居中国成立的子公司分拆、合并、上市模式，之后也有很多人打电话来问，他们从来没想过这样也可以上市。其中的创意和难度，对后来人都有借鉴作用。而且我做的所有交易，从来没有问过投资顾问。
我为新浪节省的并购费用，没有一亿美元，也有五六千万。像分众这个案子，没有两千万美元的顾问费下不来。虽然我这方面比较出色，但并购只是我工作中比较小的一部分。我大量的时间还是花在公司的运营、管理上。其实，财务工作我管的很少，这方面外界的误解也是比较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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