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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沉寂良久的“任大炮”再次“开炮”，但矛头居然不是居然房地产，而是外卖业。任志强在一个环保主题论坛上怒批饿了么和美团网络订餐平台，称外卖产生的塑料垃圾正在成倍增长，危害环境。“任大炮”打得准不准？先来看一组数据。
“各大网络订餐平台一年订餐量需要 146 亿个餐盒，快递行业一年需要 120 亿个塑料袋、247 亿米的封箱胶带。”
很不幸，这组数据是真实的。根据美团外卖、饿了么、百度外卖等公布的数据，这三家外卖平台的日订单量大概在 700 万单左右，按每单外卖用 1 个塑料袋，每个塑料袋 0.06 平方米计算，每天所用的塑料袋可覆盖 42 万平方米，不到两天就可以覆盖故宫。
2020 年快递业的塑料袋将达 200 亿件
先来科普一下任志强所说的塑料垃圾是什么。
塑料实际上是石油的衍生品，因其耐用、轻便和抗腐蚀等诸多益处，风靡全球。但风靡背后，隐忧浮现。当产品寿命结束，大量的塑料垃圾随之产生。最典型的就是曾经被誉为上世纪最伟大发明之一的塑料袋，跌下圣坛成了被诟病的对象。
塑料垃圾最大的麻烦是很难被降解，在土地中掩埋多年之后也无法被微生物分解，会污染大量的土地，侵占人类的生存空间。
根据国家邮政局发布的《中国快递领域绿色包装发展现状及趋势报告》显示，到 2020 年，全国快递总量将达到 500 亿件，包含 200 亿件塑料袋和 70 亿件气泡袋。随着快递、外卖行业的快速发展，以一次性餐具和包装材料为代表的塑料垃圾有抬头之势。
这与二者的行业发展现状不无关系。物流业与网络订餐都是近几年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发展而快速兴起的行业，行业内正处于激烈竞争的时期，消费需求巨大，蓝海潜力尚未被完全挖掘。由于是新生事物，监管的缺位和市场盲目性显现，大量的塑料垃圾涌现，但行业内部并没有有效的机制来消化，再加上中国的垃圾处理工作一向乏力，才会产生许多问题。以快递行业为例，不少因素助长了塑料垃圾“粉墨登场”。
第一，过度包装严重。快递运输过程中的装卸环节较多，容易对快递包装产生多次磨损，有学者统计，中国每件快递从寄件人到收件人手中，平均要经历 5 次左右的装卸搬运。因此，相较于国外，国内快递的包装往往是“里三层，外三层”，耗费了过多的包装材料。
第二，国家缺乏对包装材料的监管。一方面，国家并没有从法律或是制度层面建立包装材料回收的规范。另一方面，在快递包装标准方面，也滞后于快递业的生产现实。中国现行的包装标准中的 12 种纸箱，主要针对包装的生产环节，基本都是“大件”。而在电商的快递运输中，普通消费者一般对“小件”的需求更大，而这方面并没有明确的标准，各类包装规格和质量参差不齐。
第三，快递企业对包装技术不够重视。这点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国内快递公司大多把精力放在了交通运输上，争取快递配送的高速度，普遍缺乏对包装的保护和使用标准的重视，一些小型的快递公司更是有暴力分拣的做法，由于快递数量多，分拣方式粗放，容易造成包装破损；一是快递公司缺乏对包装回收再利用的意识，没有建立专门的快递包装回收渠道。即便有公司建立这种渠道，用户的配合回收意愿也很低。有学者统计，对快递包装回收业务响应的消费者不足 20%，造成了包装材料的浪费。
于是，监管的不足和行业本身存在的问题共同加剧了对塑料包装材料的浪费。而且更严重的是，这些塑料包装材料大部分是不可降解的，对生态环境造成的压力不容乐观。
解决这一问题不外乎有两个常见思路： 一是寻找替代品；一是限制塑料产品的使用。仔细想想，这两种方法，我们都用了。
可降解：只是看上去很美
不少吃瓜群众会质疑，现在的餐盒、塑料袋不是可以降解吗？为什么还会有这么多垃圾。
很遗憾，“可降解”这个风靡N年的名词，只是看上去很美。
简单地讲，“可降解”就是利用能被微生物分解的高分子材料进行塑料包装的制作。普通塑料袋历经数年都不能被分解，但可降解塑料袋的分解过程只要半年左右。 这种方法从本质上讲，就是寻找替代品，替代传统的化工塑料袋。
虽然听起来很好，但在推广过程中，可降解塑料袋不止一次遇到了瓶颈。
最大的问题是，它的成本要高于普通塑料袋。据统计，2011 年，普通塑料袋的价格约为 1 元/100 只-3 元/100 只，而可降解的塑料袋价格要 3.5 元/100 只-4.5 元/100 只，水产业用的可降解塑料袋价格更是高达 5 元/50 只。即便到现在，可降解塑料袋的成本依然要高于普通塑料袋。普通塑料袋的成本大概是每吨 1 万多元，而可降解塑料袋每吨要两万多元。铁路上使用的降解餐盒比普通的餐盒价格要高出1-2 倍，生物降解塑料比普通塑料的成本更是高出 15 倍。
生产成本被抬高主要是由于加工的难度大造成的。部分可降解塑料的加工难度很大，比如完全生物降解塑料甚至很难被加工成功。
即便能够加工成功，产品的性状也对使用有较大影响。一般来说，可降解塑料袋没有普通塑料袋耐用。还有一些降解塑料有怕水、不耐高温的性状，很难满足各种各样的商品，比如水产品、高温食品等的盛放需求。
而面对这些困境，监管层提供的政策环境不够稳定。
首先，虽然国家对塑料产品制定了统一的回收标志，但是并没有对可降解塑料产品做统一的识别标志，甚至连统一的定义都没有。以塑料袋为例，可降解与不可降解的塑料袋本身并没有极为显著的差别，降解过程也需要数月的时间才能显现，再加上没有统一的识别标志，致使消费者很难区分二者的差别。
表 1 塑料回收标志详览 （来源：《中国包装》和网易研究局整理
其次，政策利好环境也不够稳定。
2013 年，发改委对《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1 年本）》有关条目进行调整，在淘汰类产品目录中删除了一次性发泡塑料餐具。一次性发泡餐具在被禁十多年后回归市场。而此时，正是环保市场预期大举投资可降解产品生产企业的时候，使可降解产品压力倍增。以当时浙江生产可降解塑料袋的茂达生化环境有限公司为例，该企业生产可降解塑料袋 10 年，每月最大生产能力八九十吨，但市场对其需求每月只有 40 吨左右。由于与普通塑料袋相比没有价格优势，该企业只能靠增加产品销量赚钱。本身市场需求小，又没有价格优势，再加上“白色泡沫”这个竞争对手的加入，显然不是一件有利的事。
可降解塑料产品在中国的发展，成了一件任重道远的事。
限塑令：成果有限差强人意
2008 年时，中国出台“限塑令”。一场浩浩荡荡的限制使用塑料袋的改革开始了。
限塑令的核心内容有二：
一是在全国范围内禁止生产、销售、使用厚度小于 0.025 毫米的塑料购物袋；
一是在所有超市、商场、集贸市场等商品零售场所实行塑料购物袋有偿使用制度。
这个政策的思路，就是限制塑料袋的使用。
“限塑令”实行近十年的时间里，确实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这个来之不易的成果，只主要集中体现在超市和商场里。截至 2016 年，超市、商场的塑料购物袋使用量普遍减少了2/3 以上。但是在农贸市场等其他市场，“限塑令”的实施差强人意。
有报道称，“限塑令”刚实施时，浙江省人大代表陈飞为了让人们远离塑料袋，曾自掏腰包，向市民免费赠送上万只菜篮子，但推广效果并不好。“篮子我送的数量很多很多了，城市里（推广）效果不好，没有人去重视。这个布袋子民间也搞不起来，民间没有这种权力的。”陈飞说。
一方面，“限塑令”的监管不严，没有被严格执行，也就更难从观念层面上改变消费者的消费习惯。另一方面，“限塑令”对不少传统塑料生产企业带来了不小的挑战。以全国最早推行“禁塑令”的吉林省为例，传统塑料生产企业在向可降解塑料生产企业转型的成本还是很高的。首先是可降解技术研发和生产设备更新带来的技术成本，其次还有生物材料和高分子材料带来的原料成本。除此之外，废品率也比较高。
环保部门对社会生活方式变革缺乏快速反应
塑料垃圾不只是中国一个国家存在的问题，在世界范围内，也是一个让人“头疼”的问题。早在上世纪末，美国每年产生的塑料垃圾就高达 1300 万吨，当时的欧共体每年达 450 万吨。进入 21 世纪，不少国家也对塑料产品采取了限制措施（如下表2），比较有成效的是以下几种：
表 2 各国“限塑令”（来源：《国外部分国家限制塑料袋使用的主要做法和经验》
1、严刑峻法型。你一定想不到，在限制塑料袋使用方面成效最显著的国家，竟是南亚小国孟加拉国，而它的秘诀，竟是近乎于严苛的塑料产品法律：禁止使用塑料袋，进口或销售塑料袋的人可被判最高 10 年刑，即便是发放塑料袋的人也会被处以 6 个月的监禁。在禁令颁布前，首都达卡的 950 万人每天要消耗 1000 万只塑料袋，白色污染严重。而禁令颁布后，塑料袋的用量锐减了 90%。但这种做法的弊端是，有可能对行业带来过大的冲击，影响行业发展。严苛的法律基本断了孟加拉国塑料袋生产企业的生路，该法律颁布实施后，全国 315 家生产塑料袋的工厂全部关门。
2、经济调节型。这种方式主要运用经济调控手段。比如爱尔兰，虽然没有明令禁止使用塑料袋，但是会对每个塑料袋征收相当于 13 美分的税，并把所收资金用于环保项目。这种方法有点类似于烟草税，谁割肉谁自然就会疼，通过税收的调节作用，实现对生产和消费的引导。
3、极致入微型。说到垃圾的处理，就不能不提到日本。日本环境省统计，全国每年的生活垃圾约 5145 万吨。如果任其发展，日本所有的垃圾场在 2010 年后会无法容纳。但是日本不仅没有被垃圾包围，反而成为了亚洲乃至世界最清洁的国家之一。这要得益于其高效的垃圾分类和回收机制。
日本的垃圾细分为可燃垃圾、不可燃垃圾、资源垃圾、有害垃圾等各个类别，而每个类别里还具体包含各种垃圾的明细（如下表 3 所示）。
表 3 日本垃圾分类回收类目（来源：《看日本怎样处理垃圾》今哲
而近些年，这些分类又进一步细化，横滨市把垃圾类别由原来的五类细分为十类，并给每个市民发了长达 27 页的手册，其条款有 518 项之多。
细到了什么程度？以口红为例，没用完属于可燃物，用完则属于金属物。就连袜子，都有明确说明，一只属于可燃物，若为两只并且“没被穿破、左右脚搭配”则属于旧衣料。
更难得的是，如此细致的垃圾分类回收规则，竟被市民有效的执行。
日本的垃圾回收以社区为单位，有的社区会有一排垃圾桶，一般都用中韩日英四种语言写着对应的垃圾投放类目。有的社区则是设置固定的垃圾投放地点，然后再按照指定时间派专人把垃圾收好。比如，在东京都港区，每周三、六上午收可燃垃圾，周二上午收资源垃圾。在日本租房，房东在给你钥匙的同时，还会给你一份用各种颜色标注的垃圾回收日历，不同的颜色代表哪天可以扔哪种垃圾。日本的商品包装盒上就印着该商品属于哪种垃圾，并且还有提示回收的方法。
更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东京的垃圾焚烧厂居然建在市中心。与中国人一般印象中脏臭的垃圾焚烧厂不同，这栋建筑环绕在用垃圾肥料培育成的鲜花绿草中，很难让人想到这是一个垃圾焚烧厂（如下图2）。它的技术和现代化水平很高。为了防止燃烧过程中有毒气体二噁英的生成，焚烧炉利用 850-950 摄氏度的高温进行完全燃烧，工作人员可以通过数字化的监控手段全方位在大屏幕上监控垃圾燃烧的全过程。粉尘要经过电气集尘器的吸附，气体要经过严格过滤，直到达到可排放标准后，再排放至空气中。
日本完善细致的垃圾处理机制，一方面得益于其稳定的家庭模式。家庭主妇专职从事家务，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对垃圾进行分类处理，社区垃圾回收制才得以建立。 另一方面也得益于“从娃娃抓起”的教育。垃圾分类是日本幼儿园的必修课。在日本，一个人要是不会垃圾分类，是无法生活下去的。
但更重要的是，日本有处理垃圾，包括塑料垃圾在内的完善的法律法规。根据日本修订的《容器包装循环利用法》，“一年内容器包装材料使用量超过 50 吨的超市、便利店等零售店铺，有义务自主制定削减购物袋和包装纸的目标，并向政府报告每个年度的削减成绩；相关部门会定期检查各商家减少容器包装材料使用量的进展情况，如发现措施不力的商家，将公布其名字；如仍不改进，环境大臣有权命令其按上报的削减计划执行，必要时还可处以 50 万日元（约合 4168 美元）以下的罚款。”
从上述各国的经验中可以看出，不少主权国家都已将塑料垃圾纳入立法程序，出台有针对性的法律对塑料垃圾进行治理。在移动互联网飞速发展的时代，中国的塑料垃圾治理行动显然有些滞后。尤其是随着依托于移动互联网兴起的外卖、物流等行业，伴随着大量垃圾的出现，中国的环保部门理应快速作出治理决策并推动立法。
但是中国的环境保护，资源利用方面的法律法规较为粗放，只有《环境保护法》、《大气污染防治法》、《清洁生产促进法》、《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循环经济促进法》等宏观层面的法律，而在应对外卖和物流产生的塑料垃圾上，并没有专门的立法。即便是在国内闹得沸沸扬扬的“限塑令”，也只是一个行政法规，并没有上升到法律的级别。中国的环保部门和立法机构在应对新行业发展带来的塑料垃圾激增问题上，显得有些滞后。（如下表4）
表 4 中国出台的与塑料垃圾有关的主要政策（来源：网易研究局整理）
长期以来，中国治理环境和垃圾持有的一个思路是“谁污染，谁治理”。
早在 1997 年时，北京就发布过通知，要求一次性餐盒生产企业强制回收餐盒。当时就采取的就是“谁污染，谁治理”的办法，回收所需费用由一次性餐盒生产企业各自在京销售市场的份额分摊，不依赖财政。回收的目标由政府制定，但政府不出钱。
这并不是孤本。2009 年出台的《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回收处理管理条例》也规定，“国家鼓励电器电子产品生产者自行或者委托销售者、维修机构、售后服务机构、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回收经营者回收废弃电器电子产品。”
这里面的逻辑似乎是，相关生产企业从产品中获得了利润，所以应当承担由此带来的处理责任。但相比于企业自发的回收行为，立法和监管可能更为重要。没有到位的监管和相关的塑料垃圾立法作保障，而寄希望于消费者本身的环保自觉和塑料袋有偿使用的微弱“经济杠杆”，来推行可降解塑料，中国环保部门的塑料垃圾治理和监管，可能还需要下“苦功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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