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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宇本以为自己会逃过一劫。在 5 月 15 日、16 日的漫长等待中，他并没有如期接到酷派 HR 的解约电话，这也意味着他将成为 260 多名被解约应届生之外的幸运儿。秦宇不敢懈怠，他连忙踏上了武汉至深圳的火车。但就在去新东家报道的路途中，他突然得知，自己被解约了。
仅仅在 4 年前，酷派还是国内手机市场的主流品牌之一。但手机市场风云变幻，短短数年间，酷派迅速跌出第一梯队。力图东山再起的酷派，急需扩充新鲜血液。对于 260 多名应届生而言，酷派较高的待遇和曾经的声誉，是他们作出选择的重要因素。但在离开校园前，酷派为这些应届生上了最后一课。
酷派 CEO 刘江峰向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坦言，“（这些应届生）大部分是解约了，因为这两年酷派的业务不是很好。”
毕业前夕，260 多名应届生突遭解约
5 月 15 日上午，成都某高校的本科生沈冰发现，由于被移出群聊，她无法再与“酷派 2017 届小伙伴”微信群中的 300 多名已签约应届生取得联系。
沈冰和已签约的校友互相询问，却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正当他们以为酷派可能要按照每个学生的岗位，重新组建新的部门群时，突然有同学收到了公司的解约电话。接下来，沈冰的校友们陆续收到了被解约的通知。等到下午 4 时，沈冰接到酷派 HR 的解约电话时，她已经很平静了。该 HR 说因为公司业务调整、结构调整，岗位不再需要人。酷派会给她 3000 元的违约金，并将帮她联系一些有招聘需求的企业。
依据酷派和这些应届生签订的三方协议，酷派违约时应赔偿本科生 3000 元、硕士生 4000 元的违约金。但是，一些学生仍然对酷派的解约行为难以接受。
“毁约时间太晚，2017 届校招基本已经结束，而且大家还要写论文、答辩，（重新找工作）时间上太紧张。过几个月就要开始 2018 届校招，我们就会失去应届生的身份，这对我们找工作很不利。”成都某高校的硕士生蒋芸说。
蒋芸还表示，应届生对一个公司抱有希望、憧憬和信任，不应该如此被对待。她愿意相信解约是迫不得已的，但如果除了法律协议之外，酷派能够多给同学们哪怕一两百元的赔偿，至少能让她感到酷派有忏悔和惋惜的心。
谈及酷派的应对措施，刘江峰称，“我们现在正在给他们重新安排工作，全部会安排好。我们总共找了 2000 个岗，他们总共是 300 人。（这些岗位）不光手机方面，其他行业都有。”“能转的我们就转走，实在转不走的我们再来看。所以我们肯定会有一个比较满意的方案吧。”刘江峰说。
签约学生仍存侥幸心理
不过，在 2016 年 9 月开始进行校园宣讲的时候，酷派还是同学们眼中的靠谱公司。一些应届生表示，酷派当时的招聘流程非常正规，先是开宣讲会吸引同学们关注，然后发短信告诉通过简历筛选的人进入面试。通过群面、专业面、HR 面三轮面试的同学，才能签约。
在沈冰看来，酷派的面试通过率挺低的，她感觉 50 个人里面才有一个会被录用，并且给的薪水也还不错。此外，酷派提供的职位在北京，这也是她找工作时的奋斗目标。2016 年 11 月，之前屡遭外界质疑的乐视再度爆出资金紧张的消息。受第一大股东乐视的拖累，酷派股价遭受重挫，单日跌幅高达 17.6%。蒋芸担心乐视的问题会波及酷派，但是周围人和酷派 HR 告诉她，乐视和酷派的业务是分开的，酷派不会受很大的影响。
“我觉得就算状况不佳，应该也不会很快就不行吧。而且现在经济不景气，很多公司都不咋行的感觉。总之，侥幸心理让自己没有再去找工作。”蒋芸说。2017 年 1 月，有媒体报道两名 2016 年刚毕业进入酷派的新员工，在转正前两天被莫名辞退。该媒体援引酷派内部人士的说法称，酷派因经营不善，被迫优化裁员。
沈冰当时也注意到了相关新闻，但酷派 HR 告诉应届生这些消息属于网络炒作。“当时有过怀疑，但是没有怀疑到违约的那种（情况）。当时我就是很单纯的学生心态，觉得应该相信公司，还是对酷派充满信心。”
然而，在临近毕业时，已经签约酷派的 260 多名应届生突然收到了解约的消息。有媒体报道称， “从 2 月份开始，（酷派）内部就不想要应届生，但被高层压下来了。前几天说要内部结构调整，可能会给大家电话，希望大家调岗……今天才打电话通知解约，说业绩不行，把重心放海外。”
对此，第一手机界研究院院长孙燕飚分析道，乐视现在资金缺乏，可以想象酷派也是资金有问题。所以，酷派要从现有的东西维稳，而不是说在创新突破上做文章。维稳需要精兵简政，把这些应届生精简掉，主要是从成本上考虑的。
屡失发展良机，酷派由盛转衰
市场研究机构 IDC 的数据显示，2013 年第四季度，酷派在国内智能机市场所占份额为 11%，紧随三星、联想排名第三。在全球市场，酷派也以 3720 万台的出货量位列第七。
然而，第一手机世界研究院发布的《2016 年度中国畅销手机市场分析报告》称，2016 年酷派在国内市场的排名已经下滑到第 9 位。酷派 CEO 刘江峰曾表示，2016 年酷派出货量约为 1500 万台。在近年来智能机市场大发展的形势下，酷派反而由盛转衰。
在孙燕飚看来，酷派的转折源于运营商市场的政策变化。2013 年 3G 手机市场增速迅猛，这让一些手机厂商对 2014 年的市场前景非常乐观。据他估计，这些厂商在 2013 年年底，从供应商处采购了相当于往年 3 倍的 3G 手机元器件订单。
但是，在 2014 年 6 月，国务院国资委通知三大运营商在 3 年内连续削减 20% 的营销费用。据媒体报道，消减费用的具体方向包括减少合约机补贴等措施。根据测算，三大运营商 3 年总计需要减少营销费用约 400 亿元。
《国际电子商情》首席分析师孙昌旭表示，酷派过多地依赖运营商的市场，线上渠道和公开渠道并不占优势。之前一直面向运营商的酷派，在运营商渠道出现缩水时，没有快速转向面向消费者的思维，这导致它的国内市场占有率开始下滑。
孙燕飚认为，更为致命的是，三大运营商随后马上将业务重心转向 4G 市场的手机销售，这使得当时国内手机市场出现了 2 亿台左右的库存，其中酷派和联想的库存量比较大。这些手机被迫运到东南亚和南亚的市场降价销售，而库存导致的巨额亏损，使酷派的资金问题一直延续到现在。
面对不利局面，酷派也曾在 2014 年进行多元化布局，一方面创立互联网手机品牌酷派大神，一方面推出面向社会公开渠道的 ivvi 手机。然而，由于 360 与乐视在酷派的股权斗争，让酷派元气大伤。大神品牌随着奇酷公司被划归 360 名下，ivvi 也从酷派体系剥离出去，并吸引了多位原酷派高管加盟。
尽管乐视随后邀请前华为荣耀总裁刘江峰出任酷派 CEO， 酷派也在 2016 年至今推出了主打拍照、音乐、游戏的多款手机，试图向年轻人靠拢，但市场始终未见起色。酷派 4 月 21 日发布的公告称，截至 2017 年 3 月，酷派经营亏损约为港币 4.6 亿元，预计 2017 年上半年的经营亏损会扩大到 6 亿~8 亿港元。
上述业内人士称，目前酷派面临的是渠道和供应商双重压力。一方面，由于此前大量库存的历史问题，连锁卖场、运营商卖场等社会公开渠道对酷派的新产品有抵触心理。另一方面，手机市场要有 4 个月的备货期，要有大量的现金流来做缓冲。再加上最近很多手机元器件供应紧张，需要提前更多时间给供应商定金。对于酷派来说，这显然不是一个好消息。
学生受到的损失很难量化
面对国内市场的激烈竞争，酷派“把重心放海外”的表态，似乎也不是一个单纯搪塞应届生的说辞。
孙昌旭认为，通过这几年线上线下的两拨换机，中国智能手机市场已经饱和，进入存量博弈的阶段了。如果没有很强势的差异化产品，没有很强的资本，是很难在中国市场立足的。但是东南亚和南亚的换机刚进入高潮，大概相当于中国 2012 年、2013 年的市场行情。在同样的资金条件下，酷派在海外市场有更好的投入产出比。
孙昌旭建议，酷派现在需要在国内压缩开支，同时将自己的国内品牌形象转变得更加年轻。在海外重新集聚力量后，等到国内市场出现一波新的换机高潮时，再杀回来。
但不论如何，这 260 多名应届生已经成为了酷派应对危机的牺牲品。秦宇表示，直到现在，酷派对于解约的事情都没有官方说明和道歉。他和同学们在回复解约邮件时保留了相关权利，等工作找好了再做集体维权的打算。
北京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梁枫认为，三方协议是学校就业部门和学生以及就业的第三方签订的预先约定，在法律上是一种民事意义上的约定，目的是将来签订正式的就业合同。根据我国合同法第 42 条的规定，合同当事人为了预期合同的目的进行了某种约定，如果一方撕毁这种预先约定，在法律上可以认定为缔约过失责任。
“缔约过失责任赔偿的原则是赔偿无过错一方为签订合同所付出的努力及造成的损失。但就三方协议而言，在实践中很难量化和计算学生为这个事情所受到的损失，这实际上是一种就业机会的丧失。如果合同中有明确约定赔偿金额就要按合同履行，但没有约定金额，公司拿出一部分钱也是可以理解的。”梁枫说。
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副教授胡彩霄表示，除了约定的违约金外，酷派的违约行为给学生带来了损失，学生可以根据损失的大小要求赔偿。“赔偿金包括来回的交通费，在网上制作简历的费用，甚至有人还提出过购置服装、找房子的费用，但公司可能只给你（赔偿）直接损失。”
除了失去一份工作，解约事件还使这些应届生的生活发生了连锁变化。一心想去深圳的蒋芸，为了找工作不得不把论文备份在同学那里，以便在她面试时能够有同学帮忙处理送审的事情。已经来到深圳的秦宇发现，他之前在南山区租房、顺便学习数据分析的想法也泡汤了。
满心以为毕业后就能和男友团聚的沈冰，在被酷派解约后，一度怀疑自己能否再找到北京的工作。好在现在她又拿到了一个北京的 offer，虽然待遇不是特别好。“我真是特别幸运的”，她说。
（应受访者要求，秦宇、沈冰、蒋芸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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