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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震预报迄今为止并没有取得技术上的突破。”
第一时间即时测定并发布地震参数是非常重要的。汶川地震 10 分钟后才发布参数；而现在，最快在震后 58 秒就可以测定参数，并在 2 到 3 秒内推送给 6.2 亿互联网用户。
下午 2 点 28 分，绵竹市汉旺镇那口著名的大钟永久停留在这一时刻。龙门山脚下的老城一片寂静，空无一人的“艺术长廊”旁，是在路上横亘了 7 年的大树躯干和斜靠在它身上的路牌。随着一辆观光车的靠近，绵竹东汽厂的铁门哐啷啷地打开，引导着游客进入空无一人的遗址，这里是5·12 地震中损失最严重的区域之一，共有 4800 多人遇难。
7 年过去，废墟里蓬蓬勃勃地长出了翠绿的杂草。
从汶川到北川，龙门山地震带的这条绵延一百多公里的“破裂线”上，处处可见5·12 的遗迹，甚至是遗址公园。那些地方附近，不仅会有纳凉的老大爷讲述亲历地震的一刻，也会有大妈大婶兜售刻录着灾难历史的光碟，以及茶叶蛋等吃食。
逝者已矣，灾难留下的，除了殇痛，更多的则是成长与变化。7 年来，灾后应急体系、民间救助力量、地震监测预报……它们留下了怎样的足迹？
大震预测研究，必须给出的回答
从 7 年前开始，如何认识、面对大地震并与之抗衡，突然就成为了一个公共话题。尤其是，公众的防灾抗灾意识和在灾难发生时积极参与的责任感，在 2008 年冲出了起跑线。
2008 年 5 月 12 日当晚，成都市的志愿者杨柳就组织了几个护士和户外爱好者朋友，一起到达了都江堰。几个人完全是自发组织到一起，没有任何专业的救援工具和充分的心理准备。他们在红十字会做了志愿者登记，领取了志愿者标志，携带了一些物资药品之后，就开车出发了。
“那时候我们去帮忙找人救人，都是徒手刨。”杨柳告诉南都记者，当时大家都没有什么救灾经验和专业技能，看到什么做什么，就是干粗活，帮出力。还有些十多岁的学生，凭着一腔热情也冲到前线来，要跟着他的志愿者团队一起救灾，结果“火门都摸不到”，被他赶了回去。
那时候的红会也缺乏经验，大批救灾物资交由志愿者带进去之后，怎么分配，怎么监控，怎么建立台账，基本是一团乱。“后来有人调查，让我说清楚领取的那些药品、物资的流向，幸好，我自己保留了当时分发物资的所有台账记录，全部拿了出来……”
当时，人们在大灾面前表现出层次极为丰富的心理现象和情感———生离死别与嬉笑怒骂、乐观豁达的段子共存；直击血淋淋的现场让人流泪，看到四川人民在余震中用麻将搭“地震仪”等“创举”又让人破涕为笑；人们为患难与共、真情流露的大爱而感动，同时又有各种抱怨、责怪和质疑的声音开始蔓延。
中国地震局地震预测研究所研究员陈会忠告诉南都记者：“当时，我们被骂得很厉害，5·12 地震的发生，促使我们必须对地震预测有个回答。”
随后不久，“中国陆区大震预测途径探索战略研究”开题，课题组成员系统梳理了近代地震活动构造和时间演化特征以及世界各国地震预测预报的历史及现状，探讨中国陆区地震预测的途径和战略方向，试图找寻地震发生的机理，并系统掌握地震发生的前兆。
同一时期，大量被陈会忠称作“地震预报术士”的专业或非专业人士进入公众视野，不少人声称自己已经通过某种关联体系掌握了短期临震预报的诀窍，并列举自己其实已经成功准确预报了多次地震的证据，这甚至成了越来越多的人的“兴趣爱好”。
灾难中成长，救援提速“快跑”
5·12 汶川大地震之后仅仅 3 个多月，金沙江两岸的攀枝花和会理地区又发生了 6 级地震。虽然，这次地震的震级和影响范围都比5·12 地震小了很多，但是南都记者当时在现场看到，无论是解放军部队，还是慈善组织、医疗团队，都十分迅速地到达了现场。
云南军区某部的一位指导员告诉南都记者，这一次，他们在两个小时内完成集结，当天就得到救灾指令出发了。
汶川地震发生后，有些极重灾区的官员向媒体宣布：当地已经积极采取救灾措施能够控制局面，却讳言当地受灾的严重性。而 8 月 30 日发生的这场地震却出现了攀枝花市与凉山州会理县“争夺震中”的局面。双方都积极向外公布灾情，期望第一时间引起各方面重视并给予及时的援助。
2009 年，画家出身的杨柳参加了新成立的民间救援组织———蓝天救援队，并参加了第一次专业性的培训，学会了生命探测仪、手动破拆工具、电锯、撬棍等专业救援工具的使用方法以及自我保护的一套措施。在短短的三四年时间之内，这支救援队及其各省市的“分会”迅速壮大，会员人数逐渐超过万人。在后来中国的每一次大灾之中，都可以看到他们的身影。同一时期，还有大量其他的民间救援队诞生，他们通常都是“自带饭票”，业余地参加培训和演练，并且自费参加救援行动。
2010 年 4 月发生于青海玉树的大地震带给了这些并不成熟的民间救援队新的考验———高原反应。在高原反应的状态下高负荷劳动是非常危险的事，参与救灾的人反而会成为需要救助的人，但这也给热心于灾难救援行动的人们累积了经验。
在这一段时期，由于频繁的地震，公众对地震灾区的关注度开始下降，社会捐款的金额也同比下降。2011 年 1 月，中国第一家民间公募基金会———深圳壹基金正式成立，这家由红十字会的下属项目机构发展演变而来的独立公募基金会在各种救灾和慈善活动越发显露头角，并在 2013 年 4 月的雅安地震中，以前所未有的募资速度和组织能力，全方位参与甚至是领导了这一次民间的救援行动。200 多家救援队和公益组织成为“壹基金救援联盟”成员，在一个总的指挥部协调下分工协作。时任壹基金秘书长的杨鹏告诉南都记者，雅安地震的救灾将是一个长线而系统的工程，除了灾害发生后较短时间内的紧急救援和物资发放，灾后的板块投资更为巨大。他更是认为，在龙门山断裂带南段的雅安，原本就是地震风险较高的区域，日常的防灾备战比临场的救灾更重要，因此，壹基金引入了一套新的建筑方法和乡村重建理念，在雅安芦山的山村里做起了长达数年的实验。
雅安地震，多支军警队伍都在数小时之内赶赴第一现场。四川某州市武警消防的一位队长告诉南都记者，他们当时正在雅安附近做地震抢险的演练，于是直接就把队伍拉过去投入实战。
之所以如此迅速，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这一地区已经有了防灾抗灾的意识和准备。
打造监测网络，绘制“地下云图”
雅安地震发生之前，中国地震局的“中国陆区大震预测途径探索战略研究”已经通过了验收，陈会忠告诉南都记者，在研究报告中，他们其实已经明确地提出了，汶川地震之后，雅安、宝兴一带还会发生 7 级以上的地震。国家地震局每年都会画一些“大震危险区域”的圈子，下发至各地方政府，雅安也曾被画在圈内。
龙门山地震带在汶川地震中的断裂是朝向东北，西南方向的断裂并未完成。但是，这不能说是“预报”，因为谁也不能精确地知道这次大地震究竟是十年后还是二十年后发生。
“比如说这次的尼泊尔地震，实际上是 1934 年那次大地震没有完成的断裂，大家都知道它必然会发生，但是谁也不知道它会发生在 81 年后。像雅安地震，大家也都无法预知它在汶川震后 5 年就来了。”
“地震预报迄今为止并没有取得技术上的突破。”陈会忠说。原因是，我们无法连续而全面地对地下的情况进行全方位的监测。虽然，根据地震带的分布和特征，人们大致能够判断哪些地方存在地震风险，或者长久以来已经形成了地震“空区”而“必有一震”，但地壳下具体的结构和发生变化的速度却很难被及时掌握。
目前已有的各种手段，比如通过制造地震波的方式获得监测点位地下构造的详情，都存在各种局限性。他举例说，这就好比人体照X光筛查肿瘤一样，你没法通过连续的拍片来掌握肿瘤是如何发生的，连续拍片身体也受不了，一年拍一次就不错了。但在这过程中，如果肿瘤发生，它究竟是如何产生和演变的，你就观测不到。
迄今为止，各种地震的前兆，比如说地变、地磁、地温等等方面的异常，都显示出与地震之间的关联性，但是这种关联性并没有呈现出规律。比如说，唐山地震之前有地变，但是丽江地震就没有。当然，陈会忠说，这些前兆现象没有被观测到，有可能是因为监测点的分布不足以捕捉到原本发生的改变。
近年来，地震局、中科院、国土部等等单位都在加大相关研究的力度，并且连续在实施地震探测台阵工程等项目，越来越多地掌握中国主要地质断裂带的情况。另外，他们还在部分地区开展了两种动态监视的尝试，通过向地下发射可控的地震波并捕捉记录回应，试图观测到地震发生的全过程。
陈会忠告诉南都记者，汶川地震发生之前，有民众反映，紫坪铺水库的水温明显升高，因此有很多鱼游了上来。很多人在那里钓鱼，所以，地震发生时掀起的库浪也让不少人遇难。但是，这一现象并没有被观测仪器发现。
能够测量地温的监测站，全国也就不过百十来个，一个仪器价值十几二十万元，如果试图依赖建立密集的地温监测网来寻找地温与地震之间的关系规律，基本很难实现。
“只有廉价了，才能产生大数据，只有大数据了，才有可能绘制出云图，获得准确的关联信息和规律。只是这里一个点、两三百公里之外另一个点之间的零散数据，无法得出可靠的结论。”陈会忠说，但是，他们试图通过各种方式打造出类似的监测网络，逐步完成地下的“云图”。
即时参数测定：从 10 分钟到 58 秒
虽然，科学可信的地震预报的探索还在征途上，地震的即时测定和参数发布已经取得了不小的进展。中国地震台网中心的工程师陶冶告诉南都记者，第一时间即时测定并发布地震参数是非常重要的。汶川地震 10 分钟后才发布参数；而现在，最快在震后 58 秒就可以测定参数，并在 2 到 3 秒内推送给 6 .2 亿互联网用户。
这一方面是地震监测台站建设水平的提高，另一方面是依赖于计算机网络技术的提升。2013 年 4 月 1 日，就在雅安地震前不久，国家地震局决定对社会提供自动地震速报服务，参数结果直接对社会发布——— 这对公众参与抗灾减灾而言，无疑是非常有利的政策保障。
2015 年 4 月 25 日，尼泊尔发生 8 .1 级强震的消息瞬间在人们手机上、各种客户端上“弹窗”，从 4 月 26 日开始，中国的国家救援队和大量的民间救援队纷纷赶赴尼泊尔；多个医疗队和慈善机构也飞赴加德满都，参与当地救灾；安平公共传播公益基金还特别组建了记者团队，并在加德满都的一家旅馆里建立了前方记者的报道支持平台。
因为没有办好护照，杨柳这一次未能去到救灾前线，但是，他在成都的后方为前线的救援队提供支援，协调调度，筹备和输送装备、粮食、消毒防疫的药剂等等。
尼泊尔政府、警方以及军方的发言人分别告诉南都记者，来自中国官方和民间的救援力量和无私援助让他们感怀于心。
但是，也是在这样的国际援助行动中，民间救援力量与专业队伍之间的差距也越发明显地显现了出来。甚至，就在救灾前线，来自中国的民间救援力量之间也产生了不少的分歧，互相指责及质疑。卓明地震援助信息小组的负责人郝南告诉南都记者，“我们确实还很不成熟，从意识到专业能力都还有欠缺。比如说，我们的救援队，迄今为止还没有专业化的标准，我们对灾害援助的定位和分类，也还没能与国际接轨。如果汶川算是民间救灾的原点，尼泊尔也还只能算是起步阶段，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地震预报“波形图”
1966 年
邢台地震发生后，中国开始重视地震预报，并且提到国家意志的高度。
1971 年
国家地震局成立，预报地震是其主要工作内容。
1975 年
海城地震，被中国地震界视为里程碑式的事件，它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准确预报的强震，联合国迄今为止只承认了这一个准确预报的地震案例。地震预报初步取得减灾实效，发动群众，群防群测，中国地震减灾在世界上领先。
1976 年
唐山地震，虽然观测到大量信息，但最终没有形成预报意见，没有起到减灾作用。地震预报一度走入低谷。
1980 年
国家地震局分析预报中心成立，期望及时汇总研究全国震情。希望为形成正确的地震预报意见打下制度基础。
1986 年
开始有系统地总结震例。期望科学总结震例、规范地震预报方法。
1998 年
地震预报被写入《防震减灾法》，规定国家对地震预报实行统一发布制度。
2004 年
分析预报中心撤销，分拆为地震预测研究所和预报部，后者被划归中国地震台网中心。同年，发改委批复耗资 22.8 亿的地震台网建设项目，这也是中国有史以来最大的防震减灾工程。标志着地震科学从模拟化全面转向数字化。
2007 年
通过《震例总结规范》，该标准是在三批中国震例系统总结研究基础上，历经八次修订而形成，是行业预报地震的基本技术操作依据。
2008 年 4 月 11 日
中国数字地震观测网络项目通过验收。
2008 年 5 月 12 日
汶川地震发生。地震预报重入低谷。
2009 年 5 月 1 日
修订后的《防震减灾法》实施，“群防群测”被纳入。
2010 年 1 月 22 日
国家地震烈度速报与预警工程启动。
2012 年 3 月 2 日
中国重大科技基础设施“中国大陆构造环境监测网络”通过国家验收。作为世界上性能指标最先进的三大地壳运动观测网络之一，这一项目利用卫星观测等高科技手段，监测地壳的微小运动，将为地震预测、大地测量、气象预报和地球科学研究等提供科学数据。
2013 年 2 月
中国地震局“国家地震烈度速报与预警工程”已经进入发改委立项程序，计划投入 20 亿元，用 5 年时间建设覆盖全国的由 5000 多个台站组成的国家地震烈度速报与预警系统。
2015 年 1 月
中国启动了川滇国家地震预报实验场建设。中国地震局局长陈建民表示，要将川滇国家地震预报实验场建成一个具有实验性、实践性、开放性的地震预报科学实验平台，提升中国地震预测预报科学研究水平和为减灾服务的贡献力。
在汶川地震中被拦腰截断的彭州小鱼洞大桥遗址。
汶川映秀镇“5·12 地震”纪念碑
今年 4 月，中国民间救援队在尼泊尔参与救援。
2013 年雅安地震后，武警战士和蓝天救援队志愿者一起查看救助身体不适的寻亲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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