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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师治国”作为一种时代的产物在法国延续了下来，在中国，这种趋势却似乎已经慢慢消退。这是两国历史差异造成的不同，还是有其他因素的影响？人文精英与理工出身人士在治国理念上一定有高下之分？
巴黎综合理工学院中最大的四栋学生宿舍分别以四名在一战期间垂名法国军事史的元帅命名，他们是费迪南·福熙（Ferdinand Foch，1851－1929，协约国最高司令官）、约瑟夫·霞飞（Joseph Jacques Césaire Joffre，1852－1931，法军总司令）、埃米勒·法约尔（Marie Émile Fayolle，1858－1928 先后任中央集团军司令、远征军总司令）和米歇尔-约瑟夫·莫努里（Michel-Joseph Maunoury，1847－1923，巴黎军事指挥官）。他们无一例外都毕业于综合理工学院，这所从 1794 年到 1970 年一直有着军校与工程师学校双重头衔的学院。
如果说综合理工只是培养军人和工程师的摇篮，那么也有失偏颇——从这里还走出了许多政界名人。据统计，自 1848 年法国设立总统一职以来，一共有三名总统毕业于综合理工学院，分别是玛利·弗朗索瓦·萨迪·卡诺（Marie François Sadi Carnot，1837–1894，1887 年当选）、阿尔贝·勒布伦（Albert Lebrun，1871–1950，1932 年当选）以及瓦勒里·季斯卡·德斯坦（Valéry Giscard d’Estaing，1926－今，1974 年当选），除此之外还有六位法国总理。
若是说到法国的经济命脉——遍布全球的法国跨国企业们，更与综合理工有紧密的联系。全法综合实力排名前 100 名的法国企业中，有一半以上企业的总裁毕业于综合理工学院。综合理工人（Polytechnicien）遍布法国政、军、商的各个角落，可以说法国就是一个“工程师治国”的国家。
在《时代周刊》2013 年世界大学排名中，巴黎综合理工学院在“企业首席执行官指数”中排名第四。
“工程师治国”这种说法对当今国人并不陌生，大约五、六年前国内曾有过一番对这个概念的讨论。在可供检索的网络信息文库中，当时最早提出这一说法的是在 2007 年安徽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主办的月刊《决策》第 8 期的一篇文章：《省部新政要的六大群体特征》。
这篇文章的主要内容并非围绕着“工程师治国”这一概念，然而文章在导语中这样总结：“在工业化建设年代，不仅需要大量工科人才，而且技术专家更适应直接管理经济的需要。”这并非一家之言：1987 年第十三届一中全会后的政治局常委中，有超过一半曾经就读于国内外以理工科见长的高等院校，或者是在进入政治局之前已经获得工程师职称，或在工程领域有过工作经历。
这之中以第十六届中央政治局常委最为明显：第十六届中央政治局的 9 名常委全部有理工科背景，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是清华大学 1965 届水利工程系的毕业生，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则于 1960 至 1965 年在北京地质学院地质测量及找矿专业就读。2002 年到 2012 年的十年间，中国核心政坛可谓“工程师云集”，这也是为什么在这十年间“工程师治国”这个舶来概念广为知识界与媒体界的人们所知。
但显然，千里之外的法国在这方面的传统要久远得多，其中的脉络也更容易把握。
1789 年，法国大革命爆发，法国的君主封建制度在三年内迅速瓦解。随着旧制度的崩溃，许多在过去由王室政府管理的工程师院校也相继关闭。大革命后五年，1794 年，法国社会面临着三个严重问题：
一、在大革命后，军中一些将领或是流亡海外，或是离职返回乡下，军队出现了军官短缺，缺乏有专业才能的指挥人才；
二、1793 年，在国民公会（Convention Nationale）的一纸决议下，法国所有的大学都已关闭，唯一的高等教育机构——工程师院校亟需重整；
三、几年无人看管的国家运输网络需要重要修复、改善，新的基础设施建设也十分必要。
新生的共和国需要技术过硬的工程师与受过良好教育的军事人才。鉴于以上三点危机，尤其是第一点给国防带来的巨大压力，公共安全委员会（Le Comité de Salut Public，负责法国公共安全事务）在 1794 年 3 月 11 日通过决议，成立了一个公共工程委员会，由雅克-埃里·朗布拉迪（Jacques-Élie Lamblardie）、加斯帕尔·蒙日（Gaspard Monge）和拉扎尔·卡诺（Lazare Carnot）被委任建立一所新的“中央公共工程学院（École centrale des travaux publics）”，并在 1795 年更名为“综合理工学院（Polytechnique）”，“poly”这个词根象征了教学内容的多样性。
在经过了革命后第一共和国的混乱年代，波拿巴·拿破仑（Napoléon Bonaparte）在 1804 年 5 月发动雾月政变夺取政权，第一共和国被法兰西第一帝国取代。次年，拿破仑将综合理工改为一所军校。
为了大革命后社会秩序的恢复与公共设施的重建，这样一所涵盖了军校的纪律性与工程师学院的学术精神的学校应运而生。不得不说综合理工的诞生是法国大革命的一个特殊产物，其创办目的——为了培养有治国才能的专业工程师——与那个特殊的时代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例如巴黎高等矿业学校最早是一所由皇室建立的矿业院校，在 1794 年大革命之后同样由公共安全委员会命令重建，曾经培养了总统、内阁部长以及众多企业界的领袖。
革命带来的纷乱与战火很快在法国大地上销声匿迹，然而综合理工学院却与革命最宝贵的遗产——崇尚平等、自由与科学的精神——一同延续了下来，这使得法国成为了“工程师治国”概念生根发芽的一片土壤；大工业时代的来临给旧的阶层产生了巨大的冲击，使得从这些学校中走出的工程师的社会地位进一步提高。以综合理工为例，由于带上了军校背景，这些精通技术的通用工程师们得以在新社会里走得更远，而不仅仅止步于生产、建设领域。
对比大革命后的法国与 1976 年后的中国，我们会发现其中有许多相似之处。一方面，都有着对技术型人才的巨大需求，并且都采用了从科学教育的角度入手，以恢复高等教育尤其是理工科教育的途径填补这方面人才的空白。
另一方面，社会动荡打破了原有的社会阶层格局。无论是法国的综合理工学院，或是清华、北大、中科大等得到国家财政、人员支持的中国高等院校，招收的学生几乎都是本国年轻人中的精英。这些年轻才俊在学校中不仅接受了相对高质量的教育，从思想上和意识形态上也得到了国家有意识的引导。
巴黎综合理工学院 1979 年至 1994 年使用的校徽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校训便是这一特点的表现：“为了祖国、科学与荣耀（Pour la patrie, les sciences et la gloire）”是综合理工学院的校训，而“饮水思源、爱国荣校”是上海交通大学的校训。后革命时代面临秩序的重整与经济的振兴，在这种需求下，对国家与民族的忠诚感与奉献精神往往是新秩序所强调的。因此，未来的工程师们对于投身国家建设与管理的意识也会更加浓厚。而到了国家、企业与社会管理者的传承之时，这一代的精英人士，那些当年从工程师院校中走出来的学生们，自然接下了这个重任。
“工程师治国”作为一种时代的产物在法国延续了下来，至今仍然是对法国政治经济生态的一个比较形象的概括。在中国，这种趋势却似乎已经慢慢消退。中国社会思想史研究专家朱学勤在 2005 年的一次采访中这样说到：“技术官僚毕竟是个历史过渡，它能适应过渡时期的经济建设，却不能适应现代社会的民主建设。”言外之意，似乎中国的工程师们并不是治国安邦的首选人才。
这是两国历史差异造成的不同，还是有其他因素的影响？人文精英与理工出身人士在治国理念上一定有高下之分？当然不是。法国大革命的结束带来了人本主义和现代政治思想，它深入到社会的各个方面，对所有社会阶层与教育体系都产生了巨大的冲击。而中国文化革命结束后，人们从阶级斗争中抽身，重新回到了经济建设的“正轨”，但教育体制的重启却在一定程度上犯了“矫枉过正”之失，在将人才培养的重点放在知识灌输和具体技能传授的同时，忽略甚至刻意回避了现代国民教育和人文批判精神的培养，教育的改良社会政治生态之功付之阙如。这种缺失也绝不仅仅反映在理工科院校毕业的工程师身上。
如果这种的缺失得到弥补，“工程师治国”在中国或许并不会仅仅成为一种“历史过渡”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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