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年初，徐家汇数码城最核心的部分，太平洋数码二期平静歇业。在互联网渠道的冲击下，谁都知道转型是这个昔日无限荣光的商场必将面对的问题。转型对于这个已经病入膏肓的电脑硬件商城而言，来得并不痛苦。但站在市民阶层的角度哀挽太平洋数码二期，也许我们失去的是由装机带来的一种社交乐趣，即便如今电商把价格做得足够有吸引力，“但你面对的是发光的显示屏，不再是操着各式口音活生生的人。”类似的乐趣，我们已经失去了多少？
从大千美食林到太平洋数码二期再到以休闲餐饮为主导的场所。徐家汇数码城的转型似乎是一个轮回，有好有坏，有伤感有喜悦，这是这座城市发展的回忆与节拍。
这是一个普通工作日的下午。徐家汇商圈川流不息的人群所演绎的繁华，似乎与这里毫无瓜葛，在太平洋一期每层楼的各个店铺里，营业者的姿势主要是两种——要么用左手撑起脑袋、右手把玩手机； 要么紧盯着眼前的笔记本电脑。空荡荡的商场里，连哪怕敷衍的吆喝和揽客声，都几乎绝迹。
李星(化名)的组装机店铺，位于太平洋数码一期的三楼，这个楼面主要经营批发和代理生意，在过去徐家汇数码商圈火红的年代里，这个楼面的人气亦不算高，而在现如今，伴随着这个楼面的店铺有着一成以上的空置率，问津者更成为稀客。
李星是一位“80 后”，这间他与朋友合力拿下的店铺，面积不到 10 个平方米，在三楼一条过道的深处。
“我现在几乎不做零售生意，”李星说，“既吃力又赚不了多少，没有意义。”
所谓零售，就是与有意装机的顾客当面谈配置和报价。这种生意模式，曾经是徐家汇数码商圈繁荣时期的标志性场景。而王澍(化名)就是曾经一位对零售装机极为熟稔的顾客。
与王澍见面的地点就位于太平洋数码一期门口。
“你从 1 号线 9 号口出来，直接就是大门口，”王澍在电话里说道。见面后，王澍第一句话就是：从 1 号线徐家汇站出来，到哪个数码广场分别要从哪个口出来，我是门清，“闭着眼睛都能走到”。
王澍比李星小三岁，是上海人，从他读初中开始，就是徐家汇数码商圈的常客。
“现在太平洋数码一期门口连拉客的都没有，”王澍指着太平洋数码一期大门口的台阶说，“早几年，你从地铁口出来，到一期任何一个商铺，都能碰到七八个拉客的。”
从地铁 9 号口到太平洋数码一期门口不过几十米路。王澍说，七八年前，这短短的几十米聚焦了整个徐家汇数码市场的超大人气——“那时这条路上，有起码十几个拉单的，有批发卸货的，有买了机器拎出来坐地铁的，还有更多从地铁走出来去买电脑的。”
而如今，无论是李星还是王澍，谈及如今徐家汇的数码广场，总离不开一个关键词：萧条。
这里的萧条从前几年开始积累量变，及至今年，质变并不令人意外地出现了——毗邻百脑汇的太平洋数码二期，从今年 2 月 11 日起正式歇业。在过去十几年里，太平洋数码一期、太平洋数码二期和百脑汇的三足鼎立，成就了徐家汇的“数码王国”。
“最好的时候，徐家汇的电脑及配件产品交易量，占到整个上海市场的近 60%。”长期跟踪研究徐家汇数码市场的上海社科院部门经济所研究员葛伟民对新闻晨报说。
现在，徐家汇商圈正试图将重心从数码消费转移出去。太平洋数码二期歇业后，官方表示，这里将在年内拆除改建为以休闲娱乐为主的场所。
在剩下的两家中，百脑汇早前就已宣布，将在今年 8 月，启动外立面和内部的调整，届时数码产品业态将减少到 30%，并大幅度增加餐饮和生活用品。而李星坚守的太平洋数码一期，目前尚没有明确的调整计划，但是商场里早在几年前就传过数波一期也要歇业的消息，在一期的店主们看来，这里进行调整，也只是时间问题。
昔日的荣光
某种意义上说，太平洋数码二期的历史变迁，也反映着徐家汇商圈的沿革之路。在过去，上海被认为是一座“没有电子一条街的都市”，原因是当时上海的数码销售场所分散在市中心各地，没有形成较为规模的商圈。而徐家汇“数码王国”的出现，一举让这里成为远近知名的全国最大数码零售商圈之一。也成为上海的著名地标之一。
在老上海的记忆里，大千美食林曾是徐家汇的标志性建筑之一。1992 年，台商黄海伯在徐家汇投资建造了这个以融合东西方各式菜系为卖点的超大型餐饮大楼，一时轰动上海滩。彼时，东方商厦、港汇广场和太平洋百货“还没有影子”。
十年后，大千美食林人去楼空，在原址上取而代之的，正是太平洋数码二期。而随着太平洋数码二期的进入，徐家汇商圈从过去的“餐饮王国”，一举转型为由太平洋数码一期、太平洋数码二期和百脑汇三家协力打造起来的“数码王国”。
从 1998 年到 2007 年，葛伟民在这整十年里，利用业余时间解答网友有关电脑的疑问，“每年要回复 6000-7000 封电邮”。
“我一直坚信专家首先是玩家，所以那段时间我一周起码有两天要去徐家汇数码卖场逛逛。”葛伟民说。
“当时在上海，只有去徐家汇，才能拿到自己需要的配件，而且价格公道，”葛伟民回忆称，“生意最好的时候，徐家汇各个数码卖场都是人挤人，每个商铺都拼命向路过的顾客发报价单，说‘人声鼎沸’是一点都不夸张的。”
“从上世纪 90 年代末到本世纪初的这几年里，徐家汇商圈之所以兴旺起来，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因为数码市场的繁荣。”葛伟民说。
徐汇区商委一度还有意邀请研究数码广场经济学的“老法师”葛伟民为顾问。虽然后来因故没有实现，但葛伟民说，从中就能看出当时徐汇区对数码业态的重视程度。
太平洋数码二期开业时，王澍正读初中。他家住杨浦，但每个学期至少要来徐家汇数码商圈几次，当时交通并不如现在发达，从杨浦过来，来回起码三小时以上，但这并不妨碍王澍和他的小伙伴来徐家汇装机和购买数码产品的热情。
“我们当时把去徐家汇戏称为‘数码朝圣之旅’，”王澍说，“当年老师布置作文题让我们记一次愉快的周末，我就把‘我的数码朝圣之旅’作为标题，写了一大篇描述那里人山人海的文章，当时真的是热爱。”
在当时，杨浦区也有鞍山路和五角场等几个数码广场，但王澍从不去那里，理由是同样的东西，徐家汇的报价起码便宜一成以上，人气则显然是徐家汇更旺。
葛伟民解释，之所以徐家汇的数码产品和装机报价可以一直保持上海市内的最低位，重要的原因是，徐家汇当时是上海市内最大的装机配件和数码产品集散地，相比于本市别的数码广场，这里由于更靠近上游，价格自然有相当大的竞争力。
“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是，上海已经是当时全国最大的计算机消费市场，但却没有集散中心，连南京、成都都有，”葛伟民说，“因此当时徐家汇的数码商铺主要货源地是深圳，每天都有大批量的各类数码产品和配件从深圳空运到沪，再在徐家汇向全上海分散。”
葛伟民回忆说，即便是数码广场最红火的 2000 年左右，占据在徐家汇三大数码城的商铺，大多也资金有限，根本没有能力一下子吃进很多的货源，另外也为了适应跌价极为惨烈的数码零售业务的基本特点，徐家汇的大小商铺，形成了较为良好的协作关系。
“商铺有些是装机的，有些是只卖配件的，但这些商铺间的价格传导非常快，基本不会出现吃进货源后，变为库存跌价亏损的事情。举个例子，1998 年 5 月，奔腾 II 400MHz CPU 上市，当时上海的零售价是每片 7000 多元，到了第二年的 7 月，只卖 1700 元。这种降价幅度，如果库存太高，会血本无归，”葛伟民分析，“因此每个店铺的库存非常少，资金周转极快，依靠高人气的市场，很快就能形成稳定的生意。”
对于品牌机的零售商来说，那时也是他们的黄金年代。葛伟民说，在 1998 年至 2000 年，中档笔记本电脑的售价高达 2 万以上，而且每个月都要忍受 1000 元左右的降价幅度，直到跌到 8000 元才稳定。
“代理商为了让零售店铺安心，基本都有保价体系，店铺进货后如果一月内无法卖出，代理商会全额补足跌价损失，”葛伟民说，“当时零售商赊销非常少见，都是全款买进，再卖给客户，所以商户跟代理商的关系和诚信非常重要。”
王澍至今都不了解这些场子的商业规则。作为普通消费者，最直观的感受就是他过去能在徐家汇配到心仪的组装机，于他们来说，这就是维系与徐家汇数码商圈感情的最佳桥梁。
“每个装机铺都在极力拉客，你走进徐家汇任何一个数码城，耳边响起的一直都会是‘需要买什么？参考一下’之类的高声吆喝，每到周末最忙碌的时候，这里连乘电梯都要排队，这对于当时年少的我来说，既感到新鲜又充满乐趣，即便不买东西，哪怕只是来逛逛，也是很大的满足。”
繁华中的隐忧
在采访中，王澍和李星都习惯把数码城说成“场子”。这是一个江湖味很浓的切口。而事实上，在王澍和李星的记忆里，从最初的繁华到如今的萧条，“场子”里永远不乏各类故事——有王澍记忆中被坑数次的惨痛经历，也有李星从业十多年来，听过的商户发财和没落的传说。有江湖的地方就有是非，而“场子”就是这样一个江湖。
王澍说，正因常逛“场子”，他被迫学会对各种“坑术”都能一眼看穿。他组装人生中第一台电脑时，就不可避免地被坑了。
2000 年王澍从各类计算机杂志搜集的装机报价信息，和与同学反复研究酝酿的候选配置中，花了将近一个月时间，拟出了一台他心目中完满的组装机配置单，本以为功课已经做得十足，但正是组装这台机器的经历，让他从此对“场子”心生警惕。
“到了徐家汇一个‘场子’，我把配置单给店铺，对方说配件他们基本都有，而且价格也与我的心理价位一致，”王澍至今记忆犹新，“唯一的意外是音箱，我当时的预算是 300 块，但对方说配置这么好的机器，音箱不能太差，不然打游戏看片子会不尽兴。后来我被忽悠买了一台 800 多块的 2.1 声道音箱，本以为效果震撼，没想到买回家再到别的地方一问，其实就是值 200 多块的东西。”
王澍后来知道，这是“场子”惯用的宰客手法：一切主要装机配件的报价都很低，猫腻就出在音箱、电源、键盘鼠标等一般消费者根本不会重视的东西上。
“还有一种叫‘宰熟客’，就是由熟人介绍来的装机生意，那些顾客几乎不懂配置，三两下就能忽悠他们掏钱购买利润更高的装机配置。”王澍说。
李星说，即便是他自己，人生中的第一台组装机，CPU 也被商家做过手脚。
久而久之，“场子”里的商铺群体，开始被一个负面词语所描述：“奸商”，或者是这 2 个字拼音首字母的缩写 JS。
“JS 后来演变成一种中性词，就是不管这个店铺黑不黑，反正我们都私底下叫他们 JS，再后来，甚至连店铺都戏称自己是 JS。”王澍调侃道。
其实，早在普通消费者仍纷纷大量涌入徐家汇数码商圈的 2002 年，葛伟民就第一次看到了笼罩在“场子”上空远处的那几朵并不起眼的乌云。
“当年，我几个做数码生意的朋友开始抱怨生意难做，觉得紧张，”葛伟民回忆，“装机的毛利开始跌到每台 200 元左右，有段时间恶性竞争，装一台机器只赚几十元。”
自此，“场子”由盛转衰。葛伟民说，那几年徐家汇各大数码城的平均场租费，从最初的每月 4000 元，一路涨到 7000 元，至 2005 年，他的“场子”朋友说，刨去场租、人工和杂费，每月纯利仅不到 7000 元。
与场租费持续上扬同期而至的，是品牌台式机在性能和售价上纷纷向组装机看齐，更多的消费者开始考虑购买相对省心的品牌机，组装机市场开始走下坡路，之后再也没能翻身。
还有两起“场子”内发生的事件，重创了从业者的信心。葛伟民所说的商户间彼此信赖协作的关系，在“场子”走下坡路的时候，似乎都烟消云散了。
一位“场子”的匿名人士透露，两年前，徐家汇一个“场子”发生电脑配件代理商捐款跑路的恶性事件，涉及金额超过 1000 万。而就在前几天，同样在那个“场子”，又出现假借租商铺之名，故意卷走上游价值百万元的各类数码产品和配件的事件。
“从第一起事件发生起，‘场子’上下游之间出现了隔阂。原本合作得很好的，上游也不再放太多的货给下游，”上述人士说，“十几年前，‘场子’ 商户间之所以合作愉快，是因为那时候大家都有钱，碰到事情就不会太计较，现在日子都不好过，都没钱，所以再小的事情也要算着来。”
李星也说，类似事件相当打击商户信心：“我卖一张显卡、主板，也就赚个十几块，你一卷就卷掉我几万的货，损失是相当惨重了。”
然而，即便在趋势已经下行的 2005 年至 2010 年，李星说，至少在太平洋数码一期，还没出现过空铺。也就是说，那时即便陆续有商铺撤出，但第二天马上就有新的商家进入。
“直到两三年前开始，太平洋数码一期出现了空铺，没人接盘，我才真正觉得出了问题。”李星称。
转型期的焦虑
从7、8 年前开始，B2C 电商对实体装机界的冲击，先是在配件上以实体店难以提供的价格，迅速发展了大批用户。此后，电商开始涉及装机业务，相同配置的组装机，电商报价往往比实体店便宜 300 元以上。数码卖场的喧嚣此后逐渐暗淡，取而代之的，是用户在网上下单配电脑，砍价的交谈声被鼠标键盘的敲击声盖过。
一位要求匿名的太平洋数码一期商户说，四五年前，如果有太平洋数码一期的商铺撤走，接盘者另需向撤走的一方支付十几万元至二十万元的转让费，这笔转让费直接在交接双方之间发生，与太平洋数码一期官方无关，这表明当时太平洋数码一期的商铺仍属抢手。“现在就根本没有转让费了，而且市口最好的二楼，目前租金已经打了七八折，折后只有一万多，租的人还是不多。放在以前，二楼靠近电梯的铺子，光租金就要 3 万多。”上述匿名商户透露。
如今，昔年热络的零售装机生意，已经不可能再现风光。李星说，早几年开始，单打独斗来徐家汇纯粹正经做零售装机的，肯定亏钱。
在太平洋数码一期租金模式发生重要转折的这几年里。李星身边圈内人和葛伟民曾从事“场子”生意的朋友，都出现了转型的故事。
“有两个跟我关系特别好的朋友，其中一个从徐家汇搬出后，又去虬江路做，钱赚够后，彻底不做数码生意，转而投资商铺，现在他的儿子已经在加拿大读书，他也去陪读了。”葛伟民道。
李星也听到几个从“场子”里发财后移民的故事：“在徐家汇做门面零售装机的，肯定是越早越好，早期做代理赚钱的都移民了，或者跳开做别的行业”。
然而，“场子”里暴富的故事，更像是被上天挑中的幸运儿，按照李星的话说，更多在这里摸爬滚打的人，目前都属于“赚不到大钱也饿不死”的状态。
也有悲剧的故事。葛伟民的另一个朋友，早年在徐家汇做装机生意风生水起，一度承包了葛伟民单位办公电脑的装配生意，后来随着数码生意的萧条，这位朋友开始孤身在家喝闷酒，最近还患上视网膜脱落，失去了东山再起的能力。
“现在混‘场子’的，肯定都有转型的想法。就像上班族，比如公司里一个项目做完了，可能不再需要美术组了，就会考虑下一步怎么办，是不是要找后路，”李星说，“但是‘场子’的门槛太低了，什么样的人都能进来，所以出去以后做什么的都有，比如卖保险，做代驾司机等等。”
在李星看来，正由于“场子”的门槛几乎没有，使得这里成为不少人冒险的乐园，他们也许赚到钱，也许没有，但根本的问题是，对这个行业没有任何责任感，走后留下消费者的骂名，真正影响了装机行业的整体声誉。
王澍说，拉单就是昔日“数码王国”的毒瘤之一。
“‘场子’里拉单的，很多人连字都不识。这是个很黑的行业，只要看到两条腿走路的，都会拉，”王澍说，“拉单的把客户介绍给黑心商铺，从装机利润中抽成，拉单者没有任何诚信，坑到一个是一个，因为黑心商铺坑顾客的钱越多，也意味着拉单的抽成越多。”
这是一个恶性循环，王澍感慨，“场子”现在生意不好，黑心商户觉得与其正经做生意肯定亏，不如黑一点，而商家越坑，顾客就越少，顾客少了，商家就更要坑。
李星不愿多谈及这个话题，只说“你懂的”。但是他坦承，徐家汇数码商圈一直没能做成一件事，就是如何让顾客知道哪些商户好，哪些商户黑，而正由于好的商户很难被顾客发觉，导致黑心商户有更大的可乘之机。
王澍也承认，一切顾客用来鉴别商户好坏的普通方式，在“场子”根本不通用。
“一般人觉得‘场子’里市口好的商铺实力雄厚，其实他们可能坑得更厉害，反正羊毛出在羊身上，”王澍说，“服务态度好、报价低，也根本不足以说明一个商铺的实际质量。”
而李星的铺子，堪称“场子”里不多见的整洁有序的典型。如果仔细查看李星组装的电脑，会发现走线比品牌机更有序，这也许是一个从业十多年的“场子”老板，对抗市场下滑的努力。
像李星这样至今坚守装机行业的“场子”中人，只能默默承担起这个不再辉煌的市场，复兴不切实际，所能做的，是在“还能赚点钱”的基本格局中，尽力维系。如今，装机市场的普遍毛利率不足5%，而装机的价位维持在 3000 元-5000 元这一档，也就是说，装一台机器的毛利，约 150 元至 250 元左右。
王澍带记者逛了一圈太平洋数码一期后走出门口，他说，如今再也感受不到“场子”火爆时顾客与店铺之间面对面的社交乐趣，即便如今电商把价格做得足够有吸引力，他仍觉得，过去跟“奸商”砍价的过程更有趣。
“因为你面对的是操着各式口音活生生的人，而不是发光的显示屏。”王澍说。
而让李星坚守这个行业的，也正是基于社交的考虑。
“如果只从生意的角度说，可能我早就不做了，”李星说，“但我真正舍不得的是通过生意认识的很多朋友们，他们机器的质保我也还要做好，更不可能割舍朋友间的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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