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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行业的女性都在努力寻找兼顾职业与家庭生活。对于从事研究的女科学家来说，要实现这种平衡更加困难。二十八九岁或 30 岁出头时，她们需要发表论文，落实研究经费来保持竞争力，根本顾不上生儿育女。作为一个婴儿的妈妈，劳伦·奥康奈尔曾亲身经历过这种紧张感。
她说道：“一种观点认为，生儿育女和做女科学家是相互排斥的。”奥康奈尔目前是哈佛大学 （Harvard University）博士后研究员，她的研究课题是，如何用有毒箭蛙皮肤上的化学物质生产止痛药、抗生素和心脏病药物。“作为科学家，读研究生和博士后的那几年应该是我们最富有成效的时期，但作为女性，这段时间又会与我们生孩子的时间重合，因此，我们很难同时处理好这两个方面。”
有些大学已经开始提供带薪产假和哺乳室等福利。但尽管如此，有孩子的女性还是发现她们落后于男性同事。许多女科学家在自身能力即将达到鼎盛时期放弃了研究工作：在美国，女性取得了 46% 的理工科博士学位，但在获得终身职位的科学家中，仅有三分之一为女性。与之类似，只有不到四分之一的正教授是女性。
奥康奈尔表示，职业支持的时机落后于这种趋势。她解释称，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和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正在努力培养更多女性，但它们资助的往往是那些已经从事多年科研工作的女科学家。可问题在于，许多女性在到达这个时点前，已经离开了科研领域。
现在，私营公司已经开始为女性科学家提供尽可能早的帮助，比如在她们抚养孩子的艰难时刻。2003 年，欧莱雅（L’Oreal）开始为年度女科学家(Woman in Science)颁发 60,000 美元奖金，以帮助卓越的女科学家度过这个关键阶段，奥康奈尔便是今年的获奖者之一。
今年五分之四的获奖者都是初为人母的女性科学家，这并非巧合。以斯坦福大学（Stanford University）博士后科学家莉薇娅·艾波琳为例。她正在研究一种快速诊断癌症的新方法；她有一个六个月大的女儿。她注意到，许多男性同事在妻子刚刚生下小孩的时候，并未休假陪产。艾波琳说道：“女性则没得选。我并不是说自己不希望休假来陪伴我的宝贝，但这证明，女性很容易就会落后于男同事。”
艾波琳不得不将自己的孩子送到一家位置偏僻的日托机构，因为斯坦福大学附近的日托价格都太高。而欧莱雅的奖金则可以让她选择一个离自己更近的日托机构。她说道：“这是我在自己生活中面临的问题，但却影响到了我的工作，因为我不得不每天开车行驶很远的距离。这妨碍了我的研究进展速度。”奥康奈尔表示，这笔奖金使她可以有更多时间陪伴女儿，因为她不必再每天花数个小时写经费申请书。写经费申请书是学术科学家工作中最无趣的部分。
然而，金钱带来的帮助只有这么多。在学术科学界还存在许多深层次的性别歧视，这需要改变文化。例如，今年早些时候发表的一项研究发现，在进行野外工作时，64% 的女性遭遇过性骚扰，其中有五分之一曾遭遇性侵犯。
男性主导的实验室环境，以一种更加微妙的方式影响着女性的日常生活。艾波琳描述了自己如何与男同事的陈腐观点斗争。她的男同事们认为，她在学术上无法与他们媲美。而且她每两个小时要去一次哺乳室，让他们更坚信这种观点。她说道：“在几乎全是男性的化学系，给孩子哺乳会让你非常尴尬。在这样的环境下工作很有挑战性；最终，你必须证明自己能把工作做好。”
欧莱雅奖获得者认为，要解决这些问题，唯一的方法是吸引更多女性进入科研领域。艾波琳计划利用部分奖金，招聘女性研究助理。奥康奈尔则邀请来自女子科学俱乐部（Science Club for Girls）的高中生，帮助开展研究项目。
艾波琳和奥康奈尔都相信，如果更多女性科学家能向年轻女性们证明，她们在从事尖端科学研究的同时，也可以组建家庭，这一趋势必将被扭转。艾波琳说道，尽管面临巨大困难，但成功的女性有责任为其他女同胞扫清道路。她说道：“我以前去参加会议，经常遇到只有自己一位女化学家的情况，这令我感到恐惧。但我突然意识到，我在那里代表的是其他女性；我必须竭尽全力为她们创造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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