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cebook 创始人兼 CEO 马克扎克伯格（Mark Zuckerberg）最近出现在了北京。会见清华大学校长，在清华经济管理学院用中文全程演讲，参加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顾问委员会全体会议，还以该委员会外籍委员身份与凯雷集团董事长鲁宾斯坦、AIG 创始人莫里斯格林伯格和苹果 CEO 库克等人一起在中南海紫光阁与清华大学经管学院顾问委员会名誉委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王岐山会见。在中国这么密集和“高调”的亮相，对扎克伯格与 Facebook 应该是第一次了。
一直以来，“Facebook 进入中国”的蛛丝马迹都会被刻意放大和解读，而扎克伯格本人的“中国情结”也是人们愿意讨论的话题。这里 PingWest 和我本人给大家提供一点严肃的八卦，讲一点有关扎克伯格、Facebook 与中国之间，从未被公开披露或很少被讲得很清楚的一些八卦和事实。这些八卦和事实，对于大家了解 Facebook、了解跨国科技公司与中国的互动方式，了解扎克伯格这个人，以及中国互联网政策的大环境，都有点用处。
第一，谁是扎克伯格和 Facebook 的真正“中国启蒙者”？
中国媒体最爱提及 Facebook 创始人兼 CEO 马克扎克伯格（Mark Zuckerberg）的“中国情结”，这一点基本属实。在硅谷，明星科技公司的创始人与核心决策者对中国文化和中国市场的态度大致可以分为三种：有强烈的好奇心和兴趣的；情感上无所谓，但为了业务扩张会认真对待的；以及充满疑虑、负面看法和态度始终谨慎的。很不幸，Google 属于第三种，我们大部分见到的科技公司属于第二种，而 Facebook 和其它的一些公司属于第一种。而那些对中国文化和中国市场有强烈兴趣的硅谷科技公司和创始人通常又至少具备两个因素中的一个：1）本身是第一代移民；2）自身家族或妻子、女友家族中有华人血统。关于硅谷科技公司创始人的女友、妻子或母亲身上的华人血统能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创始人本身的立场和兴趣，我将来会有文章单独八卦，在此不作细表。
显然，扎克伯格的妻子普莱西亚陈（Priscilla Chan）是华裔，因此总有中国人不拿自己当外人地说扎克伯格是“中国女婿”。事实上，普莱西亚陈本身基本上就是一个美国人，生于波士顿，父母一代自香港移民，祖父母一代自中国江苏徐州移民香港，很难说有什么真正的“中国血统”，也基本上不太会说中文。但扎克伯格对中国的兴趣甚至学习中文，确实与此有一定关系——基础打得好。但在“进入中国”这件事上，扎克伯格确实很早就在考虑了——在他确定 Facebook 的愿景是“连接世界上所有人”的那一天。
在 Facebook 公司内部，引导扎克伯格将“中国情结”转化为“中国实践”的一个关键人物是 Chris Pan，一个华裔美国人。Pan 有哈佛大学商学院的 MBA 学位，能讲听说读写流利的中文，曾在中国工作过，2007 年加入 Facebook，曾负责产品、广告商关系和用户增长。直至 2012 年离职前，他一直都是 Facebook 内部直接负责协助扎克伯格制定“可能的”中国战略的人：包括不同的方式、合作伙伴的选择、与有关部门的接洽等。Pan 还是扎克伯格每周中文学习的督导者，负责帮扎克伯格找中文教师，以及在公司内部用中文与扎克伯格谈论涉及中国的业务等。相信很多 2011 年之前与 Facebook 打过交道的中国游戏开发者、创业者和互联网公司高管们，都会对 Chris Pan 的灵活与变通的个性有深刻的印象。
第二，相比其它硅谷新锐科技公司，Facebook 内部“中国人”更强势
我们不提思科和惠普这样的老牌公司，在 1990 年代后期成长起来的一大批新锐互联网科技公司中，Facebook 内部的“中国人”（主要是软件工程师）阵容，中国工程师之间的互相支持与帮助，出生于中国大陆的中国籍工程师做到中层管理者的概率，以及他们升职后积极提携其他中国大陆背景的工程师的氛围，是最强烈的。先不提高管，至少在中层的总监级别技术管理者当中，在 Google 还找不到什么出生在中国大陆背景的员工的身影，印度籍和印度裔背景相对较多，而他们也相应提升了更多印度背景的工程师担任经理或项目负责人等关键的岗位。在 Facebook 总部，中国大陆背景的工程师团队似乎更活跃更主动，也担负了公司内部更重要的职责。除了国内比较熟悉的 Facebook 第二位中国籍工程师、曾经带领支付与反欺诈技术团队，现在国内做天使投资的王淮（Harry Wang）之外，现在 Facebook 总部至少有两位以上出生在中国大陆的员工担任了总监级别以上的职务，其中比较有名的有魏小亮（David Wei），现任 Facebook 工程总监。
而这些中国大陆背景的员工被提升至总监一级的重要职位后，比起他们的“前辈”，他们也似乎更愿意接受在符合公司规定的前提下，提升更多同样来自中国大陆的工程师担任工程经理、重要项目负责人和技术负责人的职务。现在，在广告平台、用户增长、iOS 移动端和 Android 移动端等不同的小组，都有中国大陆背景的工程师担任不同项目的负责人。“中国人”的脉络，已经开始形成了一种现象。在我看，这件事没什么不好的。一方面，它符合 Facebook 的规定和要求，被提拔者通常已经证明了自己在技术或某一方面被认可的能力，而且团队中并非不能容纳来自其它文化背景和国籍的同事；另一方面，他确实赋予了中国工程师更多的机会，也鼓励人们更能承担责任和接受过去未曾接受过的挑战——比如在公司和行业大会上公开的英文演讲、接受媒体的访问、在公司官方博客上撰写文章，与公司高层管理者一对一讨论产品等。此外，正是因为这股“自上而下”的中国势力的起步，Facebook 现在越来越“激进”地每年直接来中国的顶级高校“校招”工程师，获聘者可以直接到美国总部工作。这次扎克伯格在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的对话中说：Facebook 已经直接从中国的高校中招聘了 20 名学生，2015 年还要招得更多，底气也在这里。
这些从中国顶级高校招聘的聪明的小孩在加入 Facebook 之后，不用太担心语言和文化隔阂问题，因为一开始确保有值得信赖的中国人做他们的“师傅”（mentor）。这样一套完整的机制，即使到现在也不是任何一家硅谷科技公司都能做到的——尽管它们中很多的中国背景工程师已占到了总数的 30%。
第三，Facebook 第一次进入中国的准备，并不是传说中的 2010 年末扎克伯格访华，而是在 2008 年。那时他们已经有了一个中文名：“飞书”
此前有人提及，Facebook 第一次思考如何进入市场，是在 2010 年，标志性事件是扎克伯格 2010 年圣诞前后访华，拜会了中国移动、阿里巴巴、百度和新浪等公司，探讨“进入中国”和在中国寻找合作伙伴的可能性。但事实上，根据我的了解，Facebook 比这更早就有了进入中国的方案，可以直接回溯到 2008 年。
Facebook 在 2008 年底，已经形成了一套进入中国的基本方案，甚至已经起好了中文名：飞书（不是现在大家经常叫的“脸书”）。大致的方案与当时 Google 在中国的做法没什么不同。用户可以连接整个 Facebook 社交网络，但在中国大陆（或简体中文页面）的访问，其内容呈现需要接受本地法律法规要求下的审查与过滤。这也是 Facebook 官方能接受的方案。当时的整体环境比较“乐观”——2008 年奥运会在北京召开前后的氛围似乎更“包容”，而 2008 年也是 Google 在中国表现最好的一年——曾被工信部表扬、搜索市场份额明显提升，在有关部门打击“非法广告”的问题上，Google 也配合得更好，让当时的百度很被动难堪。在 2008 年底之前，似乎是 Facebook 进入中国最好的，而且“差不多准备好了”的时机。
第四，从 2009 年到现在，有关“Facebook 进入中国”的方案曾经考虑过哪些？
但 2009 年中，形势发生了 180 度转弯。先是 Google 中国的所谓“涉黄”，继而新疆发生了恐怖暴力事件——这一事件直接导致 Facebook 和 Twitter 等全球社交网络媒体在中国大陆无法访问。此后互联网环境与监管日益紧张严厉。于是，Facebook 不仅没能在法律意义上顺利“进入中国”，反而其全球网站都在中国无法访问了。于是一切计划都得推倒重来。
2010 年初，发生了所谓“Google 退出中国”事件，进而以 Google 将在中国大陆的服务器迁移至香港，从而规避中国互联网监管部门监管暂告段落。这一事件直接影响了监管机构对海外互联网公司进入中国的考量和态度。在这种情况下，Facebook 在 2008 年提出的类似 Google 的方案根本不可行。
于是，在 2010-2011 年间，Facebook 考虑过一种方案，就是类似“Facebook Connect”的方案——中国本土的互联网公司提供前台的服务，但背后的账号系统甚至登录系统用 Facebook——也就是说，中国大陆用户可以用自己的 Facebook 账号登录中国互联网公司提供的本地产品及服务——就像现在你可以用 Facebook 账号登录美国本土的大部分互联网服务一样。这看上去是一个很“聪明”的解决方案。Facebook 规避了直接的监管和限制压力，服务和前台都是中国公司的，但后台、账号和连接技术都由 Facebook 提供。这样，Facebook 可以间接获得大量的“中国用户”，而这些用户在本土网站上的使用习惯、偏好和消费习惯等数据也能被 Facebook 记录下来，为广告等业务提供数据依据。 而 Facebook 也可以获得更多与本土公司在广告和其它层面上合作的机会。
但后来不知道因为什么具体原因，这个方案被搁置了。2011-2012 年间，Facebook 围绕入华问题又提出过几个方案，其中有代表性的方案有两个：一个是与百度合作推出一款产品，由百度新成立的“社交网络事业部”代为运营，Facebook 提供背后的账号体系。另一个方案是在 Facebook 的框架内构建一个可供监管的中国大陆的用户体系——注册地在中国大陆的 Facebook 用户在 Facebook 上可以浏览和查看的信息是被按着中国内地有关监管部门的要求过滤过的，其发布的信息也是受到监管的，而且不能任意地与注册地在中国大陆地区之外的用户相“连接”，成为好友。这一方案显然有悖 Facebook“连接世界”的愿景，操作性并不高。
2012 年，Facebook 上市，之前 5 年曾长期负责中国有关事务的 Chris Pan 离职，加上中国处于中共十八大召开前后敏感的最高层权力交接时刻——这一系列原因都导致在那一年 Facebook“进入”中国的进展相当缓慢。到了 2013 年，Facebook 对中国有了新的计划：先做广告销售、移动合作伙伴关系和开发者关系，在中国大陆进行人才招聘，与顶级高校展开人才方面的合作，再慢慢探索其它可能性。目前，无论是 Facebook 与各个省市政府洽谈城市广告的合作、吸引各种游戏开发者和数据分析合作伙伴，还是这次扎克伯格受聘担任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顾问委员会委员，并在清华大学发表演讲，都是这一系列动作的一部分。当然，你也可以说：Facebook“进入中国”目前做的事，与 Google“退出中国”之后在中国做的事，也没什么区别。
第五，Facebook 与扎克伯格与中国连接，哪些人是主要的“牵线者”？
一直以来，Facebook 在不同阶段的两家投资机构对 Facebook 进入中国发挥了重要的引路、牵线、介绍资源和顾问作用。其一是早期投资 Facebook 的硅谷投资机构 Accel Partners 和他的合伙人 Jim Breyer。Jim Breyer 是硅谷典型的中国互联网推崇者，是中国最早期的风险投资代表人物熊晓鸽（Hugo Xiong）的好朋友，而也正是在两个人的推动下，Accel Partners 与 IDG 中国的风险投资基金建立了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共同拓展一些全球和中国本地的投资资源。此前，无论是扎克伯格 2010 年底的访华行程安排，还是后来 Facebook 与一些国内公司的接触，再到日后负责中国事务的 Facebook 全球副总裁 Vaughan Smith 的数度访华和 Facebook 中国事务团队与中国不同地区的地方政府、潜在广告主和合作伙伴合作，IDG 甚至熊晓鸽本人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这次，扎克伯格访华期间，Jim Breyer 也“碰巧”在中国，原因你们自己想。
另一家负责帮 Facebook 与中国牵线的风险投资机构是 DST——这家俄罗斯背景的风险投资基金在硅谷寒冬期——2009 年完成了对 Facebook 的第一次投资。而他们也是帮 Facebook 制定对华策略重要的顾问和建议者。DST 和他的创始人 Yuri Miller 本人都更熟悉中国，与中国的互联网和 VC 大佬们都过从甚密，他们在中国也几乎完成了对大多数上升期的顶级初创科技公司的投资，这使得 DST 和 Yuri Miller 本人成为扎克伯格有关中国事务值得信任的人。此前，有关 Facebook 通过“Facebook Connect” 为中国互联网公司提供后台连接能力的建议，就来自 DST。这次在清华大学演讲，扎克伯格提到他刚刚与小米公司的创始人雷军吃过饭，而牵线让雷军与扎克伯格在 2011 年认识并逐渐相熟的人，正是 Facebook 与小米的共同投资者 Yuri Miller。
当然，到了最近几年，Facebook 那些从中国招聘的、有在中国顶级公司——腾讯、百度和阿里巴巴等公司有工作经历的工程师也“间接”地成了 Facebook 逐渐深入认知中国的信息来源。而近年来逐渐“成长”为 Facebook 核心管理者的一些中国背景的雇员，也在为 Facebook 与中国连接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PingWest 此前文章提及的，这次扎克伯格到访清华大学并担任经济管理学院顾问委员会委员，其行程就有本科毕业于清华大学的 Facebook 工程总监魏小亮直接参与。而几个月前，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钱颖一到访硅谷，也曾经去 Facebook 会见一些清华背景的资深员工，并通过他们的联系进一步与 Facebook 负责中国事务的具体人士会见。
第六，Facebook 在北京财富中心的 800 平方米办公室，是怎么回事？这跟“Facebook 进入中国”有什么关系？
几个月前，有媒体爆出 Facebook 在北京东三环的财富中心租用了 800 平方米的办公室。我不能确认这是不是真的，但那段时间，Facebook 确实围绕着中国大陆干了几件事：高层和一些中国事务的员工频频到访中国；与一些中国顶级的游戏开发者和数据分析公司开始接触；更重要的是，从 Google 等公司挖了一批负责广告销售的专业人才，准备在中国建立广告销售团队；甚至还计划将一些此前在香港和新加坡的负责合作伙伴关系和开发者关系的人调到北京来。
这些事都是发生在 2013 年上半年的，但现实状况后来明显遭遇了阻碍。如果要在中国大陆本地运营和招聘本地人才，需要建立 Facebook 在中国大陆的分支机构。而据我从一些渠道所知，有关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一直没有能批准 Facebook 在华设立分支机构的一些证照和营业资格申请。这些在一般普通中国公民看起来，申请营业执照和相关许可证都并不是一件很难的事情，但在 Facebook 身上却成了难题。这背后的个中缘由我们并不清楚，但这些“困难”在一个中国官方不断强调互联网治理与网络信息国家安全的大背景下，是可以想象得到的。
为此，Facebook 把在中国大陆招聘的销售专才和其它一些工作人员目前都迁移到其在香港的办公室办公，而目前在中国大陆公开招聘的职务只有一个：移动合作伙伴关系拓展。该职位要求 base 在北京，但被标注为“contract”，即通过派遣机构与受雇者签订合约，并非 Facebook 正式员工。
至于在中南海紫光阁与众多清华大学经管学院顾问委员会的外籍人士一起在中南海紫光阁会见王岐山对接下来 Facebook 在中国的进展有什么帮助，再等等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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