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 月 5 日，美国《大西洋月刊》（The Atlantic）近日刊登了专栏作家尼克·罗米欧（Nick Romeo）一篇题为《谷歌让学生变傻了吗》的评论文章。该文章认为，如果我们不仔细检讨人类对技术的依赖，我们将成为技术的奴隶而不是主人。
关于人类和技术的关系，一个古老的隐喻将之称为主人和奴仆的关系。亚里士多德曾设想用自动织机取代奴隶进行劳动。十九世纪，奥斯卡·王尔德曾预测人类未来将把所有枯燥无趣的工作都交给机器，从而自由地“从事有趣的事情”，或者仅仅“沉思这个世界，带着惊叹和愉悦”。马克思和恩格斯则换一个角度看问题。他们在《共产党宣言》中写道：“劳苦大众每时每刻都在受机器的奴役。”他们认为，机器没有把我们从被奴役中解放出来，反而成为奴役人们的一种方式。
今天，计算机往往同时扮演两个角色。2008 年，《大西洋月刊》刊登了一篇名为《谷歌让我们变傻了吗》的封面文章。该文的作者是美国作家尼可拉斯·卡尔（Nicholas Carr），他在自己的新书《玻璃笼子：自动化与我们》（The Glass Cage: Automation and Us）中谈到技术的悖论。就像该书的标题暗示的那样，在现代科技究竟是解放了还是囚禁了其使用者这一问题上，这本书采取了坚定的立场。卡尔认为，我们其实越来越失去自由，但我们的高科技的无形陷阱却制造了一个自由的幻象。他将加拿大北方的因纽特猎人作为证据。老一代因纽特猎人可以依靠对风向细微变化、雪堆的形状、星星的方位和动物行为的观察，在高山冻原上以惊人的准确性跟踪北美驯鹿。而年轻一代的猎人开始使用雪地车和 GPS 导航，他们的跟踪能力却立即下降了。他们开始彻底依赖导航设备，以至于有时会对明显的危险视而不见，比如在悬崖或薄冰上加速前进。如果 GPS 失灵或是电池冻坏，这些年轻猎人又没有掌握他们前辈的寻路技能，他们的处境将会变得危险。
卡尔的研究还包括了很多不同行业的案例：医生依赖诊断辅助软件，以至于忽视病人身上微妙的信号，或者放弃正确的经验判断；建筑师依赖数字平台，绘图技能衰退；民航的飞行员依赖自动驾驶系统，在紧急情况下无法随机应变，以至于发生可怕的事故。卡尔承认，这些技术常常能够增强和辅助人的技能。但是，我们与技术的关系并不像我们想象中的那么正面。
在学校课堂上，技术的使用也有相同的问题：技术把学生从拼写和计算中解放出来，以思考更有趣和更复杂的问题，技术也侵蚀了学生的认知能力。拼写检查和自动纠错软件就是个很好的例子。心理学家对记忆的形成进行研究后发现，在大脑中拼写单词的行为有助于增强记忆单词的能力。当电脑能够自动纠正拼写错误或者提供下拉选项时，我们就再也不必强迫自己在大脑中正确拼写单词了。
这也许看上去并不重要。如果作家不用为英语拼写规则而伤脑筋，他们就可以用更多的精力去考虑文章的风格和结构。但是，自动生成单词的过程损害了人的拼写能力。当学生们离开自动拼写软件的时候，他们虽然不会像 GPS 导航设备失灵的因纽特猎人那样面临冻死的危险，但他们更有可能会犯拼写错误。
对上述问题，最好的解决办法似乎是提高电池性能或使拼写辅助软件变得更加普及。但这会产生一个恶性循环：我们越多使用某种技术，我们就越依赖它。突然之间，我们相对于技术的主人地位变得岌岌可危。
依靠计算器来进行演算也有同样的好处和危险。将耗时的大数字计算交给计算器，可以让学生把时间和精力用在更复杂的数学问题上。然而在课堂使用计算器也会导致学生忘记如何运算。这样，一个用来加速运算的工具就成了必不可少的技术。
这种现象并非仅仅属于现代技术，只不过机器取代人类智力活动的领域在现代变得更广泛而已。卡尔在 2004 年进行了一项研究，在该研究中，两组受试者被要求完成一个基于逻辑难题的电脑游戏——《传教士和食人族》。该游戏的具体任务是用一条小船把五个传教士和五个食人族从河的一边运到对岸，小船上只能坐三个人。而且，而不管在船上还是在岸上，食人族的人数都不能超过传教士的人数。
第一组受试者的游戏软件是经过改进的软件，可以在游戏过程中向玩家作出提示并提供每一步的行动引导。第二组使用的是基本的游戏软件，没有任何提示和引导。最初，第一组取得更快的进展，但一段时间以后，第二组反而表现出更低的出错率，最终更有效率的解决了难题。卡尔认为，这个实验证明，得到较少辅助的人更有可能获得对游戏规则的较好理解，并制定相应的战略。
所有好的老师都知道，学生需要自己去经历困惑和斗争才能将某些原理内化。所以老师们不会在学生刚刚表现出不理解的时候就马上冲上去帮忙。当然，现在让学生在课堂上放弃使用计算器和拼写检查软件，已经不必要也不现实了。不过，让学生间歇性地停用它们，将对学生更有益。
卡尔指出，“robot” (机器人)一词起源于捷克语中的“robota (奴役)” 。他的书提醒我们，如果我们不仔细检讨人类对技术的依赖，我们将成为技术的奴隶而不是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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