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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当雾霾又一次笼罩京沪穗等各大城市，或是“外企员工因为无法忍受糟糕的空气而逃离北京”等新闻见诸媒体，对空气污染的担忧就再次成为大陆民众的集体焦虑。
各种权威机构的研究显示，这种焦虑并非缺乏根据：大陆城市空气污染状况非常严重，且仍在恶化。空气污染带来特定人群的早死或是健康寿命的损失，也已被研究证实。污染本身并不值得奇怪，纵观世界各国发展历史，除了个别旅游圣地或是有其他独特优势的国家，绝大多数国家都无法避免这一过程。今日风光迤逦的莱茵河，曾经被称为欧洲臭水沟，不仅河中鱼虾绝迹，政府甚至禁止居民下河游泳以免中毒。
在中国这样一个“世界工厂”，而非靠旅游资源发家致富的国家，走低环境损耗的发展道路固然是理想之选，“先污染后治理”则是更为现实的无奈选择。作为前所未有的经济增长速度和高歌猛进的城市化步伐的代价，大陆城市空气污染问题的严重性和复杂性令人瞠目：发达国家的空气污染物问题是逐个出现、逐个解决；中国则是多种类污染物同时出现、高浓度爆发。这是一个集前现代的烟花爆竹、餐饮油气；工业化时代的燃煤烟尘以及现代社会的汽车尾气于一体的独特环境困局。
但不论是经济的飞速发展还是城市化步伐加快，其本身都只是手段而非目标。根本目的，当是民众乃至后代的安康与幸福。因此，尽管如此复杂，作为发展的副产品，空气污染绝对是当下中国必须立即下决心去解决的问题。这显然也是现阶段民众最为迫切的期待之一。能否拿出如多年来发展经济般的决心与勇气，继而像经济的跨越式高速发展一样，以跨越式的速度尽快解决包括空气污染在内的环境问题，则是这种期待的核心。
大陆空气污染现状调查
2013 年 4 月，内地民间环保组织“自然之友”发布了《2012 年中国环境绿皮书》。同往年一样，“自然之友”在报告书中对 2012 年全国 31 个省会及直辖市城市空气质量进行了排名。榜单很快引来媒体的竞相追逐。“北京连续 3 年垫底末三”“成都直跌 9 名降至第二十八”，排名的升降及幅度均牵动着关注者的神经。
“自然之友”制作的这份榜单，以环保部发布的数据为基础，根据空气质量达二级以上天数的多少排名。某地当日的各项空气污染物指标，包括二氧化硫、二氧化氮、可吸入颗粒物 PM10 均不超过国家空气质量标准二级限值，即认定该地当日的空气质量在二级以上，属于“优或良”级别。
根据上述标准，全国 31 个省会城市与直辖市中，海口、昆明、拉萨拔得空气质量前三位，乌鲁木齐、北京、兰州包揽后三位。其中，海口 2012 年全年的空气质量处于官方认定的“优良”状态，而连年霸占榜单倒数席位的北京则有 84 天处于“污染”状态。
无力接轨的环保标准
在更大范围的城市空气质量比较中，海口和北京一样达不到及格线。2011 年，世界卫生组织搜集并公布了规模前所未有的城市空气质量数据汇总情况，其中一份名单以可吸入颗粒物 PM10 为空气污染指标，对全球 91 个国家 1081 个城市进行了排名。收入其中的 31 个中国城市里，表现最好的海口仅排在榜单第 814 位，它的污染物浓度相当于美国的贝克斯菲尔德市，但后者在名单收录的 300 多个美国城市里却是空气最差的。
整体空气质量比中国还要差的国家，在名单里只剩下蒙古、部分非洲国家，以及印度等南亚国家和伊朗等西亚国家。中国城市排名最末位的兰州在国际榜单中名列第 1058 位，但它还不是空气最差的城市，印度德里、蒙古乌兰巴托、巴基斯坦伊斯兰堡等城市空气污染比兰州还要严重。
当中国“优良空气”接洽国际标准“好空气”，内地主要大城市的空气质量普遍处在不及格水平。
在空气质量达标与否的标准判定上，主要大国分歧明显。比如在可吸入颗粒物 PM10 指标上，中国自 1996 年制定并沿用至今的空气质量标准认定，年均浓度在 100 微克/立方米以下即为达标，而美国环保署将该数值定在 40，世界卫生组织则将健康要求的准则值定在 20，针对发展中国家另设有 70 的推荐最低限值。
假若按照世界卫生组织的标准，中国 PM10 年均浓度最低的城市海口也未能满足公众健康的基本要求。2012 年 12 月，亚洲开发银行一项分析中国环境的报告指出，中国 500 个大型城市中，只有不到1% 达到世界卫生组织推荐的空气质量标准指导值。
2012 年，中国环保部制定更严格的空气质量标准，纳入细颗粒物 PM2.5 等新的空气污染物指标，与世界卫生组织为发展中国家推荐的第一阶段过渡值靠拢。标准定于 2016 年正式实施，但自 2013 年元旦起，全国已有 74 个城市试点运行。2013 年 4 月，环保部发布第一季度 74 个城市空气质量报告，新的官方结果前所未有地令人悲观。74 个城市空气处于新标准污染状态的天数，比未污染的天数还要多。这也验证此前环境学界的判断，“假若立刻执行新的空气质量评价体系，全国将会有2/3 的城市达不到空气质量要求。”
空气污染的“中国特色”
伴随着高速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国的空气污染具备鲜明的“中国特色”。在 2013 年全国两会上，环保部副部长吴晓青回应公众改善空气质量的呼吁时说，“现在面对的大气污染成因复杂，既要治理和控制一次污染物，还要控制二次污染物；既要治理常规污染物二氧化硫、氮氧化物，还要治理 PM2.5 污染等新出现的大气污染问题，难度和复杂性可想而知。 ”
回顾欧美国家治理大气污染的历史，它们的确曾经历循序渐进的过程。从 1970 年代到 1990 年代，欧美国家以治理二氧化硫、氮氧化物为主，90 年代以后才开始转向以治理细颗粒物 PM2.5 为主。由于大气中的 PM2.5 一部分来自污染源的直接排放，更多的一部分来自于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等气体污染物发生的物理和化学转化，这种治理显得水到渠成。
PM，英文 ParticulateMatter (颗粒物），大气中的固体或液体颗粒状物质。
PM10 指大气中颗粒直径小于或等于 10 微米的颗粒物。粒径 10 微米以上的颗粒物，会被挡在人的鼻子外面；而粒径小于 10 微米的颗粒物，却能够进入呼吸道。气象专家和医学专家认为，由细颗粒物造成的灰霾天气对人体健康的危害甚至要比沙尘暴更大。
PM2.5 指大气中直径小于或等于 2.5 微米的颗粒物，也称为可入肺颗粒物。颗粒物的直径越小，进入人体呼吸道部位就越深，对人体的危害越大。粒径在 2.5 微米以下的细颗粒物，直径相当于人类头发1/10 大小，被吸入人体后会进入支气管，干扰肺部的气体交换，引发包括哮喘、支气管炎和心血管病等方面的疾病。这些颗粒还可以通过支气管和肺泡进入血液，其中的有害气体、重金属等溶解在血液中，对人体健康的伤害更大。
“与发达国家经历的空气污染过程相比，我们国家的空气污染现状显得非常特殊。国外的空气污染物问题是逐个出现逐个解决，而国内现阶段面临的是，很多种类的污染同时爆发。”北京大学环境学院教授胡敏曾向《凤凰周刊》记者说。
这种需要治理众多种类空气污染物面临的困境，集中体现在 2012 年前后环保部修改《环境空气质量标
准》的过程中。在 2011 年以前，学界以外极少有人知悉 PM2.5 这一空气污染术语。2011 年年末的全国大范围灰霾天，以及微博上广为流传的“美驻华使馆 PM2.5 监测数据”，引爆了随后举国热议 PM2.5 的环境事件。在前所未有的压力下，环保部门开始向全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并于 2012 年决定把 PM2.5
列入新的空气质量监测体系。
中国人民大学环境学院在 2013 年一项空气质量管理评估报告中指出，根据 2012 年新修订的《环境空气质量标准》，大陆 333 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中，不能达到二氧化硫、二氧化氮和 PM10 年平均浓度二级标准的城
市数量分别为 18 个、51 个和 201 个。即使不考虑 PM2.5 和臭氧污染的问题，也有 216 个城市的空气质量不能达到年平均浓度国家标准，占城市总数的2/3。这意味着，不管是新的 PM2.5 指标，还是旧的 PM10 指标，都难以准确涵盖中国城市的空气质量问题。中国的空气污染防治，需要自主探索多种污染物整体达标的中国标准。
空气污染的“中国特色”不仅体现在众多的污染物本身，也相应地呈现在种类繁多的污染源清单上。工
业废气、汽车尾气、燃煤烟尘、建筑扬尘已是众所周知的空气污染来源，它们排放的污染物对空气质量影响举足轻重，而其他一些污染源也已经贴上鲜明的中国标签。
相比冬季燃煤供暖、露天垃圾焚烧，餐饮油气与烟花爆竹则是相对不为人知或未被重视的“中国特色”空气污染源。根据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王跃思的研究，北京 2013 年元月霾天期间，餐饮源对 PM2.5 的贡献占到 13%，这一比重几乎与北京地面扬尘和工业排放对 PM2.5 的贡献总值相当。而且，北京市餐饮业的污染物排放近年来还在呈快速上升趋势。
“燃放烟花爆竹也能造成短时间内 PM2.5 浓度的暴增，这些污染物遭遇无风静稳天气时便会在大气中飘浮
数小时，甚至可能成为引发地区性重霾的导火线。”王跃思告诉《凤凰周刊》记者，他们详尽分析了春节和元宵节期间各小时各类空气污染物的浓度和成分。结果显示，北京地区燃放的大量烟花爆竹，要为北京 2013 年 2 月霾天的部分重污染时段负责。
2013 年 2 月，吉林省吉林市一老人在松花江岸边晨练。江对岸的烟囱浓烟滚滚，污染物排放达标与否难以获知。可以肯定的是，当遭遇严重霾天时，老人小孩应该尽量避免户外活动。
一损俱损的污染“连坐”
中国空气污染不仅呈现出上述复杂一面，还体现在空气污染波及面大，区域影响广泛上。按照世界卫生组织
的标准，中国空气质量真正达到优良水准的地级以上城市屈指可数，而部分地区已出现成片城市的“沦丧”。
2012 年 10 月，环保部发布《重点区域大气污染防治“十二五”规划》，大气污染防控重点从原来的“三区六群”正式扩展到“三区十群”，再次佐证这点。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成渝地区、辽宁中部、山东半岛、武汉及其周边、湖南长株潭、台湾海峡西岸等 9 个区域是先前已经划定的大气污染治理重点。新规划在此基础上，又增加了山西中北部、陕西关中、甘宁、新疆乌鲁木齐城市群 4 地。至此，大气污染区域重点共涉及 19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面积超过 130 万平方公里，占据国土面积的1/7。
2013 年 5 月，中国气象科学研究院等发表在《科学通报》上的结果显示，雾霾问题已经覆盖到整张中国地图。研究指出中国已形成九大霾区，其中 4 个地区的区域性霾问题最严重。京津冀地区以及周边山东、河南等地是华北一大霾区；华东霾区的主体是长三角地区，但已经涵盖湖北、安徽等地；华南霾区则是以珠三角为中心，向两翼的广东、广西蔓延；西南区的四川盆地则不幸成为中国的新霾区。
中国空气污染区域化的加剧，也与空气污染物的转变有关。亚洲开发银行 2012 年的一份报告显示，从传统污染物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等指标来说，中国的空气质量在从 1999 年到 2009 年这 10 年期间有所改善。但这种单个气态污染物指标的改善主要发生在经济发展和人口增长速度较低的中小城市，大城市的空气污染总体上要变得更为复杂和严重。
中国空气污染的这种复杂性几乎能令专业之外的人士瞠目，一地焚烧秸秆甚至能跨省市地影响空气质量。2012 年 6 月，武汉、南京等地先后出现空气呈黄色的严重霾天。6 月初，武汉坊间一度传言空气刺鼻是当地化工厂爆炸所致，而官方对此隐瞒不报。当地政府起初一再澄清未发现有工厂爆炸，但表示“污染原因有待查明”。事后调查发现，武汉、南京连续出现黄色雾霾，是周边地区大量焚烧秸秆，加上当地气象条件不利于污染物扩散所致。但很多人当时并不相信此解释。
《凤凰周刊》记者当时曾在环保部网站上连续数日查看秸秆焚烧遥感监测日报，并向业内人士作请教，结论基本与官方解释相符，“山东、河南、安徽三地是那几天秸秆焚烧的重灾区，湖北武汉、江苏南京等地的环保部门背了黑锅。”学者研究显示，在初夏深秋季节，中国农村地 PM2.5 贡献显著，常引发区域性的大范围霾污染。在长三角地区，5、6 月间和9、10 月间短期内大范围的秸秆燃烧，不但影响跨省市的空气质量，甚至成为跨国界的空气污染源。
河南焚烧秸秆可能引起一场湖北的灰霾天，而乌鲁木齐的一场沙尘暴完全可以影响到上海。复旦大学教授庄国顺课题组长期关注“中国大气污染物气溶胶的形成机制及其对城市空气质量的影响”，这一项目刚刚荣获 2012 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复旦大学的研究表明，除了生物质燃烧、机动车尾气，中长途传输的沙尘同样是我国沿海大城市大气污染的主要来源。2007 年 5 月，源自中国西北塔克拉玛干沙漠的一场沙尘暴被带到数千米的高空，在 13 天内绕地球走了一圈多。2010 年 3 月，来自塔克拉玛干沙漠和蒙古戈壁区域的尘沙，不仅造成北方地区严重的大范围沙尘天气，还导致上海、福建、广东等省市，甚至韩国、日本等地的大气污染加重。
城市污染进化史
中国城市当下的空气污染严重而复杂，但这种污染经历了长达三四十年的发展和进化。中国首起受迅速迈向工业化和城市化，同时也带到广泛关注的空气污染事件发生在来大量的二氧化硫和烟尘排放。此
70 年代，兰州西固地区一场致使居民眼睛受刺激流泪的空气污染，加快了中国大气污染研究的步伐。随后的研究查明了污染原因，炼油、石油化工、热电基地空气污染物排放严重，以及当时居民取暖普遍采用排放大量污染物的有烟煤。80 年代初，科研机构、大专院校以及企业联袂展开西固地区空气污染的防治研究，包括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北京大学、兰州大学、兰州炼油厂等单位均有参与合作。参与的研究者接受媒体采访时曾称，“首次感觉到深入研究大气污染及优化控制的紧迫性。”
正是从 80 年代开始，赖以评价污染物是否超标，控制和改善空气的科学基础——中国的环境空气质量标准开始出台并历经修改。1982 年，我国制定并发布了首个环境空气质量标准《大气环境质量标准》。1996 年进行第一次修订，并更名为《环境空气质量标准》。2000 年在该标准的基础上略有修改，降低了部分污染物指标的达标值。2012 年，新的《环境空气质量标准》引入 PM2.5 指标，则是距标准破冰后 30 年内的第三次修订。
自 1991 年起，环保部门开始发布每年一度的《中国环境状况公报》，这也成为观察中国大气污染状况官方判断的权威资料。翻开最早的公报大气篇章，首句话是，“1991 年，全国城市大气污染仍呈煤烟型污染，冬春季重于夏秋季，北方城市重于南方城市，大中城市重于小城镇。”这也是之后十余年可以持续延用的写照。借助于煤炭的大量消费，中国迅速迈向工业化和城市化，同时也带来大量的二氧化硫和烟尘排放。此后 20 年间，这些排放物对应的若干项指标——二氧化硫、烟尘中的总悬浮颗粒物 TSP，以及可吸入颗粒物 PM10，成为《环境空气质量标准》中各城市环保部门追踪的对象。
1991 年，城市大气中 TSP 日均值高的可达 1433 微克/立方米，北方城市日均为 429 微克/立方米，均处于严重超标状态。TSP 污染严重的城市有延安、宝鸡、济南等地。城市大气中二氧化硫日均值高的可达 351 微克/立方米，超出现行标准 2 倍。二氧化硫污染严重的城市有重庆、贵阳、太原、乌鲁木齐、青岛、长沙和石家庄等。1991 年，酸雨仍限于局部地区，但出现酸雨的城市越来越多，长沙、南充、宜宾、重庆和衡阳等地的酸雨出现频率超过 75%。此后 10 年间，空气质量整体恶化。2000 年的环境状况公报只是对恶化的速度放缓抱以乐观，“中国城市空气质量恶化的趋势有所减缓，部分城市空气质量有所改善，但整体污染水平仍较严重。”从 1991 年到 2000 年，酸雨区的面积已经由当年的“局部地区”扩展至约占国土面积的 30%，部分地区二氧化硫污染极其严重。而在大多数城市，TSP 和 PM10 依旧是影响城市空气质量的主要污染物。值得欣喜的是，2000 年，42 个重点城市通过央视等新闻媒体开始发布空气质量日报，公众了解空气质量的途径得以打通；同年《大气污染防治法》也开始正式实施，此后空气污染防治有了明确、严格的规定。
步入新世纪以后，空气质量标准中的二氧化硫等传统污染物得到有效控制，每年一度的中国环境公报也没有了 TSP 的身影。但此时，各城市的空气污染不再是单纯的煤烟型污染类型，越来越多的大城市陷入煤烟与汽车尾气并重的复合型污染困境，治理难度也远超从前。包括北京、上海、广州等地，各地依旧陷入在空气质量标准中与 PM10 为主的污染物的缠斗中。虽然 PM2.5 此时尚未提上议程，但对于急速膨胀的大城市，针对 PM10 的治理已是步履蹒跚。
以旧有标准中的二氧化硫、TSP、PM10 指标看，1999 年到 2009 年间，全国范围内的空气质量的确有所改善。1999 年，340 个监测城市中约 40% 的空气质量达不到三级标准。到 2009 年，612 个监测城市中空气质量劣三级的城市基本被消灭。在这 11 年间，空气质量达到一级和二级的城市比例稳步上升，从 1999 年的 33% 上升到 2009 年的 82%。然而，总体趋势掩盖了城市之间的差别。从 1999 年到 2009 年，空气质量出现改善主要是经济发展和人口增长速度较低的中小城市。总体上，大城市的空气污染比中小城市严重得多。
大城市已成污染重灾区
在污染成分愈发复杂而污染物衡量指标依然陈旧的状况下，大城市的污染严重程度显然被低估。汽车尾气是大城市空气污染环节中重要的一项。由于包含氮氧化物、一氧化碳、碳氢化合物和可吸入颗粒物等污染物，机动车尾气会导致严重的空气污染。2008 年，中国机动车尾气排放的氮氧化物约为 552 万吨，占氮氧化物排放量的 34%，可吸入颗粒物排放量为 57 万吨，占总排放总量的 6.4%。这是环境学者 10 年前完全难以预料到的。
在汽车保有量较大的北上广等大城市，机动车的污染近年愈发严重，这可能一定程度上抵消了上述地区工业减排等措施对空气质量做出的改善。2011 年，胡敏曾告知《凤凰周刊》记者，根据他们团队的研究，北京市 PM2.5 近年来一个明显的趋势是，汽车尾气在北京市 PM2.5 来源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高，大约已经占到1/6 的比例。王跃思等人的研究表明，机动车在重污染时期已经成为北京市 PM2.5 的最大来源，约占1/4。在遭遇大雾天气引发交通拥堵导致汽车低速行驶时，北京城市的机动车污染排放可增加 5 至 10 倍，造成 PM 2.5 浓度的急剧上升。
从 PM2.5 等新的空气质量指标看，大城市的空气污染也表现出加剧的趋势。2012 年官方发布的《环境空气质量标准编制说明》反映了这一点。说明中提到，“以煤炭为主的能源消耗大幅攀升，机动车保有量急剧增加，经济发达地区氮氧化物和挥发性有机物（简称 VOCs,有上万种类）排放量显著增长，京津冀、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等区域 PM2.5 和臭氧污染加重，灰霾现象频繁发生。”
灰霾天气是反映 PM2.5 污染状况的典型指标，胡敏曾在 2011 年透露，从他们在国内开展研究的几个城市来看，北京、广州、深圳等地现在都呈现出一个不好的趋势，灰霾天气所占比例越来越高。北京的空气质量变化可能就是世界卫生组织推荐以年平均浓度来衡量空气污染危害，即使中国 PM10 年均浓度最低的省会城市海口，其空气质量也达不到世界卫生组织的健康要求。
大城市空气污染近年变化的范例。从旧的空气质量标准看，北京过去 10 年的空气污染状况有改善，比如 PM10 浓度年均值从超过 170 降至 120 微克/立方米，二氧化硫等污染物浓度大幅消减。但从空气质量标准新增的 PM2.5 和臭氧指标来看，北京过去数年的空气质量很可能是在恶化。
王跃思团队的监测结果则显示，过去的十年中，受益于道路扬尘、建筑扬尘的减少和燃煤排放的控制，北京的 PM 10 浓度虽然每年有略微下降，但 PM2.5 浓度基本没有好转甚至某些年份还有增加。考虑到 PM2.5 能进入人体的呼吸系统和心血管系统，相比 PM10 等污染物，它对人体的健康危害更严重，北京的空气污染对健康的威胁可能实际上已经变得比以前还要严重。
从空气污染的年均值看，大城市空气污染的长期伤害则更加令人不安。2013 年年初雾霾天，北京市原环保局长杜少中在微博上感言，“北京空气质量按年算从未达过标，按天算时好时坏已成定论。”这点出另一个严峻的事实，由于人群在空气污染下分短期暴露和长期暴露状态，对于 PM10 的浓度水平规定分为日平均浓度和年平均浓度，而长期危害更值得警惕，对后者的要求也更严格，因此世界卫生组织推荐以年平均浓度来衡量空气污染危害。但如前所述，即使中国 PM10 年均浓度最低的省会城市海口，其空气质量也达不到世界卫生组织的健康要求。
“官方评估”漏掉了什么
官方公布的“空气质量评估”亦是长期饱受争议的话题。数据是评估的基础，空气质量监测数据也是评估一地空气污染状况的基本科学依据。但不同的分析方式，却可能导致在面对一地的空气质量时，出现大相径庭的解读。
2013 年前常见诸各地环保部门表述中的“蓝天指数”，即是公众眼里“看不懂的官方评估”代表。从 2009 年到 2010 年，北京市民卢为薇和范涛历时一年拍摄了《北京蓝天视觉日记》，在她们拍摄的 365 张照片中，北京只有 180 天的天空呈现蓝色，而官方公布的 2009 年全年“蓝天”数量是 285 天。民间的统计结果比之少了 105 个蓝天。
这种巨大的差距，是由于环保部门统计的“蓝天”，指的是空气质量在二级以上的天数，是每天对二
氧化硫、二氧化氮、PM10 等多项污染物监测后的空气质量达标天。这时的“蓝天指数”，是官方每年公布的空气质量指标，也是环保部考核各省市空气质量任务完成的依据。由于灰霾天的主要指标 PM2.5 当时尚未列入日常监测范围，的确可能出现，公众眼中的灰霾天越发频繁，而官方表述中的“蓝天”数也在增多的情况。
2013 年以后，随着空气质量新标准的出台，空气质量评估方式迎来久违的进步。环保部考核各省市空气质量时，新标准不再提“一级天”、“二级天”、“蓝天数”等不够科学的说法，而直接以污染物的年均浓度比较，“蓝天指数”的时代宣告终结。目前，74 个城市的民众已经可以查询包括 PM2.5 在内的各项污染物实时数据，了解城市里各监测点实时的具体污染状况，而非像以前只能查看孤零零的每日城市污染平均值“空气污染指数”。
但短期内空气质量无法得到较大改善，官方空气质量评估低估空气污染严重程度的问题依旧存在。中国人民大学环境学院教授宋国君告诉《凤凰周刊》记者，虽然新的环境空气质量标准令人振奋，但现在依旧没有规定监测数据的处理方法，而环保部门此前的处理方法存在严重问题。比如，虽然各监测点的数据要更有意义，但环保部门热衷于计算各监测点污染物浓度的算术平均值，作为业绩指标的污染物“日均值”也会掩盖部分时段的超标现象。
“现行官方的空气质量评估模式存在高估空气质量水平的现象。”宋国君说，他们团队曾在东北一座工业城市做过相关调查。结果显示，如果严格按照环境空气质量标准的定义计算，2011 年该市空气质量在二级及以上天数只有 235 天，全年有 130 天空气质量不达标。这与他们所做问卷调查结果里，居民对空气质量的满意度低，两者相一致。但按照该市环境质量报告书的结果，空气质量达标的天数要足足多出 80 到 160 天。
“因为缺少相关的规范，现在的城市环境质量报告书没有严格按照空气质量标准定义或计算。”宋国君说，一个城市有很多的空气质量监测点，所有城市都是把各个监测点的值平均之后再跟标准比。由于计算平均值时会把峰值削掉，所以官方最终结果实际上高估了空气质量水平，实际的二级天数根本没有报告书所
说的那么多。
相比污染物指标 PM2.5、PM10 的达标限定值与国外的差距，中国环保部门对达标与否的判定方式才是真
正的问题所在。按照美国的空气质量管理目标，美国环保署清晰界定达标区和超标区的标准，且要求超标地区提交改进方案并加以实施。美国的达标数据处理规定，对于某种污染物，当且仅当所有时间尺度下的浓度均达到标准，才可判定该污染物达标；判定某一日的空气质量是否达标，当且仅当该区域内所有监测站点所有污染物 24 小时平均、8 小时平均、3 小时平均和 1 小时平均都达标；且以上标准都是针对单个监测站，一个区域内任何监测站任何污染物浓度超标，这个区域即划入超标区。
“中国空气污染物指标在平均计算完以后，还会再超标，可见要求跟国外比实际上是非常低的，”宋国君解释说，“环保部门平均计算的做法显然缺乏依据。但实际上如果不平均，北京有那么多监测点，任何监测点任何检测物超标，北京的空气质量每天都可能没法达标。环保部门做出来的报表也不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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