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全国高校毕业生达到创纪录的 699 万人，就业压力之大超越了以往任何年份。与 985、211 和具有研究生学位授予的本科院校相比，占全国高校总量 80% 的二、三本院校及职高等普通院校的毕业生们，成为受“最难就业季”影响冲击最大的群体。
(应采访对象要求，本文中杨光、徐航、罗天龙均为化名。)
根据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全国高校毕业生达到创纪录的 699 万人，就业压力之大超越了以往任何年份。与 985、211 和具有研究生学位授予的本科院校相比，占全国高校总量 80% 的二、三本院校及职高等普通院校的毕业生们，成为受“最难就业季”影响冲击最大的群体。
十一黄金周刚刚结束，记者就来到教育重镇武汉采访。记者选择了一家在三本院校中连续几年招生分数最高、声源靠前的某高校独立学院，以该校 2013 计算机专业毕业班的就业情况为采访样本，探寻普通院校 IT 专业毕业生的就业迷局。
411 寝室的就业故事
杨光的盲目
“再见，411；再见，武汉……”
9 月 2 日，杨光在他的微博上写下这句话后，就登上了南下广州的火车，开始了自己新的一段旅程：去位于广州的某科技公司实习。这个来自江西九江的男生，今年毕业于位于武汉的一所三本高校的计算机专业，他所在的 411 寝室的另外三名室友早在 7 月份就各奔东西：罗天龙通过考研成功进入南京邮电大学；徐航去昆明找到了工作，不过还处于试用阶段，拿着公司的薪水在学习思考认证；最好的要数已经在上海工作的王雄，凭借自己的兴趣爱好和老师的指引进入某移动互联网创业公司做 ios 软件开发。
杨光还没有找到一份自己心仪的工作，这次南下也是他几经考虑的决定：广州和惠州的两家公司都给他发了复试通知，还有一家公司给他下了 offer，虽然工资只有 2500 元一个月但却包食宿，他想先去看看再决定。
毕竟，他已经在这个毕业季熬尽了自己的耐性和积蓄。实际上，更多的“杨光们”正奔波在各个招聘会的现场、穿梭在不同企业的面试笔试场。与相对容易就业的一线高校相比，占中国高校总量 80% 的二、三本院校及高职的“杨光们”，在这场就业季中更值得关注。
“几乎所有知名不知名与专业相关的企业我都投了简历，但大部分都石沉大海，如今这份工作也不算是正式的。”从 2012 年招聘季开始，杨光就整天为了找工作奔波忙碌着，谈及自己这一年的求职经历，他不禁摇头苦笑感叹太难太苦：理想与现实有着不可逾越的横沟。
去年 9 月，杨光开始穿梭在武汉各大高校的企业宣讲会。心气颇高的他希望能够去一线的诸如百度、腾讯这样的互联网企业，但在投了一圈简历却杳无音讯的时候，他开始着眼武汉本地的一些科技企业甚至是一些创业公司，“只有少数的企业会发面试通知给我，甚至有不少是类似销售和一线工人的职位。”杨光觉得很受侮辱，有一次他直接去了武汉某个科技企业的笔试现场，想先拿到一个机会也好，结果工作人员在翻了他的简历以后直接对他说，“不好意思，我们不要三本的学生。”最后连笔试的试卷都没有发给他。
2013 春节之后，不甘心的杨光开始在网络上搜寻工作机会，中国电信、中国人寿、湖北移动等的招聘，他都集中投了简历，结果无一例外都石沉大海。之后他还报名参加了“国家公务员考试”。据他回忆，那段时间周围同学找工作已经进入白热化状态，看其他人在考，自己又不想浪费时间，盲目之后的结果可想而知。
先培训后就业的徐航
寝室里年纪最大的徐航并不赞同杨光的做法，“虽然他很积极，但他没有自知之明，就我们学校教的那点东西，能有多大竞争力？”
徐航参加过三次高考，可成绩还是不理想，最终还是进入这所三本院校。和杨光相比，他显得消极而现实。关于找工作，家里人并没有给他多大的压力，毕业之前妈妈曾经给他打过一个长长的电话，“家里现在也不需要你养活，找不到合适的工作也不要强求。”
基于这样的考虑，徐航决定先参加一些培训，多学点东西再去找工作。在毕业前大家都忙着找工作的几个月里，他则一直在北京培训，他自费花了 1 万多元报名学习思科认证体系中最顶级的证书 CCIE，选择的路由交换方向，在毕业之前，他已经通过了考试并拿到了证书。
由于父母都在云南工作和定居，他也未来工作的地点选在云南。“三年的复习高考和四年的大学生涯，我离开父母的时间太久了，希望工作以后能够多陪陪他们。”而他应聘上目前就职这家云南做网络安全方向的科技公司的技术支持的职位也没有费太多波折：试用期 3 个月，工资 2000 元，转正以后 2800 元。
不过，在记者看来他现在还不算是真正的有收入，而且转正以后的收入也不高。因为公司对他在试用期的要求是：在两个月内拿到思科认证的初级和中级证书，第三个月开始才熟悉公司内的产品能够做一些简单的调试。而要拿到思科认证的两个证书光费用就需要 6000 元，刚好耗尽他试用期 3 个月的所有收入。如果之后顺利转正，每月 2800 元在云南也仅够基本生活。徐航也给记者算了一笔账：早餐 6 元，午餐和晚餐 13-15 元/顿，4 元路费。“和父母住在一起省了房租钱，但每天的花费要控制在 30 元以内，不敢打电话跟不敢多花钱。”
对此，徐航只有自我安慰，“总比找不到工作强吧，我就当是公司免费给我培训了。”
不过，他也很羡慕班里找到相对较好工作的同学，“有一个同学留在武汉的一家公司做数据库方面的工作，月薪 3000，公司还给电脑补贴。还有去上海和广州的，月薪 3500 还包住。……”
“我们专业的很多同学都是参加各种培训以后才找到工作的。”徐浩觉得自己这四年的大学基本是浪费时间和钱。“四年大学读下来花费近 10 万，而学完这些认证培训也只要 4 万，最终都是就业，选择读大学也许是一个错误的决定。”
王雄的第一桶金
除去已经读研的罗天龙，在 411 宿舍找工作的三人中，王雄是“混”得最好的。如今他已经在上海某创业公司工作了两个多月。
尽管学习的是计算机专业，但王雄的兴趣更偏向软件开发，尤其是现在较为火热的移动互联网开发。大三上学期，王雄和班里的不少同学都报名参加了武汉某培训机构的 ios、Android 培训。王雄选择的是 ios，在经过一个多月的学习以后，凭借培训老师的推荐，他去深圳接手了一个深圳平安保险的 APP 外包项目，在接近两个月的时间做软件开发，挣得了他毕业的第一笔收入：7000 元。“除开培训的 6500 元钱，我还赚了 500，相当于这个培训是免费的。”
王雄的第一桶金让他在求职路上自信不少。之后的一段时间里，他就开始正式在武汉投了不少软件开发方向的简历，但知名企业的简历一个都没投，王雄认为这是自己有自知之明，“我们这样三本的简历，拿出去只会让人鄙视，像杨光那样，我脸皮薄，耗不起。”
王雄是孝感人，理所当然想留在武汉，因为离家比较近。可面试了好几家公司都不顺利以后，他又把目光延伸到移动开发比较火热的北京和上海。
不过，最终通过面试留下王雄的这家公司，还是王雄的培训老师推荐的。目前王雄在这家不到 10 人的创业公司做软件开发，试用期的收入还不错，转正以后也有近 5000 元。尽管在上海生活成本并不低，但节省的王雄每月除去租房吃饭的生活成本还能攒下 1000 元钱。
他最大的愿望是能够让自己稳定下来。“公司现在处于融资阶段，融资以后保不齐随时会把我替换掉去招更好的程序员，我只有不断充实自己，丰富经验，才能保证自己不被替换和淘汰。”此外，王雄还想利用业务时间自学 Android 或者是 WP 平台的软件开发。
独立院校与敏感的“就业率”
“像我们这种从普通院校毕业的学生，更多的是在夹缝中生存。”杨光在接受采访时对本报记者感叹。
杨光的母校是一所三本独立学院，是国家教育部批准设立的全日制本科层次高校，开设 36 个本科专业，涵盖信息、机电、土木、经管、文法、艺术等六类学科中，在校生规模 1.3 万人。
独立院校，也被称为“二级独立学院”，是民办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由实施本科以上学历教育的普通高等学校与国家机构以外的社会组织或者个人合作，教育部负责审批，利用非国家财政性经费举办。独立学院有独立的校园和基本办学设施，实施相对独立的教学组织和管理，具有独立法人资格。
我国独立学院产生于 1999 年，以浙江大学与杭州市联合创办浙江大学城市学院为标志。独立学院的概念被正式确立，始于 2003 年的教育部 8 号文件，文件颁布后，独立学院在国家政策支持下向自主办学机构过渡。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全国已经有 300 多所独立学院。
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上海教育科学研究院原院长胡瑞文牵头进行的一项国家级课题“大众化阶段的毕业生供求状况与高等教育转型发展”显示，目前中国“985”与“211”大学有 100 所左右，仅占高校总数的4%。其他具有硕士博士学位授予权的老本科院校近 400 所，占高校总数的 16%。有 600 多所举办历史不长的新建本科院校，占高校总数的 26%。其他 1200 多所为高职高专院校，占高校总数的 54%。
也就是说，杨光们才是应届高校毕业生这座金字塔的塔基，他们人数庞大、面目模糊却真实影响着高校“就业率”的波动。
杨光所在的专业有 67 名同学，截至 6 月底的统计，考上研究生的有 10 人，在上海、江浙地区工作的有 10 人，留在武汉本地的有 20 多人，深圳的有 10 多人，剩下的分散在全国各地，有些家里人条件不错的托父母找了关系进了好的企业，还有些因为考研失利又不甘心找凑合的工作准备继续再考一年。
“就业率统计这个东西，其实根本代表不了什么。”湖北省某三本高校负责就业工作统计的高姓老师对本报记者表示，“尽管学校不会将就业率作为考核的硬性指标，但同类学校之间会比，同一学校不同院系之间也会比。”
据高老师介绍，她所在学校的就业率必须在每年 6 月 30 日以内完成。正是在这种背景之下，“被就业”和帮助学生签署假的就业协议也成为她整个毕业季的一项常规工作。“现在除了就业协议，还有一种证明学生找到工作的是就业证明，也就是对于那些不愿意开具就业证明的公司，学生也可以要求公司开一张盖有公章的就业证明，便于学校去统计就业率。”
杨光对此做法也很无所谓，“已经麻木了，我只关心我是否会找到工作，学校怎么统计就业率和我是否‘被就业’都已经没有意义。”
据高老师介绍，实际上在欧美一些国家的就业率统计方法是，在这些毕业生毕业后半年再做统计，往往那时就业率要比前者至少提升 30%。“其实毕业生出去学校以后最终都会找到工作，可现实情况是我们被就业率绑架，也绑架了就业率。”
苏荣强：丽江古城找不到属于他的花香
对苏荣强他们来说，这个名闻中外的丽江古城的秋天格外寒冷——他所在系的 300 多位同学，仍在苦苦等待传说中的下月底的一场冬季招聘会。
9 月初，记者来到丽江古城采访了苏荣强，当时他的说法是没有一个同学能成功实习。1 个月后的 10 月下旬，他在短信中对记者的回复是仍然没有，只好无奈把希望放在 2013 年的第一场招聘会上。
苏荣强是云南大学旅游文化学院(下称云大旅院)信息科学与技术系(下称信科系)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大四学生。云大旅院是一所三本院校，办学 11 年，在校生规模超过一万余人，正式跨入万人大学的行列。
云大旅院离丽江古城不远，打车三十来元就到，公交车也很方便快捷。这是这所大学的幸运，也是苏荣强他们的不幸——作为全球知名的旅游城市，云大旅院重点专业是和旅游、艺术、英语相关的专业，信科系自 2002 年招生以来，12 年四届学生毕业人数只有区区 200 多人，在云大旅院属于“被遗忘的弃儿”。而苏荣强所在的信息管理专业，是在 2009 年才开始招生，他们甚至无法从学长那里得到一些“毕业经验”。
在苏荣强看来，实际上这个“弃儿”很坚强：2011 年，信科系 3 名男生组队在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大赛上一路高歌猛进，最终斩获国家二等奖，是云南省独立学院中唯一获国家奖项的学校——这个荣誉制被作成横幅和招牌，直到今天仍被高高挂在信科系的教学楼上。
对苏荣强本人来说，他还独立建设了一个供本校学生进行交易、社交的网站。正是因为他临近毕业在网上转让这个网站，记者才得以联系上他。而在过去几年间，他还为几家丽江客栈建设了推广页面——事实上，在丽江上万家大大小小的网上推广客栈中，有不少就是他和他的同学们参与建设的。
但是，在这个旅游城市，这并不能代表能为他们带来一个合适的就业甚至实习岗位。“都觉得我们只能做程序员什么的，连好多同学都这样觉得，在丽江这种需求很少。”
苏荣强的同学中，唯一不担心工作的是胖胖的杨定鹏，他参加了云南省团委、云南移动和多所高校共建的“动感地带-MM 创业就业基地”，因为在其中表现出色，实习期间就每月能拿到千多元的工资，他已被承办云大旅院该项目的一个 IT 企业邀请去上班。而记者在见到杨定鹏之前，他还在独立制作一个坦克战争类的 APP，“对下载量不抱多大希望，就当练手了。”杨定鹏说。
“实在找不到合适的工作，我就明年回福建老家考公务员去。”苏荣强说，只是他也知道，这条路，比他找到一个合适的 IT 工作岗位更艰辛。
去二、三本高校招聘的科技企业
去百度、去阿里、去腾讯，与一线高校毕业生的就业光环相比，占中国高校总量 80% 的二本、三本高校 IT 专业毕业生的流向才具有最真实的代表性。而与百度、阿里、腾讯这样的知名 IT 企业比起来，数量庞大的中小型的科技企业、传统企业里的 IT 岗位对应届毕业生有着更为庞大的需求，甚至有一些企业愿意专门扎根在三线高校招聘。
10 月 8 日，记者在武汉某独立学院的光通信专业实习宣讲会上采访了刚刚进行完招聘宣讲的武汉华工正源光子技术有限公司 HR 王经理。“今年我们公司有 40 个青苗的培训计划，而这个计划就专门针对应届毕业生和硕士生。”王经理告诉记者，他每年都会去全国各大高校进行宣讲，但从最终留在公司的人才来看，二本、三本等普通院校的 IT 专业毕业生能够更踏实和脚踏实地，对企业的忠诚度比较高，愿意从一线最基础的岗位做起。“名校学生的期望值很高，可最终到企业来也有一些问题，比如他们眼高手低，名不副实，而且跳槽率很高，很有可能公司辛苦培养半年一年他们有更好的机会就跳槽了。”据王经理介绍，他们公司更愿意通过这种与三线高校 IT 相关专业打通，招聘实习生的方式来选拔公司的“青苗”人才进行培训。
不过，记者也注意到，像武汉华工正源光子技术有限公司这样的实习招聘，更多是一些生产线上的基础岗位，而且也不会让 IT 相关专业的毕业生直接到技术岗位上，通常还要经过一段时间的培训和选拔。
据该学校计算机系负责学生工作的李老师介绍，这是该专业今年第二场企业进校的实习宣讲。“和学校其他专业相比，我们计算机系的就业率是数一数二的，尤其是武汉光谷的一些科技公司，最近几年来我们学校招聘的也比较多，也许你们会觉得并非一些知名企业，无论是公司规模，知名度还是薪酬都比不上国内一线的 IT 公司和国企，但却非常适合我们这类高校的学生就业。”
有数据显示，到 2020 年，中国高等教育在校生数将超过 4100 万人。尽管高等教育的快速发展能够让更多人有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但同样带来的挑战不能无视：大学毕业生找到合适的理想的岗位将很困难。
研究显示，未来十年，中国大学本专科毕业生增量总计 9400 万人，只有一半毕业生能到“白领”岗位就业，剩下一半要到“蓝领”和“灰领”岗位。而对于 IT 相关专业的毕业生而言，如果动手能力赶不上，那么毕业就一定会先从基础的“蓝领”岗位开始做起，只是，现在还有很多普通高校的毕业生意识不到这一点，无法面对这个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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