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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都记者舒朗
对于中国人来说，10 月 1 日是国庆节，也是长假的开始。对于美国人来说，这一天是政府再次关门的日子，因为预算法案没有通过，80 万政府雇员被迫休假。在所有关门的联邦机构里，美国航空航天局（以下简称 NASA）受影响最大，97% 的员工都休假了。
“十一”期间，在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完成了天文学博士后研究的中国学者谢基伟为回国做着准备，他计划任职母校南京大学。此前，他刚刚收到了一封引发轩然大波的邮件——NASA 拒绝他参加将于 11 月 4 日举行的第二届开普勒科学大会，原因是大会在位于美国加州的 NASA 艾姆斯研究中心举行，而“NASA 的场所禁止中国人进入”。
可以仰望星空，不能实地开会
开普勒太空望远镜项目由 NASA 设计，旨在寻找类似地球的行星，在开普勒望远镜 2009 年被送入太空的时候，NASA 艾姆斯研究中心的科学家说——我们要寻找外星人的家。开普勒观测到的数据向全球研究者公开，吸引了成千上万的科学家和天文爱好者。
但 4 年后，NASA 艾姆斯研究中心的科学家却给申请参加开普勒科学大会的中国学者发去了拒绝邮件。
谢基伟收到的这封邮件的发信人是此次大会组委会联席主席、NASA 开普勒项目专家马克·梅瑟史密斯，信中写到：“很抱歉我们不能受理你的报名申请。我们将在会议结束后，在网站上发布会议内容的所有资料……”
另一位正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读博士的中国学者邓熙浩也收到了这封邮件，他向对方询问了原因。“不幸的是……联邦法律禁止我们邀请任何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来 NASA 开会。国会最近因安全问题采取行动，因此那些已经在美国其他科研机构工作的中国籍人士也受到同样的限制。我将删除你们提交的报名材料并终止报名程序。谢谢你们对开普勒项目的关注，我希望这样的规定不会影响到今后的其他会议。”在回信中，马克·梅瑟史密斯写道。
谢基伟本来对会议充满期待。他向南都记者介绍，开普勒项目是天文学界一个热门大项目，本次会议吸引了国际上众多著名科学家，将探讨行星科学的前沿话题。这封拒绝信让他感到有些不可思议，“之前的学术会议从没遇到这样的问题”。
看完邮件，谢基伟马上联系了同样报名参会的好朋友王吉，果然，王吉也被拒绝了。而在两人看来，科学应该是无国界的，这种事情难以接受。
美国天文学家发起抵制
王吉是中国科技大学天文与应用物理系 2002 级的学生，去年在美国佛罗里达大学获得博士学位，目前在耶鲁大学天文系做博士后研究。今年年初的第 221 届美国天文学年会上，王吉所在的耶鲁大学、牛津大学“行星猎人”项目组宣布发现了 15 颗可能宜居的巨行星，而他是相关论文的第一作者。
王吉本来应该和团队一起在大会上向同行们报告他们的研究成果，但最后却因为国籍问题被拒了。得知此事，王吉的导师、耶鲁大学天文学教授黛博拉·费舍尔立刻向组委会发邮件询问原因，被告知 NASA 禁止一些特定国家的公民进入其设施，而她也是第一次得知 NASA 这一规定。
“王吉被拒绝参会，我的第一反应是这不是针对他个人的，而是国家安全法规造成的意想不到的后果。”费舍尔教授告诉南都记者。
费舍尔强调她认为这不是出于“种族歧视”，而是安全法案下的“误伤”，她说自己身边很多科学家也同意这一观点。“总会有一些禁区，我相信我在中国应该也不是任何地方都能随意进出。”费舍尔说。
在费舍尔看来，王吉是一个有天分的学者，一直致力于开普勒数据的分析和研究。“他就像我们的亲兄弟一样，如果他不能参加，我的团队所有成员都不会参与本次会议。”在得知王吉被拒绝的原因之后，费舍尔立刻取消了自己的参会计划，之后，整个团队的成员都加入了抵制行列。
她还在社交网站 Facebook 上发表了一篇帖子，叙述了王吉的遭遇，并宣布自己抵制会议的决定，立刻得到了不少同行学者的响应。
“可耻和不道德”的禁令
加州伯克利大学的天文学教授格夫·马尔西在响应者中显得言辞激烈。据《卫报》报道，他在给会议组织者的邮件中称这项禁令“完全是可耻和不道德的”。马尔西是发现太阳系外行星最多的天文学家，近年来被认为是诺贝尔奖的热门人选，而他明确表示，“出于我的良知，我不能参加这种歧视性的会议，本次会议主要讨论位于数万亿英里外的行星，毫不涉及所谓国家安全。”
英国牛津大学天文学家克里斯·林陶特呼吁彻底抵制这次会议直到问题完全解决，他说：“将政治因素强加于科学，我感到震惊且不安，科学本应面向所有人，因国籍问题限制科研者参加会议，这违背了多年的实践原则，好像又回到冷战时期。”
开普勒大会科学委员会联席主席艾伦·博斯明确支持科学家们的抗议行动，他在发给南都记者的声明中提到，开普勒大会鼓励科学家们自由、公开地交流科研成果，这一基于国籍的排除性法规给开放性的科学研究带来了负面影响。“公众应该坚定地表达意见，促使当局放松那些‘不必要’的禁令。”
随着众多知名天文学家加入，网络上一度传出本次会议将因抵制而无法顺利进行的消息。对此，费舍尔教授称：“问题不在于这次大会是否能够顺利举行，关键问题是，那些在美国拥有合法签证的学者被禁止参与学术会议，这个现象应引起关注。我认为我们应该团结起来，共同抵制这项规定，防止这种趋势扩大化或者持续下去。”
受影响的不止中国学者
NASA 方面表示有 6 位中国学者申请参会遭到拒绝，而实际上受到影响的不止 6 位。正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读博士的黄煦也申请了参会，但她不小心从美国公民申请通道提交了申请。美国公民申请截止日期比外国公民晚一个月，所以她没有收到拒绝信。
听说中国公民被拒参会消息之后，黄煦立即找组委会了解情况并更正申请，并说明法律原文是针对“官方来访者”，而非个人研究者。但是由于政府关门，NASA 的官方网站至今关闭，她一直没有收到答复。
黄煦的研究领域是用凌日法探测地外行星，这和开普勒太空望远镜的工作原理相似，因此开普勒数据是她研究的重要数据来源，她在读博期间发表的几篇论文都和开普勒有关。
“如果这件事在 11 月之前不能得到解决，这次会议会受到全球天文学界很多人士的抵制，很多知名教授可能会缺席。我们可能也会在会议期间远程联系某些与会者，通过 skype（网络电话）告知其他参与者我们无法参会的原因。”她告诉南都记者自己的计划。
无法出席自己领域内最重要的学术会议，黄煦认为这对她的影响远没有对整个天文研究领域造成的损失大。
开普勒望远镜的第二个反作用飞轮于今年夏天失灵，鉴于高昂的维修成本和较大的技术难度，NASA 决定放弃维修。它已经不能再像以前那样正常工作，但是科学家们仍希望它能通过更换一些研究目标继续服役。今年 8 月，NASA 开普勒太空望远镜团队发布公告，向科学界征求“开普勒”在目前状态下仍然可以进行的有价值的科学任务方案。工程师将尝试利用现存的两个飞轮和剩余的燃料为开展其他类型的科学任务做准备。本次开普勒大会，也将涉及到这方面的议题。
“对我个人而言，只是失去了一次汇报研究成果的机会，以后可以逐渐弥补；但是这次会议本来会讨论开普勒将来的应用，如果众多研究人员缺席，很难想象讨论会得到一个满意的结论，那么后续的项目将滞后许久。”黄煦认为。
掌握着 NASA 命脉的议员
收到大会组委会邮件后几天，谢基伟又收到了大会科学委员会的邮件，解释了拒绝中国籍学者参会的原因。“今年 3 月底，为了响应联邦法律，NASA 出台了暂行措施，禁止特定国家的人士访问 NASA 下辖的所有场地和设施。中国就是这些受限制的国家之一。”而本次会议的召开地点，就是在 NASA 的艾姆斯研究中心。
到底是一条什么样的法律让 NASA，让会议组织者做出了限制中国学者的决定呢？南都记者找到了这条编号为 113-6 的法律，也就是美国第 113 届国会第 6 号法律，《2013 财年综合继续拨款法案》。
这个法案的附加条款曾引发巨大争议，因为明令禁止美国商务部、司法部、NASA 和国家科学基金会购买中国信息技术设备，华为、中兴、联想等中国企业“躺着中枪”。
“美国商务部、司法部、美国宇航局和国家科学基金会不得利用任何拨款采购由中国政府拥有、管理或资助的一个或多个机构生产、制造或组装的信息技术设备，除非上述机构负责人与联邦调查局或其他适当机构进行会商，对网络间谍或蓄意破坏风险进行评估后，认定这一采购符合美国国家利益。”
——这个影响巨大，而很少有人注意到第 535 条也提到了中国：NASA 获得的拨款资金不得用于与中国政府和国企进行任何形式的双边合作，不得用于在其所拥有的任何设施中接待中国官方访问者。
两个条款的发起者都是美国众议院拨款委员会委员弗兰克·沃尔夫，之所以条款限制的是商务部、司法部、NASA、科学基金会等，是因为拨款委员会下设十几个小组，而沃尔夫就是商业、司法和科学小组委员会的主席。他掌握着拨款，也就掌握着 NASA 的命脉。
实际上这个针对“中国官方访问者”的禁止条款 2011 年就被列入了当时的拨款法案，此后一直保留，但并未对国际学术会议等产生影响，只是派驻美国的新华社记者抱怨多次申请都不能进入 NASA 采访，他们被视为中国官方访问者。真正导致此次 NASA 将普通中国学者拒之门外的，是今年 3 月的姜波事件（见《一台笔记本引发禁令》一文）。
议员与 NASA 推诿责任
面对科学家们的抵制和舆论的质疑，事情开始发生变化，法案的倡导者沃尔夫暗示责任在于 NASA 局长博尔顿，而博尔顿随后将责任推给了“中层管理人员”。
10 月 8 日，美国众议院网站沃尔夫个人官方网页上发布了一篇写给 NASA 局长查尔斯·博尔顿的信，信中称相关法律“主要限制与中国政府或中国公司举行双边的会议、活动，而非多边会议、活动，该法不限制涉及中国公民个人的活动，除非这些人担任中国政府的官方代表”。
沃尔夫强调，今年早些时候在国会的听证会上，是 NASA 局长博尔顿自己提出基于当时暴露的安全漏洞，要禁止一些国家公民到访 NASA. 而沃尔夫认为这只是行政手段，并非法律要求。
开普勒大会学术委员会联席主席艾伦·博斯向南都记者表示，沃尔夫的信将会引起 NASA 对此事的关注，对于解决问题将起到积极的作用。
果然，10 月 10 日，NASA 局长博尔登公开表示现状“令人遗憾”，但他也不认为是自己的问题，表示造成此次事件的原因是“研究中心的一些中层管理人员”在经历了前段时间来自国会对 NASA 可能遭泄密的担忧后，采取了他们认为“合适”的做法，“但他们在做出决定前，并没有征得 NASA 总部的同意”。
博尔登承诺一旦美国政府重开，NASA 将立即联系中国籍申请者，通知他们再次申请，通过相关的安全检查之后将允许中国学者与会。但是，这样的安全检查往往要耗时数周。
10 月 12 日，谢基伟收到了王吉的邮件，王吉告诉他事情发生了乐观的变化，或许又能参加开普勒大会了。此时，他已经结束了在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的博士后研究工作回到国内，即将开始在南京大学天文与空间科学学院的工作，担任助理研究员。
谢基伟认为，中国学者在国外确实受到部分限制，尤其是在天文、通信等科技领域，因其技术被认为可用于军工，这些限制就更明显。“NASA 内部有一些工作职位，也有一些基金项目，在申请的时候都会特别注明仅限美国公民申请。”
在黄煦看来，此次事件对她的影响总体不大，“毕竟和政府打交道比较少，而且领域内的大部分人都持科学无国界的想法。在看到美国政府限制中国学者的同时，也感觉到科学界的团结和舆论的力量。”黄煦说，“我内心非常感谢为这件事情奔走和呼吁的前辈学者们。”
“我不会要求 NASA 进行道歉”，谢基伟说，若再次接到参会通知，他仍然会出席这一科学盛事，同时他也不希望事件继续政治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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