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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提高产量，一种被广泛食用的主食农作物被转入了来自不同属杂草的外来基因——不是一个基因，不是两个基因，而是整整 14 条染色体都转了进来！听起来引入了很多“未知的潜在风险”对不对？不过，这场自然发生的转基因事件并非发生在当代，而是发生在大约九千年前。故事的主角，是小麦和山羊草属的几种杂草。这场跨种族爱情的后裔，如今已遍布世界。这类“大规模转基因”在传统育种里属于“远缘杂交”。， 如果“改造基因”是“错”，那么这个错可上溯自农业诞生之前，我们早已“错”了上万年。
动物也好，植物也罢，都并非为人类“量身定制”的美味。尽管人类数万年来努力驯化，它们还是时不时给我们来个“惊喜”。 苦瓜有会引发肠胃不适的凝集素，蚕豆有会导致溶血的蚕豆嘧啶葡糖苷。又名观音菜的红凤菜，含有具肝毒性的吡咯里西啶类生物碱。《诗经》中“陟坡南山，言采其蕨”的蕨菜，上世纪七十年代发现其中含有致癌物原蕨菜苷。 盐吃多了高血压，糖吃多了会肥胖，红肉吃多了结肠癌高发。如果再考虑微生物生长、重金属污染……可以说，没有一样食品能担保“绝对安全”，更难以担保“没有未知的潜在风险”。也正因如此，欧洲共同体针对转基因生物的安全性投资三亿欧元，五百多个独立研究组在二十多年里做了上百个课题，最终给出的保证也只能到“不比常规植物更危险”。同时，用世卫组织的话说，“在它们被批准的国家的普通人群中，还没有发现食用这些食物会影响人体健康。”
这或许不能满足对“永远绝对安全”的心理需要，但却确实是世卫组织（WHO）、联合国粮农组织（FAO）、欧洲食品安全局(EFSA)、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日本厚生劳动省、非洲联盟(AU)、中国农业部以及许多相关研究对市售转基因食品给出的保证。
保证再保证，许多人还是对这种新兴技术心怀疑虑。 这也是人之常情。从过去的试管婴儿，到现在的干细胞，戒备这类“扮演上帝”的生命科学技术技术，属于人的天性。转基因自然也不例外。早在四十年前，学术界就曾担忧过其潜在风险——当时转基因的对象是人人肠道内都有的大肠杆菌，转入外源病毒基因会不会把大肠杆菌变成致病菌甚至致癌菌然后扩散出去呢？研究者们自愿暂停了相关研究，聚在美国加州的阿西洛马会议中心，讨论如何把危险降到最低。
这场会议的结论是，在证明转基因的安全性之前，防护手段必不可少。首先是生物防护，也就是把转基因生物设计成在实验室外难以存活或难以留下后裔，比如让它们依赖于自然界里很罕见的养分。为了把转基因生物对生态的影响降到最低，这堵“防火墙”沿用至今，即将上市的转基因三文鱼就被设计成了不能在自然界里繁殖的三倍体雌性。其次是物理防护，于是当年的转基因研究者个个身披防护衣，进出皆消毒，直到证明转基因技术并没有增加患病风险，证据面前，理性压过了恐慌的天性，如今的转基因研究者才不再如临大敌。
对于未知风险的担忧很好理解，令人难以理解的，是将转基因当成“一盘很大的减少人口的棋”。对逐利的转基因食品供应商来说，让忠实顾客大量死亡或者断子绝孙显然不是一个可持续的商业模式。如果真存在计划无差别消灭人类的恐怖分子，在植物和动物上动手脚，显然不如制造致病微生物来得简单高效。如果有“敌对势力”希望“定向消灭某些人种”，先不说这个全球化的时代诞生了多少混血儿，也不说传说中“共济会”、“罗斯柴尔德家族”所在的美国本身就是个种族大熔炉，只说各民族间的遗传差异往往只是基因频率上有不同，而由于人体太过复杂，目前要确定一个药物的疗效还得在人身上使用后观察统计，想确定某食品能达到“定向种族灭绝”的效果？这可真不是用小白鼠或者恒河猴能实验出来的。
说到底，不论是跨物种杂交到失去生殖能力的骡子，还是辐射后不知发生什么变异的太空育种，上万年来，人类一直致力于让自己食用的动植物发生可遗传的变化。而转基因技术得到认可，就是因为它能让这种变化更迅速更可控。转基因植物一般是靠农杆菌或基因枪来定向地把已明确序列和功能的基因“加”进去。转基因动物则更多采取在显微镜下把外源基因直接注射到受精卵内。为了将改变降到最少，风险降到最低，目前采取的办法还包括尽可能减少引入与目标基因无关的序列，不再使用可能带来耐药菌风险的抗生素抗性基因，甚至不引入外源基因，纯粹只改变原有基因的表达。
相比起美国甚至欧洲，中国批准的转基因食品种类其实并不多，主要就是木瓜、大豆、玉米、油菜，还有部分抗虫水稻曾经在南方种植过。国内的一些稀奇古怪的蔬果如黑米、紫薯、黑花生、圣女果，全是实打实的非转基因植物。实际上，改变颜色是传统育种的拿手绝活，而由于目前转基因审批成本高企，研究者并不热衷开发市场不大的转基因作物，倒是“主粮”一直是开发的热门方向，比如英国约翰英纳斯中心的研究团队就在研究能自己固氮施肥的转基因谷类作物——包括玉米、小麦、大麦和水稻。
制药业早就大规模利用转基因微生物制造了许多从前难以制备的疫苗，发达国家的胰岛素更是三分之二以上来自转基因产品 ，但至今没有激起剧烈的反对声浪。原因之一可能是这方面的误传较少，其二，可能也是源于对治病良药的需求是“刚需”，当收益明显到一定程度，消费者也就不那么在乎“莫须有”的风险了。
一个真实例子是我那每天逛菜场的母亲大人，上个月她跟我说：“虽然看了很多科普，可我怎么觉得还是不太乐意买转基因呢……”
“如果是不太吸收镉的转基因大米，或者价格便宜许多的转基因三文鱼呢？”
“买！”她当机立断地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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