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李梓新,乔西
8 月,西乔就要和丈夫霍炬,带着他们的两只猫“Twitter”和“翻墙”,登上飞往加拿大渥太华的飞机,开始一段全新的留学生活。
两年前的 9 月,中国三明治登载了对西乔的访谈《西乔:我在过着很奢侈的生活》,这篇文章一直高居三明治网站单篇文章访问量的榜首,超过 10 万人次读过了它。
“经济独立并不只是看有多少钱在银行里,而是在任何时候都有能力去挣到钱”,以及“我们都觉得我们现在过着非常奢侈的生活。这种生活不在于经济物质上,而是我们真正非常自由,这是我们这一代人最奢侈的东西”这些从西乔口中说出来的理念深深地影响了很多读者。
在过去的两年里,西乔和霍炬一直在践行着这样的生活和工作理念。他们完成的最大的一个项目,是帮助纽约时报中文网设计了数据和信息架构,搭建了整个后台系统。这是西乔继几年前帮助 FT 中文网重建系统之后,再一次帮助国际媒体进入中国。
同时,西乔还在不断备考雅思和申请出国留学。今年 4 月上旬她拿到了位于渥太华的 Carleton University,Innovative Technology Management 专业的硕士 offer,一个月后她和霍炬顺利地拿到了签证。
6 月底,他们云游了一圈川云粤之后,回到上海处理家当。那辆三年前从北京开来上海的汽车也卖掉了。生活被装进了一个个纸箱,整装待发,准备去枫叶国开展新的历险。
就像她两年前说的:“我们都是可以生活在虚拟世界的人,不需要太多物理的存在就可以为生,像销售、媒体这些行业就比较依赖当地的资源和圈子,换一个城市就需要面临重新开始的很多问题。而我们无论在哪里,只要有网络,有电,就可以一样地工作生活。”
而在之前和霍炬的一次交谈中,我们说到“墙”对程序员和媒体人有多大的影响。霍炬说:“对我们做技术的人来说,墙的存在就像你在写字的时候旁边有一个人用棍子不断捅你。无数的时间和精力被花在对付它身上。”他用这个比喻让我感同身受。
终于,他们即将去往“墙外”。
在出发之前,我又和西乔进行了一番长谈,听听她做出这个决定的初衷,以及她今后的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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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你要去读的“技术创新管理”专业具体学习什么?
A: 是一个两年制的工科硕士。它主要面向一些当地的企业家和创业者,帮助他们学习如何管理工程、创业团队和技术型企业,如何发展产品,激发创新等。也许比较像技术圈的一个小 MBA。虽然是一个 full-time 的专业,但是课程基本都安排在晚上6~9 点之间,白天学生们还可以继续他们的创业或者项目之类的。
Q: 萌生这个出国的想法有多久了?
A: 从 2009 年开始吧,我记得那一年因为关机房拔网线,大量中小网站都被关掉了。我们在推上和大家讨论忍受的底线是什么。许多人都说那就是 gmail 或者 google 被彻底封掉的那一天。几个月后,10 年的 2 月,google 退出了中国。
Q: 你想象中的国外生活方式是怎么样的?
A: 我俩做好了承受压力的准备,在语言、文化肯定都需要挺长一段适应期。生活中的一切都将受到改变和冲击。但是那是一个没有“墙”、PM2.5 只有个位数的世界。也不用再担心食品安全问题和某个网站或某个人的突然消失。
Q: 你很早就选择了自由的生活方式,但现在很多人由于种种原因,不能实现这一点,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A: 上一代人因为很多原因失去了自己选择的权利,但这一代人还是有很多机会的,我觉得应该珍视这样的机会,珍视这个时代带给我们的便利和宽容。虽然有很多束缚是没办法的,比如家庭;但还有很多绳索,比如房子、工作、户口,是自己拴在自己身上的。所以什么说白了都是个价值取向的问题,哪些是你真正珍视的,哪些是你愿意放下的。我们这种看起来的自由,也伴随着许多代价。每一次迁徙,许多熟悉的附着回忆的事物也许就此从你的生命中退去了,但你也有机会往前去经历更多。借用我一位朋友的名言:“人生就是一种经历型产品。” 我愿意像在一条河流中行走那样,经受更多水流的冲击,而不是待在一个静止的池塘里。
Q: 你的价值观在目前这个社会或许看起来并不主流?
A: 活的是否主流是一件很要紧的事情吗?另外主流是如何被定义的?是新闻联播上定义的、微博上定义的,还是人们内心的真实所想。百度百科上还写着“马克思主义文化才是当代中国的主流文化”。到底谁能代表主流呢,是在互联网上和媒体上发言的人群还是那些数量更庞大但没有声音的人群。对于我,我并不关心主流,我只想把握住自己的生活。
Q: 来上海生活三年,给你的收获是什么?
A: 我俩喜欢上海,说实话我觉得这是目前中国最成熟的商业城市,人们更认同商业社会的规则,很多事情可以很明白得解决掉。服务水平也很高,包括政府的服务水平。比如这次我们在为出国开无犯罪记录证明,听北京的朋友说他们要在公证处和派出所之间来回折腾好几趟。北京的公证处和所有事业单位一样,排队、冷脸、没商量。但在上海,我进门在公证处前台拿了张表格,在临近下班的点去派出所,他们在系统里查了两三分钟,就给我们盖章了。公证处所有办事员穿着西装,在单间的办公桌后接待客户,复印还不要钱。环境和服务都让我想起了 HSBC。我很高兴我们三年前做了这个决定,而不用接着忍受北京现在的限行、拥堵和雾霾。
Q: 你们在北京的房子现在看来卖早了吧?
A: 卖了之后其实一直涨得不多,但经历今年年初的一轮暴涨后,比当初卖掉有涨了 40% 左右。不过这也无所谓了,如果不把房子卖了,我们也不会下决心来上海。 而且我们一直是看衰房价和经济的 ,你得为你的判断买单嘛。有得有失很正常,而且我们觉得在上海的这几年很值得,没什么后悔的。
Q: 在创业氛围上,上海和北京有什么不同?
A: 2010 年我俩刚来的时候,上海还没有什么技术创业的氛围,有代表性的互联网公司就那么几家。大家都觉得创业应该在中关村那片。随便进五道口的一家咖啡馆,每一桌似乎都在谈论着产品、流量、用户和资本。但是这几年,越来越多的创业公司流向杭州、深圳、上海还有天津、武汉这些成本更低的地方。现在的三大巨头只有百度还在北京,阿里和腾讯已经在它们周围吸引了非常多的资源、人才和产品链。现在的北京创业成本和当年已经不可同日而语,办公场地价格高昂又难租到,政策死板。当地的生活成本导致用人成本上涨更快了。租房贵,所有的都变贵了。这状况很像香港,房地产挤压了其它所有的产业。
但我觉得更重要的一点是北京对人口容量的承受能力到了一个极限了,对心怀梦想的年轻人们不再那么友好了。现在在北京买车买房,不是本地人就得要连续 5 年的社保记录,少交晚交一个月都不行。这严重限制了年轻人的自由流动,谁还愿意凑一块拿梦想赌一把,还是考公务员去吧。这对于创新和创业是莫大的悲剧。。
Q: 你觉得现在国内的互联网产业是什么样的环境?
A: 创业成本和失败率都非常高,巨头的垄断太强势,政策上有大量不确定性。就拿刚刚发生的百度和 91 的事,就像霍炬说的:“移动互联网入口的战争基本结束。流量和用户的通道再次被垄断。现在还没占有自己地盘的产品机会渺茫。除非有客观的现成资源或特殊的垂直邻域。在这种状况下,强运营的团队更有机会,谈产品的可以歇着了。” 相比之下,海外市场倒是还没呈现这样的垄断状况,略有可为。我身边许多创业者和岁数比较大的技术人员都已经出国了,或在奔向出国的路上。
Q: 你说到还有一个痛点就是墙?
A: 应该说是妨碍信息流动。这个时代全世界干的事都是用各种技术和途径去加速信息流动,去解决信息不对称。但是中国集中了那么多技术力量去阻碍和减慢信息流动的速度。这方面的实力可真是全球领先。
Q:你参与建设的纽约时报中文网,也被“墙”了。你们是亲身经历么?
A: 纽时中文网是我过去一年内经历的最大的项目。我们从 2012 年 1 月开始是顾问的身份,为他们设计产品和信息架构、确定技术方向、制定 API 规范、设计系统架构。在本地技术团体建立之前,为他们开发了 CMS、组版和 workflow 系统,然后移交给本地团队做持续的改进。网站在 6 月底上线,10 月底被封,到目前都没有解禁。封掉的时候我们正好在纽时的北京办公室做培训,当场经历了这一幕。
Q:你在合作中,对纽约时报这个全球最具影响力的媒体有什么感受?
A:我的感觉中纽时是一家非常有原则的媒体,这么多年一直贯彻了他们独立的新闻观和高质量标准。但最另我们意外的其实是,作为一家一百多年的历史的传统媒体,它对互联网和开放信息的理解是如此出色。如果能翻墙的话,我建议大家去看看,这是纽时开放的 API,开发者可以调用到几百万份结构化过的数据,包括从 1981 年至今的新闻报道、国会投票、畅销书列表、影评,甚至还有纽约市的房地产开盘和销售信息等。这些珍贵的历史数据,格式标准,信度非常高,同时包含大量非常有价值的标签和分类,比如发布的地点、时间、事件、相关等新闻要素。这些数据可以被各类开发者经过统计、分析、组合、过滤、可视化,设计成为各种产品,提供非常多样的服务和功能。这让纽时远超出了一家新闻媒体的范畴。我们第一次接触到这套 08 年开放的 API 时,对它的设计惊叹不已。它帮助纽时成为媒体数字化的先锋,提升了对内容的特别是历史内容的价值,还产生了商业模式上的无限可能性。
Q: 你接下来还会不会再为国际媒体做中文网?
A: 有机会还会再做。我一直对信息设计非常感兴趣,希望能媒体和互联网之间找到更多结合点。同时在为两家这样规模的外媒做完本地化系统后,已经比较了解外媒跟中国媒体在流程、内容和产品特点和差别。
Q: 英国媒体和美国媒体有没有什么区别?
A: 我感觉有一点比较重要,北美的媒体会严格把 News(客观报道类)和 Opinion (主观评论类)分开,在版面上有严格的区分。但是诸如 FT 这类的欧洲媒体不会这样。
Q: 国外的新闻网站和国内的有没有什么区别?
A:国外的新闻网站有个很重要的角色叫做 publisher 或者 producer,他们是最后一个编辑环节,会和主编一起设计排版当天的首页以及重要的 section 页面。根据当天的报道重点或者事件类型,选择一个不同结构的页面模板。页面由多个形式多样的信息单元自由组成,比如一组关联性的报道,一组分类 list 或者一个 slideshow。信息单元由多篇文章、图片或其它媒体组成,可选择不同的呈现元素及形式。
所以无论 FT 还是纽时,对于组版系统的控制要求是非常高的。呈现方式就是新闻报道的一部分,而国内的新闻网站还是更像一个黄页,页面上推荐位+滚动列表,新闻列表排序基本上按时间或热度来。对排版的要求没有那么高。
Q: 在国内,我们很少看到像你这样拥有个人品牌的 Web designer,你怎么看这个现象?
A: 每个人都能随口说出不少艺术家的名字,但是设计师呢。我觉得这个体现了艺术和设计的一个区别。艺术家会在作品中体现强烈的个人情感和风格,但设计师应该更多地隐藏在他的产品背后。许多经典的产品让你往往体会不到设计的存在,但它非常恰到好处、易用、持久。Good design is as little design as possible。所以我觉得人们记不住设计师是很正常的,应该让他们记住的是你的产品。人们知道我也不是因为我的设计,功夫在山外吧。
Q: 下一阶段人们对阅读,你觉得有什么趋势变化?
A: 这几年人们的阅读习惯变化得很快。对我个人而言,我已经多年没有看过纸质的报纸杂志了,现在 Google Reader 也没了,social media 上的阅读过滤负担太重。内容的创造者从个人空间搬到 BBS 到 Blog 现在又到公共帐号。但这些都没有改变的本质是,创造和获取信息的方式一直在更便捷、多样、自由但同时人们需要在获取和过滤有效信息上投入更多努力。各种各样的终端在不停抢占用户的时间,比如手机、平板、web、TV,而人一天能用在这些设备上的时间是有限的。所有这些终端的竞争,都在把用户娇惯更“懒”、更缺乏耐心。而未来、终端对于人的争夺会变得更加严重,所有信息都会试图让人更容易地得到它。也许这对于传统意义上的阅读,并不是一件好事。
Q: 你觉得互联网技术,能多大程度地改变现在的社会生活?
A: 互联网扩大了每个人世界的边界减弱了信息不对称,普通人也能听到和发出声音,拥有更多个人选择的自由,你可以坐在家里卖手工制品,或者编一本杂志发布。这些让世界从某种意义上更平等。同时对于物理世界而言,更多改变是由信息化带来的。信息化的流程改造仍然在每行每业的生产、销售和服务环节中艰难地推进,这些发生在不那么“互联网”地方的变革会在现实里极大得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
Q: 你对中国乐观吗?从五年、十年的整体社会、发展、生活水平来看。
A: 我觉得大部分人的态度都很难说是乐观或悲观的,而是无奈。除了接受现状也没什么办法。我个人呢,用脚投票。
Q: 你怎么看待自己的五年、十年的定位?
A: 未来我还是想做跟信息设计有关的产品。让信息能更有效地呈现和传达。或者帮传统行业做信息化。继续做好一个广义上的 designer,也就是 creator。
Q: 最后一个问题,你觉得离开中国时会最想念什么?
A: 淘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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