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人》报道称，“海龟派”在中国的重要性下降，当中原因诸多。有时企业会招纳海归人才，但发现他们在留学之后，不太了解中国飞速发展的行业现状，他们坚信西方理念，管理不了本地员工。海归人才也参差不齐，真正的人才许多留在国外。
下面跟着《经济学人》的文章，看看海归派在中国的现状：
李三琦回忆道：“我在 1980 年离开中国，当时口袋仅揣着 3 美元”。文化大革命后，他是首批被允许赴海外求学的留学生。就像大多数成功人士一样，他的表现出众，在德克萨斯大学(University of Texas)晋升到一个令人梦寐以求的职位，更创办几家科技公司。因为有机会协助中国建立世界级跨国企业，他回到中国，如今他是中国电信业巨头华为的高层主管（资料显示，他担任华为公司运营商网络业务的首席技术官）。
李三琦是“海龟派”的杰出代表，海龟，意指“海归”，长期以来，中国各界无不赞扬海外归国留学生引进先进技术的贡献。过去这批人在就业市场无往不利，享有优厚报酬，可惜好景不再。海龟派不再获得各界推崇，薪资差距逐渐缩小，有些人甚至找不到工作。有人戏称他们现在应该是“海藻”。回首过去海龟派的贡献，这是个令人诧异的转变。
中国“欧美同学会”今年已经成立 100 年了，身为欧美同学会一员的王慧瑶（音译自：Wang Huiyao）认为一共有五次海龟回国潮。第一次发生在十九世纪，当中有中国第一条铁路建造者和第一位大学校长。第二和第三回都发生在 1949 年前，许多人是政治领袖人物。1950 年代许多人赴苏联深造，这是第四波。
第五波发端于 1978 年，是目前最大规模回国热潮。从那年起，中国大约有 260 万人赴海外求学。近几年中国的留学生已经扩大到每年 40 万人。多数留学生留在海外，但回到中国的 110 万人已经促进中国出现了改变。王慧瑶认为，前三次回国潮促使中国出现革命性的变化，第四次促使中国现代化，第五次促使中国全球化。
海龟派协助中国经济与世界接轨，他们创办百度等重量级科技公司，许多人成为跨国企业中国分公司的高级主管，他们帮助中国连结全球商业、政治和通俗文化。
那么，为什么他们的重要性出现下降？几项研究表明，海龟派平均要等上更长的时间，才能升到一个位置并不高的职位，跟本地员工的工资差距也比较小了。原因之一是应届毕业生就业市场疲弱。另一个因素是，随着中国国内市场起飞，电子商务等产业不断发展，这些发展使得在国外呆上几年的留学生并不熟悉。风险资本公司启明创投 Gary Rieschel 说，10 年前，投资人只投资那些从美国硅谷回来的人，现在投资人转而支持本地大学毕业的企业家，他们更熟悉本地消费型态、网游习惯以及微博等社交媒体。
中国经济繁荣，高速成长，本地管理者开始摆脱他们的自卑感。中国社交媒体企业腾讯的高级主管表示，他仍会从外国公司挖角海龟，但发现他们管理本地工程师有困难。一名欧洲投资银行家指出，海龟派经常坚持透明、精英管理和道德等西方国家概念，这造成他们在中国超级达尔文主义经济中处于弱势地位，在中国，大家更在意老板或客户想要什么，竭尽所能完成目标。
即便是在中国的外国公司，征人时也越来越挑剔。德国管理咨询企业 Roland Berger 的 Yannig Gourmelon 说，跨国公司的利润大幅压缩，导致镀金海龟的薪酬减少。
还有另一种解释：许多新近回国的海龟素质低下。过去只有顶尖学子才被允许出国攻读学位，政府奖学金的竞争激烈。可是，随着收入增长，许多资质中等的学生有能力花钱出国念书，就读大学的办学质量堪忧，念出来对就业也没什么作用。另外，西方国家经济走下坡，许多人回国时根本没有任何工作经验。
有能力的海龟少了，而且最顶尖的中国留学生仍停留在国外。获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SF)资助的研究成果发现，毕业 5 年后，获美国博士学位的中国留学生仍有 92% 的人留在美国，印度是 81%，韩国是 41%，墨西哥是 32%。
为了吸引这些超级巨星回国，中国提供优厚补助和津贴。然而，这些做法有效吗？结果似乎难以预料，尽管提出这些政策，归国企业家仍面临诸多问题：劳动力和土地成本攀升、侵犯知识产权猖獗、贪污腐败严重，一流科学家根本没什么人回去。在香港科技大学学者 David Zweig 的论文中写道：“如果中国希望吸引一流人才回国，就必须对学术和科学机构进行根本性的改革，以此打破行政机关在征人与资助上的权力。”
令人头痛的事实是面对祖国，海外中国人的内心纠结。在华为工作的李三琦看上去就是典型海龟，他的妻子和小孩依然居住在美国。除了提高补助以外，中国还需要加强法治、铲除贪官、净化空气、净化水资源以及保障食品安全。这些都做到了，海龟派一定会注意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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