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萨提亚·纳德拉
我是 1992 年加入微软的，因为我一直想去一家以改变世界为使命的公司。现在已经过去 25 年了，我从来没有后悔过。当选为微软 CEO，于我而言，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节点。
2014 年 1 月 24 日，时任首席独立董事、首席执行官遴选负责人约翰·汤普森（John Thompson）给我发了一封电子邮件，说找时间谈一谈。我以为他会给我一些关于董事会决策进展之类的信息。然后，他接着说我将成为微软新的首席执行官。我用了好几分钟来消化这个信息。我说我很荣幸，愧不敢当，兴奋。虽然语无伦次，但这恰恰是我当时的真实感受。
当时微软的情况并不太好，2008 年经历股价大衰退后一直处在“战争的迷雾”中，错失加入移动革命、搜索革命、社交革命的良机；同时内部管理多年累积的弊病逐渐凸显，一名漫画家将微软的组织系统图描绘成敌对帮派结构，各帮派之间相互用枪指着对方。
微软有着辉煌的过去，“让每个家庭、每张办公桌上都有一台电脑”是我们最初的使命。它定义了我们的文化。但很多事情已经发生了变化。现在几乎每个家庭、每张办公桌上都有了电脑，大多数人也都有了智能手机。
我们的世界已经不再是以 PC 为中心的世界。计算变得越来越普遍，智能也变得越来越普遍，这意味着计算机可以观察、收集数据，然后将数据转化为洞见。在我们的生活、商业和更广阔的世界中，数字化浪潮在不断高涨。
我们在很多领域取得了成功，但也在太多方面落后。我们的个人计算机销量增速放缓，我们在搜索业务上落后，在移动业务领域也被抛在后面。
情况发生了变化，在新的环境下，人们还需要微软吗？微软在这个世界上的价值是什么？在我担任微软 CEO 这个新角色之后，这些问题困扰着我。这是任何一个组织中的任何一个人都应该自问的问题。我担心的是，如果不问这些问题，不真实回答这些问题，我们可能会延续早前的错误，是时候转型了。
由此，我走上了一条求知和内省之路，重新发现微软的灵魂，重新界定我们作为一个全球性公司的角色。在寻找这些问题答案的过程中，同理心对我的影响非常之大。我的人生哲学和爱好是长时间形成的，这中间还经历过各种各样的事情。
我的大儿子扎因出生时因为胎儿宫内窒息，有重度的脑性瘫痪。他经历的苦难一度让我崩溃，庆幸的是，妻子安努帮我认识到，我们能做的，就是深刻理解他的遭遇，对他的痛苦和处境给予同理心，同时接受我们作为其父母的责任。丈夫和父亲这两种身份将我带上了一条情感之旅。它帮我更深刻地理解那些拥有不同能力的人们。自此我的爱好更倾向于将同理心置于所追求一切事物的核心：从我们发布的产品到新进入的市场，再到雇员、客户和合作伙伴。
基于同理心的思考，我找到了新的方式进行对内的文化变革，以及对外的使命重塑。我们用成长性思维取代僵化性思维，打破官僚层级文化，推进既有自上而下，也有自下而上的共识与认同。拥抱昔日的竞争对手，通过软件，实现人类经验的跨平台流动。我们重新定义微软为“移动为先，云为先”世界里提供生产力和平台的专家。我们的使命转变为重塑生产力，予力全球每一人、每一组织，成就不凡。
新一波科技浪潮正在到来，在突破性技术的推动下，这个时代无论是社会和经济都遭遇了巨大颠覆。云计算、传感器、大数据、机器学习、人工智能、混合现实和机器人技术等高科技的结合，预示着科幻小说中描述的社会经济变革的到来。任何个人和组织必须不断追求新能量、新理念，实现转型。每一个人、每一个组织乃至每一个社会，在到达某一个点时，都应点击刷新——重新注入活力，重新激发生命力，并重新思考其价值。
微软正经历着自我刷新的重要时刻。虽然微软市值在持续攀升，我们已经取得了很多进步，但之后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将来有一天，当 Facebook 等成长型公司停止增长了，它们也需要这种点击刷新。但在时下这个持续更新和永远在线的技术时代，只要做得正确，只要人和文化重建、再生了，那么结果就是复兴。
《刷新：重新发现商业与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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