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去创业" />
印度班加罗尔和美国纽约代表两种不同的喧嚣。
2017 年 12 月 21 日,接通万洪微信时,我端坐在班加罗尔甘地路上的 Barton 广场,汽车喇叭声一刻不停,我被一个巨大的噪音气旋围住。
这一天,他在纽约,身后是中国在线信贷企业生产出的财富喧嚣。在趣店、和信贷、拍拍贷、信而富、融 360 之后,分期乐母公司乐信即将上市。他说:“陪分期乐的兄弟们看看,感受下。”
班加罗尔华人创业者在准备年终派对
除了“与有荣焉”的参与感,更有万洪的自我期许。私底下和班加罗尔华人圈的朋友相处时,他并不掩饰自己的目标——把印度版分期乐 KrazyBee 送到纳斯达克。
KrazyBee 的出现,预示着中国全球化道路上的新景观。如今,中国输出的不仅仅是五花八门的“中国制造”,还有新的互联网商业模式。
“逃离”深圳
派驻班加罗尔华为研究院五年后,2015 年底万洪被华为调回深圳总部。两个月后,他决定离职,回到班加罗尔。
张鹏曾在康佳印度工作五年,他说:“走在(深圳)大街上,就自然地咧开嘴笑。”每次回深圳,这里的秩序感都让他很舒畅,但在印度却是奢侈品。而奉调回国,对在海外打拼的华为员工,同样意味着幸运。
班加罗尔穆斯林家庭的一场满月酒
班加罗尔号称印度硅谷,即便在交通效率普遍不高的印度,班加罗尔也以“堵城“著称。Hosur 路贯城而过,两侧都是些驰名世界的企业。但是在早高峰,10 公里的路程,常常需要耗费两小时。
揣着干出一个印度版“分期乐”的梦想,万洪回到班加罗尔的宝石科创园区。华为印度研究院曾在这里办公。
“当时就在研究分期乐,想着去验证这种中国模式在印度有没有可行性。”万洪说。
他在深圳罗湖口岸边的公寓里琢磨时,结识了楼下的邻居,一位分期乐的员工。他把万洪介绍给分期乐的高管。后来在班加罗尔成立的 KrazyBee,其种子轮投资就来自分期乐。
我问:“为什么他们会投你?”
他说:“其实,我们不是印度第一家,印度已经有人开干了。我们晚了四五个月。”
还好,万洪赶上了印度互联网金融的风口,2015 年正是印度的互金元年。如今被风险投资家追捧的企业,比如 Bankbazzr、Incred、Capital Float 等,都在 2015 年成立。
华为基因
KrazyBee 的初心,也来自他在华为印度研究所工作时遭受的“挫折”。
那时,他负责华为手机在印度高校的销售。很快他就意识到,这是块难啃的骨头。目前,印度的人均 GDP 约为中国的五分之一,购买力非常有限,大部分印度学生的月支出少于 5000 卢比(约合 500 元人民币),这意味着不吃不喝,也要两三个月才能买部手机。
万洪到印度银行,询问能否给学生提供消费贷款,银行反问他:“你怎么能相信学生呢?”
在印度大学遭受的“挫折”,也并非没有回报。首先,他对印度大学生的“痛点”了然如心;其次,他在印度的高校建立了强大的资源网络。在成立近两年后,Krazybee 的员工数已过百人,他们还管理着两千多名分布于全印的兼职学生。
而位于班加罗尔东北部 Whitefield 区的华为研究所,可谓万洪的另一所印度母校。
万洪出生于江西景德镇,2005 年从武汉大学计算机系毕业,同系校友包括小米创始人雷军。雷军一向对武大校友关照有加,KrazyBee 最近一轮的 800 万美金融资,悉数来自小米。
华为是万洪的第一份工作。2010 年,他被派到印度研究院。在华为系里,印度研究院享有盛名。除印度外,华为还在墨西哥、罗马尼亚设立研究院。其中,印度研究院共有三千多名印度员工,规模最大。万洪在这里工作了 6 年。
一位前同事评价万洪称:“在我们这里,他也挺有个性的,认准的事情,一定会坚持,推着印度人往前。“
华为印度研究院的中国员工一百多人,篮球场、KTV、中国食堂等一应俱全。加上所在的 Whitefield 区距离市中心较远,大部分华为工程师与当地社会接触甚少。
万洪是这些“理工男”里的另类。“因为我英语比较好,经常有印度企业或者什么官员来参观,都是我去接待。”他由此接触到大量印度人。
而华为作为最先“走出去”的中国企业,它积累的全球化管理经验,也惠及到从华为走出去的创业者。
万洪感叹:“印度研究院真是把印度人用到了极致,两千多名员工,大部分时间,都在全球各地给客户提供技术服务。”
Chinda 组合
在印度华人创业圈,万洪和其印度裔 CEO Madhusudan 组成的 Chinda 组合,着实让人“眼红”。
Madhusudan 和万洪共事六年,双方的家庭成员,彼此都很熟悉。大部分中国创业者,来印度不到三年,找到“靠谱”的印度管理者,成为创业路上最大的障碍。
万洪说:“一天两次喝茶的时间,上午一次,下午一次,一去就是一个小时,你说怎么搞?不让喝茶,有的员工就不干了。经常请假,刚有人说家里结婚,请假一个星期。还没上班几天,又说什么家里叔叔死了,又要请十几天。”
印度员工的“奇葩”表现,成为中国创业者聚会时的谈资。
“你让中国人去管理印度人,他(印度人)不搞死你呢?”万洪反问,“只能让印度人去管理印度人。”这也是他从华为学到的最重要的经验。
“中国人的作用,就是制定计划和战略,并和印度合伙人达成一致,然后让他去执行。”他说。
显然,这得益于他和印度人长期相处的经验。“印度人和中国人,某种程度很相似。改变生活的欲望也很强烈。”他解释称。
他观察到,尤其是社会地位比较低的人,他们以前因为低种姓,社会阶层固化,没有机会。过去二十多年,信息和互联网产业发展,印度很多低种姓人得以改变命运。
这让万洪相信,印度人受目标驱使,是可能的。
在印度,KrazyBee 的 Chinda 组合成为其他中国创业者们效仿的对象。而在资本市场,中国投资者们也正在挖掘互联网出海的中国创业者们。以上海的大观资本为例,他们投资的创业公司遍布全球,包括美国、南非、印尼等。
在班加罗尔的宝石科创园区,每个月都会有新的中国创业者在此落户。
剑龙出印度记(seeindia),前调查记者胡剑龙的个人微信公号。在班加罗尔发现印度。The Passage 是其最新创业项目———专注印度和东南亚的科技媒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