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金错刀
侯为贵无疑是个好人，对员工也极其温和，在中兴的历史上，侯为贵一共只免过三位高管，其中有两位还被送到美国去学习。回国后，侯为贵给他们安排了新的工作。
最近看中兴员工跳楼的新闻，刀哥就在想：
要是侯为贵还掌权的话，这件事，估计就不会发生了！
有他在，中兴的离职沟通，绝对会更温和一些！
可话说回来，要不是他，中兴估计也落不到今天！
1、曾是华为老大哥，逼着任正非狂奔！
如今，华为的营收是中兴的 6 倍，放在 30 年前，这个数据，是要倒过来的。
1985 年，改革开放初期，作为航天 691 厂技术科长、技术专家的侯为贵，被派到深圳，做起了电子表、电子琴的加工业务，一年就赚了 35 万元，这就是最初的中兴通讯。第二年，他用做贸易挣来的钱成立研发小组，专攻交换机领域，3 年研发出中国第一台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数字程控交换机。
到 1992 年，中兴合同销售额已经突破 1 亿元。就此，中兴进入通信领域，并一发不可收拾。
就在侯为贵专心研制交换机时，转业军人任正非乘上了南下深圳的列车。1988 年，他和几个人合伙凑了 10 万元，在一栋居民楼里成立了华为技术有限公司，最初代理了香港一家公司的用户交换机产品，开始走上销售电信设备的路子。
经过两年的积累，华为在沿海区域建立了自己的销售网络，任正非也开始做研发，推出了自己生产的数字程控交换机。
同城创业的两人，惺惺相惜，还多次聚在一起，讨论民族通讯崛起的道路。
但商场哪有永远的朋友？
1996 年，侯为贵决定突破原来产品结构上的单一性，向多元化领域扩展；凑巧的是，任正非也在同一年为华为制定了发展计划。两家在产品结构上，至少有 70% 是重合的。
随即，双方开始紧锣密鼓地排兵布阵。任正非靠极具攻击性的销售团队，四处出击，争夺市场；而侯为贵则使出价格利器，用低价俘获人心。
同城兄弟头一回有了针锋相对的苗头！是继续各自为战，还是直接撕破脸皮兵刃相见？
任正非选择了出手！
1998 年，华为在湖南、河南项目的投标书中，加入了打击中兴的内容。第二天，中兴开始反击，如法炮制。结果，中兴赢得了订单。
任正非不甘示弱，随后在法院起诉中兴，指责对方作引人误解的对比。很快，侯为贵便以相同的理由状告华为。双方的关系剑拔弩张。
以侯为贵的性格，他不太愿意大动干戈。据说，华为刚开始告中兴时，他一直想不通对方为什么要起诉。后来，随着竞争不断加剧，他也就慢慢习惯了。
在这场“中华”大战中，中兴赢得了更多赔偿，而华为则赢得了更多市场。
从 1998 年到 2000 年，中兴年销售额从 41 亿元仅增至 102 亿元，而华为年销售额则从 89 亿元增至 220 亿元，一举奠定自己的王者地位。
结下了梁子的“中华”，在此后的 15 年里，时常贴身肉搏，从国内打到国外。
竞争最激烈时，半路截住对方投标人员的事情时有发生，双方员工以各种外号来“互骂”。例如，华为员工称中兴为 26，暗喻对方是二流企业，中兴员工则称华为是 28，比 26 还2。
打的激烈，差距也越拉越大，2016 年华为营收是 6000 亿元，中兴只有 1000 亿。
随着营收差距拉大，任正非看不起侯为贵的言论甚嚣尘上。
缠斗 15 年，任正非恨他不难理解，可看不起他，又是为什么？
2、华为“看不起”中兴的三个理由！
任正非跟侯为贵，同为中国第一代企业家，两人在很多事情上，有共通性！
例如和任正非一样，侯为贵在生活中也非常节俭，常年穿一件“土里土气”的夹克，出差也一切从简，只坐经济舱，不住豪华间，经常还自己带锅去酒店熬粥。
但两人在经营企业上，处事风格截然不同。
当惯学霸、做过老师的侯为贵，一直喜欢四平八稳的处事风格，也很少有过激行为，做事永远不紧不慢。
有一次，网络事业部在南京开会，负责人请他去讲话。不巧赶上飞机晚点，晚上 7 点的航班，到 11 点还没起飞。侯为贵也不着急，一个人坐在候机厅里看书。后来，还是负责人觉得太晚了，打电话让他回去，他才回去。
经营企业，他也讲中庸之道。
在侯为贵看来，如果领导者只考虑五年以后怎么样，现在就要赔着做五年，这肯定不行。这种事做多了，企业就活不下去了，能掌握好公司的长期战略发展和当期经营的平衡，就是个比较好的经营者。
而任正非是典型的狼性进攻风格，双方创始人不同的经营理念，导致两家多次选择不同！
首先是花钱的方向。前十年，两家的营收基本在同一水平上，相差不过 20 亿。
但是从 2004 年以后，中兴与华为的差距越来越大，从 1.5 倍到 2 倍再到 2.5 倍……
因为两家花钱的方向完全不对了！
2004 年前后，中兴靠小灵通的爆发，产生了不错的业绩，但它更加务实，重视现金流。而华为跑去拼未来了，变得更加重视技术研发投入。
“给的钱多了，不是人才的也变成了人才！”砸钱的华为，很快搞定了 WCDMA！
后来的中华酷联时期，中兴也是走保守的价格战路线，而华为则砸钱搞研发。
其次，判断价值的方向。
中兴前任总裁是南京邮电学院老师，身上的书卷气很浓。因为 CDMA 技术要求更高，所以他强推研究 CDMA。
但好技术在商业上却不一定能成功。最简单的例子是摩托罗拉的依星计划，它计划发射 28 颗卫星，就再也不用布网了，这个想法是好的，但成本太高了。
后来果不其然，CDMA 的授权费各方面成本都很高，没法进行大规模普及，后来被高通也放弃了，而 WCDMA 专利分散，方便大家形成交叉专利，很快成本就能降下来，华为就抓住了这个机会。
最后，还有投资布局。
军旅生涯在任正非身上打下了深刻的烙印，因此他也把很强的军人气质植入到华为当中，无论建立是张牙舞爪进攻性极强的销售团队，还是赌赛道，他只求快求狠，绝不求稳！
为了让这批一线战士心甘情愿地不惜一切代价抢夺市场，任正非制定了一系列颇具吸引力的激励机制，传闻其提成比例就高于行业平均水准 5 个点左右。
侯为贵绝对做不到这一点，他不喜欢高狼性销售那一套，钟意更稳妥的经营之道，就连投资，也是走的非常安全：
“我跟踪了很多东西，一看到这个机会非常大，我就发力，一看到机会不大，渐渐就放弃了。”
“作为公司的决策者和管理者，不能只顾当期利润而忽略长期发展。”
温和的中兴，在跟华为漫长撕逼战里，也不是没有赢过，小灵通、CDMA，以及早期的中华酷联，都赚的盆满钵满！
但最后，这些优势，不是被时代抛弃，就是被华为超越！
3、员工离职中兴后，竟这样说……
侯为贵无疑是个好人，对员工也极其温和，在中兴的历史上，侯为贵一共只免过三位高管，其中有两位还被送到美国去学习。回国后，侯为贵给他们安排了新的工作。
他对下属也很亲切，和员工沟通，从来不居高临下，更多是一种咨询式的交流：你觉得这个怎么样？你有什么想法？只要不违反规定，什么都可以谈。
2016 侯为贵退休时，说，“我留给中兴最有价值的并不是账面上的财富，而是经过多年沉淀、并得到全体员工认可的一种企业文化。”
可离职的员工，却在微博上说：
离开华为的的往往念华为的好，离开中兴的，往往只记得中性的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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