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周慧 北京报道
科技部近日宣布成立四大新一代人工智能开放创新平台，还宣布成立了新一代人工智能战略咨询委员会。
咨询委员会成立的目的是为规划和重大科技项目实施，以及国家人工智能发展的相关重大部署提供咨询。其中有院士、公共政策研究者，还有包括 BAT 等五家企业界代表。11 月 23 日，新一代人工智能战略咨询委员会委员、阿里云人工智能首席科学家闵万里接受了 21 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专访。
闵万里中科大少年班毕业后，在美国学习和工作 16 年，先后在 IBM Singapore 及 Google 担任研究员，从事大数据理论研究与应用算法研发。2013 年回国加入阿里人工智能团队，现任阿里人云工智能首席科学家。闵万里向 21 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介绍了阿里云城市大脑入选的情况，以及未来城市大脑开放创新平台将做什么，以及阿里关于人工智能方面的投资方向。
闵万里首次透露，阿里云城市大脑计划在 2018 年推广到国内 100 个城市，另外未来或有配套资金等相关政策支持中小企业到国家平台来做创新研发。
开放创新的 AI 平台
《21 世纪》：科技部宣布首批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开放创新平台名单，其中包括依托阿里云公司建设城市大脑。成为国家级平台有哪些条件？
闵万里：首先阿里云的城市大脑有已经成功落地的实践，阿里云的 AI 主要集中在几个落地行业的 ET 大脑，包括 ET 城市大脑、ET 工业大脑、ET 环境大脑、ET 医疗大脑，其中城市大脑和工业大脑是目前落地成果最丰富的。
第二阿里云有可支撑创新开放的平台，阿里云可为中小公司提供基础设施和一些 AI 算法包；同时，城市大脑平台有城市的公共数据资源的聚合，中小创业公司都可以使用。
目前阿里云建设的城市大脑在杭州、衢州、苏州以及澳门都有落地实践，将 AI 和行业应用紧密结合，跟国家层面对科技创新的要求吻合，并没有刻意的申报。
《21 世纪》：所谓开放平台是意味着对外资源共享吗？
闵万里：第一是以云计算为基石，开放产品技术，让城市公共资源实时聚合，让其他公司也来做创新应用。第二把数据融合和管理打好基础，阿里巴巴内部有数据管理的实践，现在希望也能把公共资源融合打通。第三是我们技术工程师研发 AI 算法包，嫁接到平台上，为创新提供工具。目前这只是个开始，更难的还在后面，我们在平台层面打好基础，利用公共数据资源，为城市提高效率的应用型公司，都可以来。
城市大脑扩围 100 城
《21 世纪》：城市大脑需要跟政府有数据合作，成为国家队的平台后，是否意味着你们可以拿到更多的政府数据？
闵万里：这是一个误解。阿里云并没有直接获取政府数据，我们不去掌握政府的公共数据资源，而是加工委托者，数据拥有者是政府，加工的工具是我们提供的，授权使用者是很多公司。就比如说，我有面包生产线，政府拥有面粉，我们收加工费。政府可以授权很多公司来我们的生产线加工面粉。
《21 世纪》：城市大脑跟智慧城市有什么区别？很多地方已经做了一遍智慧城市项目。
闵万里：智慧城市做了 20 多年，我们不是鼓励政府再做一轮投资，不是让政府做硬件投资，而是将政府已经有的数据资源进行聚合，打通政府部门数据孤岛，让 AI、大数据类创新公司参与进来，共同做数据开发。
过去的智慧城市很多数据都还没打通，一方面是数据处理能力技术上比较弱，不具备处理海量数据的能力，另外是政府还没有意识到数据跨界融合的价值。
《21 世纪》：城市大脑在全国是否具有可复制性？成为国家队平台是否更有利于铺开？
闵万里：这个不仅仅适合杭州这样的大城市，也很适合中小城市。2018 年阿里云计划全面铺开，将城市大脑应用到中国的上百家城市。另外，我们的开放平台一定是通过阿里云平台和我们的生态伙伴一起努力。我们联合的生态伙伴，包括传统厂商、基础设施、App 公司等。
我们今天有了这个平台，要做到 100 家城市，这是我们目前正在筹备的新年目标。
未来会有资金支持 AI 创新
《21 世纪》：科技部成立了四大平台和新一代人工智能战略咨询委员会，将如何发挥作用？
闵万里：国家希望通过开放创新的平台，带动 AI 产业应用的落地，强调的是产业带动性，开放平台的意义也在于（大公司）不能孤芳自赏，全国只有 BAT+ 科大讯飞四家也是不公平的，需要把平台开放，让大公司向前冲，中小公司也要跟上，可以到平台来创新。我们要淡化阿里云的身份，站在更客观的立场，来看重大专项是否有利于更多的公司出来创新。
专家委员会发挥作用，更多是在长期的战略规划方向方面，提供专业指导意见，我们会更强调产业带动性，不是只发表文章，而没有产业落地。
《21 世纪》：你在美国学习工作多年，怎么看中美在鼓励创新方面的产业政策？
闵万里：讲个美国扶持科技产业的例子。1993 年克林顿提出国家信息高速公路计划，把研究和建设信息高速公路作为美国科技战略的关键部分和国家最优先的任务。后面几十年，美国在信息科技方面占有绝对的领先地位，美国出现一系列科技巨头，都跟这项政策创造的条件不无关系。美国政府对重大科技革命嗅觉是非常灵敏的。中国政府也很重视这方面，这次配套的专项资金力度整体很大。
《21 世纪》：目前各地产业政策比较多，但涉及技术、标准以及法律法规乃至伦理领域的比较少。作为战略咨询委员会成员你怎么看。
闵万里：科技部重大专项主动布局，纵向上从前端研究到后端应用，横向上从技术、标准、人才到金融、法律法规乃至伦理各领域，均系统化考虑在内。法律是个绕不开的话题。比如一些肖像权和隐私权的保护，一切企业已经在做技术上的研究，关键是研究的结果如何去普惠推广，需要有系列机制，让创新企业的技术能迅速普惠，让技术和平台更友好。
《21 世纪》：地方的 AI 产业规划最近很密集，从咨询专家角度对国家以及地方 AI 产业政策有哪些建议。
闵万里：AI 产业政策要特别谨慎。对 AI 产业的定义尤其要小心，不能牵强附会，很多 AI 产业都是建摄像头，把基础设施建设都算进去，这些是很多年前就存在的，真正的 AI 应用带动的产业还在早期。如果有一天无人驾驶全面普及，语音对话的机器人到处都在，高铁站实现 AI 安全保卫，这样才是 AI 的普及化，才能说 AI 产业的规模化。不要太操之过急的想要它创造多大的价值，现在应该把 AI 核心应用定义好。
从企业角度，希望政府能给企业创新创造更好的条件，除了产业资金方面的支持，还有创造宽容失败的条件。
《21 世纪》：你在国外科技公司工作多年，你怎么看目前中国和其他国家的 AI 发展的差距和优势。
闵万里：我们的优势包括人才优势，90 后群体跟美国的同龄人在一个起跑线；另外我们有人口红利，有大量的数据优势。但我们的基础理论是落后于美国的，深度学习、神经网络这方面的理论都不是中国人首创。
《21 世纪》：阿里在 AI 方面的投资主要是哪些方向？
闵万里：我们的投资是围绕 AI 的生态建设方面，比如寒武纪芯片，这是顶层层面，其它我们在生态建设层面，跟英特尔和其他芯片公司也有生态的合作，这类不是投资，主要是生态合作；另一类就是顶层应用级方面的，比如支付宝投了旷视科技，人工智能的视频识别、人脸识别、图像识别方面也有投资。总的来说，我们是从顶层的芯片到具体的单个行业应用领域，我们都有关注，要形成 AI 完整的产业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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