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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本文来自《另一种选择》，作者为脸书 COO 谢丽尔·桑德伯格；36 氪经授权发布。
两年前，畅销书《向前一步》作者、脸书 COO 谢丽尔·桑德伯格的生活遭遇了重创。相伴 11 年的丈夫、美国知名网络调查公司 Survey Monkey 的 CEO 戴夫·高德伯格突然离世。那个一直在谢丽尔背后陪伴她、支持她的戴夫，永远离开了她。
戴夫的离去，让谢丽尔的世界瞬间崩塌——生活陷入混乱、工作信心全无，就连戴夫的葬礼也是马克·扎克伯格和其他几位亲友帮忙操办的。从此，谢丽尔开始了漫长的创伤恢复期。
在这期间，她创作了新书《另一种选择》。在书中，谢丽尔敞开心扉，回顾了自己失去挚爱的伤痛，勇敢地向我们展现了自己内心脆弱的一面。谢丽尔在书中写道：“我陷入了空虚。巨大的空虚占据了我的心脏、我的肺叶，限制了我思考的能力，甚至呼吸的能力。”但是，谢丽尔的朋友、沃顿商学院知名心理学家亚当·格兰特告诉谢丽尔，通过培养复原力，我们可以一步步地从支离破碎的不幸与灾难中复原。
正文如下：
我对他说的最后一句话是：“亲爱的，我先睡一会儿。”
1996 年夏天，初见戴夫·高德伯格（Dave Goldberg），当时我刚搬到洛杉矶，共同的朋友邀请我们一起晚餐，餐后再去看电影。电影刚开头，我就迅速睡着了，我的头，倒在戴夫肩膀上。后来，戴夫很喜欢告诉人们，那时他认为，我对他有感觉，直到后来他才知道，原来“谢丽尔，在任何地方，会倚着任何人睡着”。
戴夫很快成了我最好的朋友，而洛杉矶，对我来说也开始有了家的感觉。他带我结识一些有趣的人，告诉我一些可以避开交通堵塞的小路，帮我制定休闲计划，确保我在周末和假日有事可做。是戴夫，引领我接触互联网，给我听之前从未听过的音乐。在他的影响下，我变得越来越酷了。在我跟男朋友分手的时候，戴夫毫不避忌地安慰我，要知道我的前男友可是前海豹突击队成员，即使在睡觉时床下都放着上了膛的枪。
戴夫总是说，他对我一见钟情，可是不得不等了很长一段时间，等我“变得足够聪明去摆脱其他人”，开始和他约会。戴夫做什么事情总是先我几步，后来我也慢慢赶上了他。那场电影之后又过去了六年半，我们紧张兮兮地安排了一次长达一周的共同旅行，我们都知道，这场旅行，要么把我们的关系带往一片新天地，要么把我们的友谊，毁得一干二净。又过了一年，我们结婚了。
戴夫是我的精神后盾。每每我觉得沮丧的时候，他保持冷静；我焦虑的时候，他说一切都会好起来；我不确定该怎么做的时候，他帮我厘清脉络。就像所有的已婚夫妇一样，我们的婚姻也有起起伏伏。不管怎样，戴夫总是让我觉得，我被深刻地理解着，我被坚定地支持着，我被全然地深爱着。我一直以为，我将倚着他的肩膀，度过余生。
婚后十一年，我们一起去了墨西哥，为我们的朋友菲尔·多伊奇（Phil Deutch）的 50 岁庆生。我的父母在加州帮忙照看儿子和女儿，能够有一个纯成人式的周末，戴夫和我都很兴奋。星期五下午，我们闲坐在游泳池边，用 ipad 玩着《卡坦岛拓荒者》游戏（Settlers of Catan）。我赢了，但是我的眼睛不争气地总是想闭上。当我意识到疲劳感不能使我保持胜果时，我说：“亲爱的，我先睡一会儿。”我退出游戏，蜷起身体睡着了。那天下午 3 点 41 分，有人抓拍到一张照片，戴夫拿着 iPad，坐在他兄弟罗勃和菲尔旁边，我在他们身前地板的垫子上睡着了，戴夫在笑。
一个多小时之后，我醒了，戴夫却不在椅子上，我和朋友们畅游了一会儿，想着他可能按原计划去了健身房。后来我回房沐浴，发现他也不在房间里，我有一点诧异，但却没有放在心上。接着我为晚餐挑选了衣饰，查了邮件，给孩子们打了电话。儿子很不开心，因为他和朋友没有遵守游乐场的规则，爬上了护栏，戳坏了帆布鞋。他哭着认错，我告诉他，我欣赏他的诚实，我会和爸爸讨论一下，要从他的零花钱中拿出多少来买双新鞋。四年级的小男生想尽快有个结果，催着我快做决定。我说这类事情需要我和爸爸共同决定，所以只能第二天告诉他答案。
我离开房间下楼，戴夫不在。我走向海滩，和朋友们会合，戴夫也不在。我慌了，一定有事发生。我朝罗勃和他太太莱斯莉大喊：“戴夫不在这儿！”莱斯莉愣了一下，然后大叫：“健身中心在哪儿？”我示意前方不远处的台阶，我们开始奔跑。直到现在，我仍能体会到当时我的身体和呼吸因为这句话有多紧张。此后，再也没有人对我说这句会使我的心脏狂跳的“健身中心在哪儿”。
我们在椭圆机旁边的地板上，找到了戴夫，他的脸微微发蓝，偏向左侧，他头下有一小摊血。所有人尖叫着。我开始给戴夫做心肺复苏，然后罗勃接替了我，医生来了之后，继续接手。
在救护车上的那半小时，是我人生中最漫长的 30 分钟。戴夫躺在担架上，医生在救治。被朋友们安置在前座上的我哭着乞求医生告诉我，戴夫还活着。我不能接受，医院怎么那么远，为什么有那么多车挡住我们的前路。抵达医院后，戴夫被医护人员带进一扇沉重的木门后，我被拦在外面。我和菲尔的太太玛恩·莱文（Marne Levine）坐在地板上，另一位密友抱着我。
仿佛等了有一生那么久，之后我被带进一个小房间。医生走进来，坐在桌子后面。我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医生离开后，菲尔的一个朋友走向我，轻吻我的脸颊，“节哀顺变。”他的话和礼节性的吻令我恍惚到未来，我知道，正在经历的这一幕在将来会不断地、不断地、不断地上演。
有人来问我，要不要和戴夫道别。当然要去说再见啊，我怎么舍得离开。我以为，只要我待在那个房间，抱着戴夫，只要我不离开，戴夫就会醒转，带我脱离这个梦魇。这时同样悲痛的罗勃说该走了，我走了几步离开房间，然后又转身跑了回去，竭尽全力紧紧抱住戴夫，最后罗勃慢慢地把我拉离了戴夫。玛恩陪着我走过长长的白色走廊，她环着我的腰支撑着我的身体，也防止我再跑回那个房间。
我的余生就这样开始了。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这都是我不曾选择的人生，也是我完全没有做好准备的人生。无法想象。我和孩子们坐在一起，告诉他们爸爸离开了。孩子们尖叫着，我哭喊着。葬礼上，人们说起戴夫时用的是过去时。家里有很多熟悉的面孔，不断有人来到我身边，草草地吻着我的脸颊，伴之以相同的一句话：“节哀顺变。”
到达公墓时，孩子们下了车，扑倒在地上，一步也走不了，我躺在草地上，在他们痛哭时紧紧地抱着他们。孩子们的表亲也来了，和我们躺在一起，积成了一个巨大的哭泣的人堆，一向保护他们远离伤痛的成人们的臂弯，在此刻只是徒劳。
诗歌、哲学和物理学都告诉我们，时间带给我们的感受并不是均等的，戴夫离开后，时间变得越来越慢，越来越慢。一天又一天，孩子们哭泣着，尖叫着，他们不哭的时候，我热切地看着他们，等待着他们下一次需要安慰的时刻。我自己的哭泣和尖叫，大部分都是在心里，有些时候，我也会忍不住释放出来，填满其他空间。我被空虚占满，巨大的空虚，占据了我的心脏、我的肺叶，限制了我思考的能力，甚至呼吸的能力。
悲痛是个极其苛求的伙伴，戴夫最初离开的那几天、那几周、那几个月，悲痛一直都在，不只隐藏在海平面之下，也浮上了海面，细细密密地、拖拖拉拉地、挥之不去。然后，像海浪一样，急卷起来，冲刷撞击着，就好像要把我的心抛出身体一样。在那样的时刻，我感觉自己连多一分钟的痛苦都不能够再承受，更别说一个小时了。
我常常看到戴夫躺在健身中心的地板上，我看到他的脸在天际浮现。每到深夜，我会大声呼喊，喊进那虚无：“戴夫，我想你，你为什么离开我？求你，快回来！我爱你……”每一晚，我都哭着入睡，每天早上我醒来，都会一整天再经历同样的情绪。我不相信，没有他的世界还会继续运转。每个人怎么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样继续如常呢？他们知不知道呢？
日常生活中很普通的事情，也开始变成了地雷。女儿在家长之夜上给我看她在八个月前开学第一天写下的话：“我上二年级了，我很想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女儿的话像破碎球一样击中了我，在她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候，无论是她还是我，都不会想到，在二年级还没有结束的时候，她会失去父亲。二年级。我看向握在我手里的她的小手，再看向她甜美的小脸，她盯着我，想知道我是不是喜欢她的文字。我颤抖着，蹒跚着，差点跌倒，我只能假装要跌倒了。我们一起在教室里走的时候，我一直看向地面，躲避着其他父母的眼神，避免彻底崩溃。
纪念日更令人伤心。戴夫总是会把开学第一天当成大日子，他会在孩子们走出家门的时候，拍很多照片。我也试图激起热情去拍相同的照片。女儿生日会那一天，我坐在卧室的地板上，我的妈妈、姐姐和玛恩陪着我。我想我下不了楼，也活不下去了，更别说在生日会上强颜欢笑，尽管我知道为了女儿，我不得不这样做；我也知道为了戴夫，我必须这样做。可是，我想和戴夫一起做这件事。
当然我在生活中也能发现有趣的事情。剪头发的时候，我提到自己入睡困难，发型师把剪刀放下，打开包，夸张地拿出了大大小小、形状尺寸各异的阿普唑仓片。我没有接受他的药，但是我非常感激他的举动。有一天，我在电话里跟父亲抱怨，所有悲伤的书籍都有个糟透了的标题——《死亡，极其重要》（Death Is of Vital Importance），《对它说 Yes》（Say Yes to It）（就好像我可以说不似的）。就在我们通电话的时候，一本新书又到了：《躺到床的中间去》（Moving to the Center of Bed）。还有一天，我在开车回家的路上打开收音机，想放松一下，可是电台播放的每一支歌，好像都比前一首更糟。《我曾经认识的某一人》（Somebody That I Used to Know），糟！《不是结束》（Not the End），我也祈求不要结束啊！《永远年轻》（Forever Young），才不是这么回事儿！《人生如隙，一路走好》（Good Riddance: Time of Your Life），更糟! 没有最糟! 最后，我停留在播放《驯鹿的心地比人好》（Reindeers Are Better than People）的那个频率。
我的朋友戴维斯·古根海姆（Davis Guggenheim）告诉我，作为纪录片制作人，他早已学会让故事自己去讲故事。每一部片子开始拍摄时，他都不知道故事的结尾会是什么样子，因为故事必须按照自己的方式、自己的时间节奏缓缓展开。戴维斯担心我可能会试图去控制自己的悲伤，他鼓励我要倾听悲伤，靠近悲伤，让悲伤自行其是。他太了解我了，我的确找了很多方式去作别悲伤，把它放到盒子里，再丢掉。最初的几个星期、几个月，我失败了。痛苦无时无刻地掌控着我，即使当我看起来很平静镇定时，它一直都在。我的身体坐在会议室，或者在卧室给孩子们读书，我的心，却永远停留在健身房的地板上。
C. S. 刘易斯（C. S. Lewis）说：“没有人告诉过我，悲伤会来得如此恐惧。”恐惧持续不停，悲伤永不消逝。悲伤之浪不断地撞击着，直到击垮我，直到我再也不能直立，不再是我自己。戴夫去世后两星期是我最空虚的时候，我收到了一封熟人的信。写信者六十多岁了，她说因为自己先我一段时间成为寡妇，她以为会有好的建议能帮到我，但是并没有。几年前，她失去了丈夫，而她的密友在十几年前也失去了丈夫，她们二人都没有感觉到时间会减轻痛苦。她说：“我绞尽脑汁，也想不出一个可以帮到你的方法。”毫无疑问，这封信对我意义非凡，它摧毁了我的希望，痛苦不会在某一天消失的。我感觉自己完全被空虚包围，漫漫前路，尽是无尽的空虚。
我打电话给亚当·格兰特（Adam Grant），他是沃顿商学院的心理学家和教授，我把这封令人绝望的信读给他听。两年前，戴夫读过亚当的书《沃顿商学院最受欢迎的成功课》（Give and Take），并且邀请他来自己任 CEO 的调查猴子公司演讲。那天晚上，亚当来我们家吃晚餐。亚当研究的课题有关人们如何找到驱动力和意义感，我们讨论了女性面临的挑战以及亚当的研究如何介入这个话题。后来我们开始一起写作，成了好朋友。戴夫去世后，亚当飞过整个美国，来参加葬礼。我告诉他，我最大的恐惧就是孩子们再也快乐不起来了，而其他人也会因为我的这段经历对我小心翼翼。但是亚当通过数据告诉我，许多孩子在失去父母之后，都具有强大的复原力，他们继续拥有快乐的童年，成年后也能很好地适应社会。
亚当从我的声音中听出了因这封信引发的绝望，他又横跨美国，飞来告诉我，在这看似无止境的空虚中，存在着底线。他想面对面告诉我，尽管悲痛不可避免，但我总是可以做些事情以减轻我自己和孩子们的痛苦。他说，在最多六个月内，超过一半失去配偶的人，会度过心理学家所定义的“急性悲伤”（acute grief）阶段。亚当让我相信，尽管悲伤会按照自己的方式运转，我的信念和行动却决定着我会多久走出空虚。
我不知道是不是有人的生活中从来只有玫瑰，事实上，每个人都会经历困境。有些时候我们能预见困境的到来，有时却遭遇当头棒喝。可能是孩子悲剧般的突然离世，也可能是一段关系撕心裂肺的破裂，或者是梦想未能实现的极度失落。问题在于，这些事情发生之后的下一步，该怎么做？
我想，既然复原力是忍受痛苦的一种能力，因此我问亚当，如何得知自己拥有多少复原力？他解释说，人的复原力数量并不是固定的，因此，应该换个问题：要怎样才能够变得有复原力？复原力是人们面对悲痛的反应速度和强度，我们可以建立自己的复原力。用我们的身体来打比方，复原力并不是指脊柱，而是要加强脊柱周围的肌肉力量。
自戴夫离世之后，许多人都对我说过“真想不到” ，意思是，想不到这件事会发生在他们身上，也想不到我是如何做到还能跟他们交谈，而不是蜷成一个球，悲哀地躲在角落发呆。我记得有个同事失去了孩子，返回工作岗位的时候，还有个朋友在被诊断出癌症之后买了杯咖啡时，我的感受和他们一样。可如今，角色发生了变化，我的回答变成了：“我也想不到，但我没有选择。”
是的，没有选择，只能每天清醒；没有选择，只能熬过打击、悲痛，以及对抗“我还活着”的负罪感；没有选择，只能努力向前，在家里做一个好妈妈；没有选择，我必须专注，在工作中做一个好同事。
失去、悲痛和失望，都是个人的感受，每个人都有着自己独特的境遇，以及相应的应对。然而，那些愿意分享自己经历的人的善意和勇气，帮我走出了我的困境。最亲密的朋友向我敞开心扉，陌生人也公开贡献了智慧和建议。亚当非常有耐心且坚定地认为，黑暗终将过去，我也终将走出困境。即使面临生命中最沉重的悲剧，我也可以掌控，不让它扩大影响。
我和亚当在这本书中想要分享我们关于复原力的所知，这本书是我们共同写作的，但是为了简便和清晰，故事中的“我”是指谢丽尔，亚当则是以第三人称出现。我们不想假装每一天，希望都会永远战胜痛苦，确实不会。我们也不想假设自己经历了每一种可能的失去或困境，并没有。没有一种正确的方式去面对悲痛或者挑战，所以我们没有完美的答案，也根本没有完美的答案。
我们也知道，不是每一个故事都有美好结局。我们在书中讲述的每一个充满希望的故事，也都会有一些难以克服的困境。对于每个人来说，复原之路也不总是从同一个地方开始的。战争、暴力、性别歧视伤害着个人及团体；歧视、疾病和贫穷会加深悲剧。令人悲伤的真相在于，困境不总是在人类平均分配，边缘化及被剥夺权利的群体有更多的不幸要去抗争，有更多的痛苦要去面对。
正因为我的家庭经历过痛苦，我很清楚我们是多么幸运，有广泛的支持体系，有大家庭，有朋友，有同事，以及为数不多的人可以轻易得到的财务支持。我也知道，讨论在困境中寻找力量，并不能够在第一时间减轻我们自己努力去对抗困难的责任。我们需要在社区和公司中做一些事——公共政策的实施，人们互助的方式，可以确保更少的人免受痛苦。
无论我们怎样努力尝试去减少悲剧、不平等以及苦难的发生，它们依然存在，我们也必须要面对它们。为了应对未来的变化，我们需要现在就建立复原力。心理学家已经做了一系列广泛的研究，帮助人们从逆境中复原，涵盖了从失去亲人、失恋、离婚到受伤与疾病，也包括个人事业的失败，以及很私人化的失望情绪。亚当和我在回顾这些研究的时候，采访了很多经历过普通逆境和极端苦难的人们和群体，他们的故事改变了我们思考复原力的方式。
这本书有关人类的精神能力，其中探讨了人们帮助自己以及帮助他人可以采取的步骤。我们研究了心理学的复原理论，以及重获信心的挑战和重新获得快乐的心理学理论；我们发现了讨论悲剧的方式，以及如何让正在经受痛苦的朋友变得快乐的方法；我们也探讨了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步骤，去创造有复原力的社区和公司，培养更强壮的孩子，让人们重新学会爱。
我现在知道，人是会经历创伤后成长的。很多面临毁灭性打击的人，都能够发现自己具有更强大的力量，以及寻找到更深的意义感。我也相信，人们也会经历创伤前成长，不必经历悲剧，就可以提前建立复原力，为潜伏在人生前路的障碍做准备。
我自己的人生旅程也刚刚过半，急性悲伤的迷雾虽已慢慢升腾，可那种悲伤，以及对于戴夫的思念仍如影随形。我继续挣扎着，摸索着这本书中讲到的许多方法。像许多其他经历过悲剧的人一样，我希望自己可以找到意义感、重寻快乐，并帮助他人去经历同样的事情。
回看经历过的那些最黑暗的时刻，现在的我，可以看到即使在那样的情况下都闪烁着希望的光芒。一个朋友提醒我，孩子们在墓地崩溃的时候，我对他们说：“这是我们生活中第二糟的时刻，既然已经扛过了最糟的那一个，这一个我们也一定能扛得过。未来只会越来越好。”然后我开始唱起从小就知道的一支歌，“安息平安”（Oseh Shalom），祈祷和平。我不记得自己为什么要唱起这首歌，后来我才知道，这是犹太教哀悼逝去的人时颂唱的赞美诗《珈底什》的最后一句，这也就解释了我为什么突然唱起了它。很快在场所有人都唱了起来，孩子们也跟着唱着，哭泣停止了。而在女儿的生日会那天，我从卧室的地板上爬了起来，整个生日会我都保持着微笑，令我最惊讶的是，女儿过得非常开心。
就在失去戴夫后的几个星期，我跟菲尔讨论了孩子们的父子活动，我们达成了共识，找人代替戴夫的角色。我哭着对菲尔说，“可是我想要戴夫。”菲尔抱着我说：“既然选项A已经关闭，只能选择该死的B选项。”
生活从来不完美，每个人的生活都有B选项。这本书就是要帮助所有人去选择那该死的B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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